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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30日清晨6点20分，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之一、著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教育家钱伟长院士辞世，享年98岁。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被周恩来总理称为中国科技界“三钱”。随着钱伟长先生离世，“三钱”的最后一位也离开了我们，中国科技界正面临一个大师凋零的年代。

长期跟随在钱伟长先生身边工作的上海大学终身教授、《钱伟长的治学理念和教育思想》系列图书的审订者戴世强特为本刊独家撰文，意在对钱伟长先生乃至“三钱”的大师之路作一番探寻，并尝试就当下人们关注的“钱学森之问”做一些初步回答。

家学渊源  名师熏陶

钱伟长出生在一个乡村知识分子家庭，祖父和父叔辈都是乡村教师。父亲英年早逝，钱伟长受四叔钱穆的影响最大，钱穆仅上过中等师范学校，靠艰苦奋斗自学成才，毕生著述甚丰，多达76部（本），经、史、子、集皆精通，香港学术界称他是“博通四部，著作等身”的国学大师。四叔不仅资助钱伟长完成中等教育，而且经常让其陪读，少年钱伟长跟着四叔博览群书，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底。

投考高中时，由于数理基础差，钱伟长以末名进入四叔任教的苏州高中，在那里得到了钱穆、吕叔湘、陆侃舆、沈同洽等一代名师的指点。尤其是数学老师严晓帆让他每晚去教师宿舍为他额外补课，两人一起开夜车，从此钱伟长养成了开夜车的习惯，而且是“六十年一贯制”。钱伟长先生生前曾说：“在苏州高中老师们的引导下，使我走出了为解决个人生活而学习的小径，启迪了我追求真理、追求学术探索的无尽向往。”

钱伟长成才最重要的里程碑是，18岁进了当时最好的大学之一——清华大学。他家境贫寒，幸好得到实业家吴蕴初设立的清寒奖学金的资助，才圆了大学梦。

进清华后，他经历了大家知道的“弃文学理”的抉择，如愿进了物理系。如他在回忆中所说：“我在大学本科四年中，得了终生难忘的良好教育。当时物理系有吴有训、叶企孙、萨本栋、赵忠尧、周培源、任之恭等6位著名教授，不仅讲课动人，而且同时都刻苦努力在实验室里从事自己的实验研究工作，他们经常工作到深夜。系内的学术空气浓厚，师生打成一片，学术讨论‘无时不在也无地不在’，有时为一个学术问题从课堂上争到课堂下……系里经常有研讨会，有时还有欧美著名学者来短期讲学、学术访问，如欧洲著名学者玻尔、狄拉克、郎之万都在清华讲过学，使同学接触到世界上第一线的问题和观点。”

在这批名师（特别是吴有训）耳提面命的教导下，钱伟长的学业突飞猛进。他经常从四五点学到晚上十一点（当然下午四点半一般在马约翰教授指导下参加体育活动），跟当时的数学系文员比赛“谁是清华第一用功生”；他不仅学了物理系的所有课程，而且根据学校自由选科的原则，修完了数学系等系别的主干课程，在数理化方面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幸运的是，钱伟长进入清华之时，正是著名教育家梅贻琦先生执掌校政，梅先生的坚持学术领先、优教优育、无为而治的办学理念给清华带来了十七年（含西南联大时期）的辉煌。钱伟长是受益者之一（紧随他的是钱三强等人）。正如钱伟长先生在《八十自述》中所说：“在大学四年和研究院的两年中，大大提高了我科学技术的认识，如饥似渴地追求着科学发展的国际轨迹，培养了阅读国际科技文献的爱好，对于数学、物理、化学各方面的新发展都精神奋发地去理解，去搜索。和同学彭桓武、张宗燧、傅承义等经常为一个新问题争辩到半夜两三点钟，这样的条件可惜一辈子中只有六年，这是最不可忘怀的六年。”

中西结合  学派真传

钱伟长成才的第二个里程碑是：28岁负笈西渡，接受西方先进文化的熏陶，得到了当时最优秀的一个科学学派——哥廷根学派的真传。钱伟长曾师从于哥廷根学派的传人辛吉（J．L．Synge）教授和冯·卡门（Th．von Karman）教授，哥廷根学派对他的学术思想和治学风格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对他成为学术大师有关键性作用。

1940年9月，钱伟长与郭永怀、林家翘一起，来到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成为该系主任辛吉的门生。半年后，他们取得了硕士学位，成为多伦多大学办学历史上最优秀的、最著名的中国留学生。郭、林二位转赴加州理工学院成为冯·卡门的博士生，而钱伟长当时的研究方向与辛吉完全一样，他们分别从宏观和细观角度探索弹性板壳的内禀统一理论，因此留下攻博。

辛吉认为，钱伟长的选题有前沿性，符合当时的迫切需求：随着飞机、火箭、大型结构物等的涌现，板壳构件变形成为普遍关注的热点，而当时的板壳理论五花八门，缺少统一的形式与分类。于是师生间反复切磋。那时辛吉应邀将参与庆祝1941年的冯·卡门六十大寿，就让钱伟长以此为题，赶写一篇祝寿论文。钱伟长连开了一个月夜车，到1941年年初，论文定稿，编入冯·卡门祝寿文集。钱伟长与世界一流的学术大师爱因斯坦、冯·诺伊曼等28人一起成为该文集的作者。钱伟长一举成名，大大增强了跻身于一流科学家之林的自信心。

钱伟长在《八十自述》中写道：“在加拿大多伦多和美国加州理工大学时，和Synge，Infeld教授交往很多，在加州理工学院也多次和vonKarman教授接触，他们都是欧洲哥廷根学派的传人。哥廷根学派是应用数学的倡导者，他们都有很深的数学根底，有更好的对物理过程的理解，都强调对物理过程的本质的认识是主要的，但在数学方法上从不吝惜使用，力求其用在刀口上，要用得漂亮，用得朴素简洁。……数学本身很美，不要被它迷了路，应用数学的任务是解决实际问题……”

1942年，钱伟长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弹性板壳的内禀统一理论》，并在创刊不久的美国《应用数学季刊》上分三篇连续发表，成为后来一段时间的弹性力学工作者必读的经典之作。而后，钱伟长到冯·卡门处做博士后研究，更多地接受了哥廷根应用力学学派的熏陶。

1943年，他在冯·卡门的指导下研究了薄壁柱体的变扭问题，两人多次讨论后，用全新的思路，完成了变扭率扭转的论文。冯·卡门审阅后高兴地说，这是他署名的弹性力学论文中最富有经典味道的论文。钱伟长与冯·卡门有过一次彻夜长谈，钱伟长说：“在这一晚的谈话中，使我充分理解了哥廷根学派的风格和追求，对我以后的科研工作有深刻的影响。”

这里对哥廷根学派做一简单介绍。哥廷根大学创办于1734年，长期以来是全世界的一个主要的数学中心。在学术研究和教学方面，素有‘德国大学王子’称号的哥廷根大学，以倡导自由、独创的学风闻名于世。这种治学精神终于使它成为培育20世纪科学巨匠的摇篮。正是哥廷根的一批学生，为原子弹和空间时代奠定了基础。哥廷根学派创始人克莱因认为，工科大学不仅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还应该真正懂得科学研究的方法。另一方面，数学家也需要具备一些工程技术基础知识。实际上，科学与技术密切结合是哥廷根大学的一大改革。此后几十年，它对全世界大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多伦多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钱伟长在学术理念上实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完美结合，他尤其懂得了哥廷根学派的基本特点——理论与实际结合，科学与技术结合，数学科学与应用科学结合，建立自由民主的学术氛围。他在这种氛围下逐渐成为大师，也把这种优秀的科学传统带回了中国。

“三钱”之路  如出一辙

受篇幅限制，本文不可能详细探寻“三钱”中的另外二位——钱学森和钱三强的成才之路。这里，只指出他们与钱伟长先生的相似之处：

——他们都出身于书香门第，青少年时代有良好的成长环境。钱学森的父亲是教育家钱均夫；钱三强之父是著名国学家钱玄同；他们都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自幼就懂得爱国当自强，学习非常刻苦认真；

——他们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都接受了最好的高等教育。钱学森毕业于名校交通大学；而钱三强则是比钱伟长晚两届的清华物理系的高材生；他们的大学教育，使他们在青年时期就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他们有欧美留学经历，在国外接受了名师指点，实现了东西方文化的结合，而且在三十岁左右就建功立业，开始跻身于国际一流科学家的行列。

因此，“三钱”成为大师决非偶然。

“三钱”都已远行，国人在悲恸之余，都在寻思：新的大师在哪里？于是，就有了“钱学森之问”。

回顾钱伟长等大师的成才之路，我的感悟是：

——大师不是计划出来的，诺贝尔奖不是靠拔苗助长规划出来的，大师是自然地成长起来的；必须通过优化成才环境，才可能有大师涌现；

——优化环境的头等要务是优化教育。人们都心存疑问，八十年前，我国的国力远不如现如今，为什么那时的清华、北大、交大（还有条件极差的西南联大）能培养出大师来，现在反而不行了呢？上个世纪我国拥有大师级的教育家、校长，如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等等，现在我们有吗？关键是我们缺少先进的教育理念和体制，缺少高瞻远瞩的教育大师，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没有条件奢谈大师；

——优化教育的要务是给办教育者足够的自主权。毋庸讳言，八十年前的大学校长的自主权比现今大多了，他们有最高的人事权、财权和外事权，现在有吗？大家还记得，蔡元培先生由于当年的北洋政府剥夺了他做校长的自主权，愤而辞职。现在，上海大学尽管不是名校，但却是内地办得比较有章法的大学，就因为它的校长钱伟长比上海市长“名头”还大，他拥有较大的自主权，他能在上级的支持（有时是被迫支持）下，放开手脚地干，干得比一些名校还痛快；

——必须实现东西方文化的结合。努力汲取我国古代教育和现代西方教育的先进理念，结合实际，为我所用。

还可以列举更多。在我看来，造就大师，首先要优化环境，为准大师的成长营造最好的环境，让他们自由地脱颖而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有更多的“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