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守锷，1917年出生于浙江南浔，“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火箭技术和结构强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41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留学，获硕士学位。1945年回国后，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和清华大学任副教授、教授，从50年代后期起，投身于我国导弹与航天事业，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海外游子归心似箭 千辛万苦回到祖国

1936年，屠守锷考取清华大学机械系。清华设立航空系后，他毫不犹豫地转到了航空系。1940年，屠守锷从清华大学航空系毕业，次年又以优异成绩取得公费留美资格，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硕士学位。

屠守锷无暇欣赏美丽的异国风情，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学业。两年后，他取得了科学硕士学位。随后，他应聘成为布法罗寇蒂斯?飞机制造厂的一名工程师，负责飞机强度分析。

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是简陋的，但这并未影响屠守锷的工作热情，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个宝贵的实践机会。要想造出中国自己的飞机，光有理论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实际的经验，而从事这份工作，正是自己长本事的良机。他整日伏案工作，掌握吸收所能接触到的技术。

患难中的祖国和亲人时时牵扯着屠守锷这位海外游子的心。1945年，抗战胜利了，历经浩劫的祖国百废待兴,屠守锷归心似箭。他辞去了工作，从东部的布法罗横穿北美大陆，历时40余天，到达西海岸的旧金山。没有客轮，他便搭乘开往青岛的运兵船，回到了祖国。

然而，国民党政府根本无意兴办民族航空工业，失望至极的屠守锷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培养下一代航空人才上。他在西南联大开设了航空专业课程。1947年，屠守锷到清华大学航空系任教，开始与进步人士接触。就在这个时候，他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思想，亲身的经历和眼前的现实使他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走向光明;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己的强国梦才能实现。1948年末，他毅然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人家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

1957年2月，正当壮年的屠守锷应聂荣臻元帅之邀，跨进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大门……从此，他的命运便与中国航天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从回国之初的任教、搞研究，直到1957年，屠守锷的专业都是飞机。“为啥改行搞导弹?国家需要啊!”掷地有声的话语，至今仍回荡在后辈的耳边。

屠守锷成为钱学森院长领导下的十大研究室主任之一，负责导弹的结构强度和环境条件的研究。没有资料，没有图纸，他和众多专家一起，既当研究人员，又当学生，在极为有限的条件下，搜集资料，摸索实践。

1957年9月，屠守锷作为聂帅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顾问，参加了与苏联的谈判，促成了中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导弹技术的引进。

1958年，屠守锷调任第五研究院一分院第二设计部主任，领导地空导弹的仿制与研制工作。在从仿制到独立研制的艰难历程中，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这使得他在研制第一枚地空导弹和地地导弹的过程中成了行家里手。

1961年，在苏联撤走专家的困境下，屠守锷走马上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副院长，参与领导一分院型号研制等科技工作。面对阻力，他只平静地说了一句：“人家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屠守锷是一个不信邪的人。他和同事们广泛听取意见，深入科研生产一线，潜心研究，制订了“地地导弹发展规划”即“八年四弹”规划，还参与制订出其技术发展方向，主持选定了中国中程、中远程及远程导弹等重大技术方案和技术途径。这个规划经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的中央专委会议批准实施后，对中国导弹与火箭技术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65年3月，由周总理主持的中央专委作出一项重大决定：尽快把中国的首枚远程导弹搞出来，并由屠守锷担任总设计师。此番他担任的总设计师角色，按钱学森的说法，既是技术总负责人，又是指导日常设计工作和最后拍板的技术决策人。屠守锷深知自己肩上这副担子的分量，而且留给他的时间又那么紧。

1968年，屠总他们终于拿出了远程导弹的初步设计方案。为了保证型号质量的可靠，在为期100天的总装测试中，年过半百的屠守锷始终坚持在一线。在屠守锷认为导弹可以出厂运往发射场试飞时，却产生了不同意见。问题很快提交到周总理那里。总理听完介绍，问：“屠总，你认为这枚导弹可以发射吗?”屠守锷回答：“该做的工作我们都做了，它的性能状态是良好的。我们认为，这枚作为首发试验的导弹，应该得到最好的考验，以便通过飞行试验，进一步检验我们的方案，从中找出不足。”这时，周总理支持了屠守锷。

1980年5月18日，屠守锷迎来了自己航天生涯中最重要的日子。这一天，作为中国第一枚远程导弹的总设计师，他在“可以发射”的鉴定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然而，当导弹准确命中万里之外目标的消息传来，原本内向的屠守锷却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双手捂着眼睛孩子般地哭了，这是20多年刻苦钻研、艰辛奋斗、忍辱负重后，各种情感凝聚在一起后的宣泄和释放。

长征问天，奠定大推力运载火箭发展基础

在对我国远程导弹攻关的同时，屠守锷还担任了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

1975年11月，由远程导弹改进而成的长征二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使我国的运载火箭开始进入实用阶段。

根据发射不同卫星的需要，屠守锷领导了长征二号运载火箭技术状态的适应性修改，研制成功了长征二号C运载火箭，运载能力等技术性能有了明显的提高。该火箭投入使用后，创下赫赫功勋，并对我国运载火箭技术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后来我国研制的长征二号E火箭，是以长征二号C为基础，经过捆绑助推器等技术改进而成，这也就是大家熟知的“长二捆”火箭;长征三号、四号系列运载火箭的一、二级也是以长征二号C为雏型。

20世纪80年代后，屠守锷还领导解决了若干重要型号研制中的关键技术问题，并参与了我国火箭技术发展重大战略问题的决策。

他积极倡导将我国自行研制的火箭打入国际市场，并多次提出发展捆绑技术。在担任长征二号捆绑式运载火箭技术总顾问期间，亲自指挥攻克了由于捆绑带来的结构动力学难关，与广大科技人员一道，在18个月内完成了火箭研制并实现首次飞行成功，创造了世界航天史上的奇迹，为我国大推力运载火箭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通过长期从事结构强度与振动研究工作的实践，他深感导弹与运载火箭全弹(箭)振动试验耗资大，而且费时费力。于是他一直致力于振动模态的分析计算工作，企求通过工程计算简化振动试验。

1983年，他提出了工程计算方法，并被长征二号C飞行试验所获得的振动遥测数据所验证，计算值与遥测值相吻合。1985年，他撰写了专题科技报告《火箭横向振动的振型与频率》，其中提出的思路与方法可以大大简化运载火箭的振动试验，既能避开建立大型振动试验设施的困难，还能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并将缩短研制周期。

1984年，我国导弹与航天技术80年代前期三项重点任务完成后，面临今后如何发展的重要选择。屠守锷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分析研究我国导弹与航天技术发展的历史、现状、差距，及其在国民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科学技术进步中的地位、作用，提出了关于导弹与航天科技发展战略的建议。他的建议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对制定我国导弹与航天技术新的发展蓝图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