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驾崩，大清国败象尽显，气数已尽。武昌义举后，面对举国排山倒海般的共和之声，大清最高统治者隆裕太后端在宝座上，已经完全没有了她姑姑慈禧太后的威严，不惜降尊纡贵，求梁士诒等保命。梁士诒是谁，为何隆裕太后会求他保命？

1为偿巨债，交通银行危难而生

提起梁士诒，自然要说说他与邮传部及交通银行的缘由。

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痛定思痛，决定兴起洋务运动以图自强，国有铁路建设逐渐展开。1881年，中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通车，标志着中国近代交通事业的起步。此后，不仅铁路，中国的航运、邮政、电报事业也日益蓬勃发展，当时称为交通四政。是大清国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为了统一管理交通四政，清廷于1906年设立了邮传部。所以邮传部当时是清廷极为重要的一个重要部门，也是晚清各方王公显贵和权臣争相争夺最激烈的实权部门。

但所有铁路的修建，都离不开外国银行的银两。国家铁路建设不仅达不到强国目的，反而因路权旁落，使外资逐渐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1897年，京汉铁路开始修建，当时是由俄法银行支持的比利时出面承建。铁路建成之后，管理大权落入比利时手中。但最让清政府担忧的是，京汉铁路横穿整个中原地区，沿途站点如果成为外商的租界地。一旦政局不稳，外国军队借助铁路可长驱直入北京城。是清廷的心腹大患。1907年9月1日是京汉铁路合同期满之日，清廷决定赎回此路权。

1897年后，中国人开始自办银行，但势单力薄，难与外资银行相抗衡。外资银行通过借款给清政府，攫取中国铁路的筑路权；通过赔款的清偿，控制中国的关税收入；通过进出口贸易，垄断国际汇兑，成为中国金融业的主宰。因此，发展中国自身银行业，已为当时朝野有识之士所关注。交通银行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开始筹建的。

晚清一系列的丧权辱国条约，国库已经消耗殆尽。为了赎回京汉铁路路权和办理铁路、轮船、电报、邮政等四政的外债，需要支付巨额银两。钱从哪里来？唯有开设银行，依靠发行债券票据股票募集资金。

1907年11月，梁士诒即向时任邮传部尚书的陈璧建议奏请设立交通银行，“外足以收各国之权利，内足以厚中央银行之势”。

在梁士诒等的极力建议下（梁士诒此时在邮传部为官），邮传部上疏朝廷奏请设立交通银行并获得批准。1908年3月，交通银行正式开业，交通银行总部设在北京前门外西河沿。1908年3月4日，北京分行开始营业。

交通银行一设立，就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北京城。它是集汇兑、储蓄、划拨于一身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并在全国主要城市都设立了分支机构。交通银行资本额为白银500万两，其中官股四成，商股六成，兼有普通商业银行和特许银行的双重身份。根据奏定章程，邮传部对交通银行的行务和人事拥有监督和审核的权力，交通银行的四位最高管理人——总理、协理、帮里、总稽查也由邮传部向朝廷提名任命。交通银行在用人上，奉行保押费制度，目的是防止员工携款潜逃。规定银行分行经理必须交纳白银一万两，保单银五万两方可上任。1922年2月，交通银行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临时股东总会，重点确定了新的营业方针，并通过了董事会提出的四条相关意见：

一是改变过去倾向于政治借款的经营模式，今后趋重于向工商业借款，扶助实业的发展。

二是发行独立，准备公开，定银行准备金为七成现金三成证券，并不得与营业金混合，随时任凭官商检查。

三是整理行务，进行裁员，亏损行实行收缩。

四是核实账目，将辛亥年旧账以及历年各行呆账亏耗，由历年盈余滚存公积金项下提补。

这次大会在营业方针上做出了重大决策和转折，在交通银行早期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交通银行的首任总理为李鸿章的侄子李经楚，其任职期间，不仅经营业绩不佳，而且公私不分，挪用交通银行大笔资金周济他本人的义善源银号，最后被朝廷罢免。

1909年1月1日，京汉铁路由中国完全收回，此事不仅使朝野上下一片沸腾，而且极大的鼓舞了国民的爱国热情。交通银行成为当时振兴民族经济的代名词。

梁士诒兼任交通银行总理期间，千方百计地为交通银行筹措资金，重振业务，甚至不惜动用自己昔日所聚之私财接济交通银行，并使用“缓提官存，新旧账分开”的方法，把辛亥之前的邮传部存款200多万两作为旧账，仿照大清银行(民国后为中国银行)的做法一律缓提。在梁士诒的努力之下，交通银行逐渐缓解了资金紧缺的困难，渡过了鼎革之际的难关。

梁士诒主政交通银行期间，还充分运用其政治权力和影响力不断“扩充”交通银行业务职能，使交通银行获得了发钞权和代理国库权，取得了与中国银行同等的国家银行地位，并和中国银行一样充当起北洋政府的财政工具。交通银行开始恢复元气，并且在东南亚国家设立了分支机构，承担民国临时政府对外的汇兑业务，交通银行俨然成为中华民国最值得信赖的银行。

梁士诒通过他和袁世凯的关系，要求交通银行缓提官府存款，把前大清政府的存款作为旧账，一律缓提；另一方面，梁士诒又把全部私产购买交通银行不良资产，使陷于困境的交通银行终于渡过了难关。

例如在募集公债方面，交通银行的成绩甚至超过了中国银行，在内国公债局首次募集的2100万元公债中，交通银行的份额占了第一位，达到630万元。而在对政府的垫款方面，截至1916年6月，交通银行对政府的垫借款额达到4600万元，其中财政部垫款占了约一半。

交通银行是当时的北洋政府“中央银行”，也是北洋政府的财政支柱之一。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交通银行总行也从北京迁入上海外滩。

2“五路财神”梁士诒

梁士诒是晚清民国初期在金融、政治、实业方面呼风唤雨的风云人物。梁士诒（1869～1933），广东三水人，与梁启超是佛山书院的同学。梁士诒的父亲梁知鉴，与康有为也为同一个老师。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因痛恨康有为、梁启超，也恨上了广东人。加上有人向慈禧进谗言。结果这位原本的一等第一名的梁士诒成了“梁头康尾”，变作慈禧眼中的康梁同党，不但不予录取，还险些有牢狱之灾。

就在被慈禧弃用的当年，梁士诒在唐绍仪的引荐下，被袁世凯聘为北洋编修局总办，主持北洋兵书编纂工作。自此之后，梁士诒青云直上，1906年，因其对经济和洋务的了解，得授五品京堂候补，在外务部丞参上行走。

1907年任京汉、沪宁等五条铁路督办，经营有方，使得铁路盈利剧增，赢得“五路财神”的美誉。后主持创办交通银行，1907年任大清邮传部铁路总局局长。

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为挽救危亡，推出袁世凯收拾残局。1911年11月16日，袁世凯组阁，梁士诒任邮传部大臣，兼任总统府秘书长。同时担任交通银行总理，并被授予“勋二位”之爵衔。正是在此期间，他的“二总统”之名不胫而走，风光一时无两。

3是非功过转头空

1915年，袁世凯意图称帝，利令智昏的梁士诒伙同袁克定、杨度等人积极地为袁世凯组织请愿活动，同英法等国公使周旋，不惜牺牲国家的利益以换取列强对帝制的支持，一方面又操纵交通银行，积极地为帝制筹措资金。但袁世凯的倒行逆施遭到了各方的强烈反对，蔡锷等人在云南首举义旗，发动讨袁护国战争，在全国的一片声讨声中，众叛亲离的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一场闹剧最终草草收场。梁士诒也在袁世凯死后被列为帝制祸首而遭到通缉，被迫一度流亡日本。

1918年军阀张勋率领八千辫子兵攻入北京城，企图恢复清王朝统治。梁士诒虽然外逃日本，但对交通银行仍有遥控能力，他指令交通银行支付巨款支持段祺瑞剿灭张勋的复辟活动。

不久，段祺瑞恢复了北洋政府的统治权，梁士诒则因借款有功而取消通缉回国。

1921年底，梁士诒重新出山。大总统徐世昌任命他为国务总理。梁士诒由于在西原借款问题上的失误，遭到直系军阀的攻击而下野。梁士诒再度逃往日本。

1925年，国内财政状况更为混乱，北洋政府为解决财政危机，电邀尚在通缉中的梁士诒回到北京。收拾濒临崩溃的财政金融残局。

梁士诒重新回到了交通银行。他的经营理念遭到多数董事的强烈反对。交通银行仍执行原定业务方针。

在1926年底交通银行董事会上，梁士诒十分伤感地说：

十几年殚精竭虑，期望国富民强，可惜国家四分五裂，我辈操劳又有何用？

不久，梁士诒辞职离开了他开创的交通银行，一去不回。

据说，梁士诒临终前曾对家人说：“余一生所负毁誉，不可胜计，向不置辩。自信世界上必有深知我者。”

梁士诒不尚空谈，是位实干家。无论在朝在野，无论政治、经济、财经、实业都有建树，被称为“财神”、中国的摩根。

梁士诒虽然在袁世凯洪宪帝制中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为当时还处于初创时期的交通银行的发展壮大作出了贡献，中国近代民族金融事业的发展史中梁士诒应该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