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严恺先生，早已心向往之。出生于1912年的严恺，新中国水利界的一代宗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双料院士。自1938年从荷兰学成归国，投身祖国的水利事业，他的足迹踏遍了中国的江河湖海；他的杰出成就，在国际水利界享有盛誉……

难忘荷兰

1986年10月，荷兰海牙国际机场，严恺享受到荷兰人迎接国家元首的礼仪，他这次来是参加一项特殊的典礼。

已经建成了众多世界水利杰作的荷兰人，充分意识到防洪问题的重要性、紧迫性，荷兰政府在二次大战之后不久，经济还处在恢复时期，就下决心投入数十亿美元巨款，并奋战三十余年，修建了举世闻名的三角洲工程，建成了又一项世界之最——能够抵御四千年一遇特大风暴的东斯赫耳特防风暴大闸。大闸由62座巨墩支撑，这些巨墩全部用世界著名科学家的名字命名，其中的一个闸墩被命名为严恺。

这是筑坝王国为中国科学家树立的一座丰碑，而严恺此行的目的就是应邀出席大闸的落成典礼。与严恺同时参加典礼的贵宾中，有法国总统密特朗、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比利时国王等。

严恺当场挥笔题词：“Great Wall on the sea Wonder of the world（海上长城，人间奇迹）”。他的巨幅照片和介绍性文字出现在荷兰报刊上。

51年前那个只身闯荡荷兰的东方学子的身影仿佛就在眼前……

严恺上小学的那一年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那一年，中国正在经历一场空前的文化涅。这多少在严恺的性格方面留下烙印，他视创造为生命的第一要义，在任何一项工程中都极力体现他的创造精神，体现他的征服欲望。

严恺刚出生，父亲严文炳就应本家兄弟、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之一——鼎鼎大名的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严复先生的邀请到京师大学堂任教，同时在北洋政府海军部任职。严复是清政府最早选派到英国格林尼次海军大学深造的留学生，后来成了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早期改良主义者严复虽然在论文《原强》中提到过欧洲的“均贫富之党”，也曾在译述的《天演论》中提到过“均富”说，但他主张维新变法，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号召人们救亡图存。童年时代的严恺生活优裕，可7岁丧父，11岁又失去母亲，靠着在宁波铁路部门任工程师的二哥严铁生提供经济支持，才读完了小学和中学。

为了减轻二哥的负担，严恺成了一个频繁跳级的“神童”。1929年暑假，严恺在家度假，二哥下班后说：“哎，四弟，你现在在家没事，不能去考一个学校吗？”严恺说：“我高中还没毕业，考什么学校呀？”二哥说：“试试嘛！”严恺就真的去试了，不想这一试还真的就试成了，他被二哥曾就读的高等学府——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录取了，不过很悬乎，是备取生，而且是第二名。巧的是，这个第二名还真的替补上了，在11月份拿到了入学通知书。

能考上大学是很不容易的，严恺当然高兴，可二哥犯难了，想了半天，说：“四弟呀，你念中学我还能将就着供应，可念大学就不是一个两个钱了，你再找一找大哥吧。”二哥又给曾任海军副舰长的大哥严又彬写了一封信，信上说：“这个四弟呀，一定要帮他念书，他念书从来不做第二人。”

严恺知道这些钱来之不易，所以生活尽量节俭，同时加倍努力地学习，1933年，严恺以全班第一的优异成绩领取了唐山工学院的毕业证书，并且获得了工学士学位。

1935年，蔡元培先生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期间，决定选拔一名土木专业的技术人员到荷兰留学。

荷兰是水利工程的圣地，学土木的谁不知道这个留学名额的价值？严恺一听到消息，便立刻从武昌乘船直下南京。7月，严恺从所有选手中脱颖而出，考取了中央研究院选送的庚款赴荷兰学习土木、水利工程的研究生，于1935年10月到达了离荷兰首都海牙7公里的大学城，迈进了德尔夫特科技大学。它是荷兰最著名的以应用科学为主的国立大学，严恺成为在该校学习土木工程的第一位中国人。

荷兰面积不及中国的1/200，当时人口还不到1000万，它西、北两面临海，全国1/3的土地海拔不到1米，有1/4的土地低于海平面，荷兰人在与大海争夺生存空间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创造了许多水利工程奇迹。在荷兰留学期间，严恺并不满足于课本知识，一有时间就跑出去做实地考察。3年的时间里，他沿着荷兰1075公里海岸线实地考察了海港和水利设施，千方百计地与德尔夫特水力试验所联系，到所里参加他们的模型实验。他的目的只有一个：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与实际应用能力，将来更好地为祖国的水利和海港建设事业效力。

1938年夏，严恺面临最后的毕业面试，主持面试的是布克曼教授，他以博学和严格闻名，很少有人能第一次就赢得他的满意，因为面试不及格而不能毕业的学生大有人在。布克曼的话严恺现在还记得：你们是搞土木工程的，一个小小的错误都是大量的金钱与血汗啊！

面试时布克曼教授提的问题很多，涉及的面也很广，有的甚至超出了考试范围，当严恺回答完最后一个问题时，布克曼教授的眼睛亮起来，面露喜色，跟严恺开玩笑地说：“真遗憾，我无法再见到你了！”

这一句玩笑里包含着布克曼教授对严恺的欣赏。

7月，严恺获土木工程师学位。

爱的港湾

中国是个洪涝灾害频繁的国家。我们查一下历史就可以知道，从公元前206年汉朝初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2155年间，全国一共发生过比较大的洪水1092次，平均每两年发生一次洪水。长江流域，在这2000多年中发生过200多次大洪灾，平均每10年一次。而多灾多难的黄河，据史书确切记载，自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间，黄河下游一共有543次决口泛滥，大的改道就有9次，这在世界河流史上也是罕见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全民族抗战的消息传到荷兰。1938年11月，严恺乘上马赛到上海的邮轮。

由于上海已经沦陷，于是在越南西贡停泊的时候他改乘西贡到海防的轮船，从海防走滇越铁路前往昆明，一方面是因为二哥严铁生正在昆明，另一方面中央研究院也已迁至昆明，他要去傅斯年任总干事的中央研究院。

1938年12月，他到了昆明，一安顿下来，立刻找到傅斯年任总干事的中央研究院，但研究院却无法很快给严恺提供合适的岗位。正好云南省农田水利贷款委员会需要工程师，严恺便去了那里，负责调查农田水利状况，为水利工程贷款。

昆明对于严恺有着特殊的意义，不仅因为他回国的第一站就是昆明，也因为他在这座春城结识了西南联大经济系二年级学生陈芳芷，得到了自己终生的幸福。

1940年2月，严恺接到了已从南京迁到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的聘书，受聘为水利工程系教授。这一年严恺28岁，这一年陈芳芷毕业，这一年他给她写了好多信。“后来我就说，我们结婚吧。”严老在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说，“1940年7月，我们就登报结婚了，从重庆乘飞机到成都旅行一趟，算是举行了结婚仪式。”

重庆中央大学水利系和航空系是1937年新成立的系，水利系多是留学回国不久的年轻教授讲课，严恺就是其中的一位。当时没有课本，也没有印发的讲义。虽然严恺上课时带来了自己准备的教材，但极少翻阅，全凭记忆，在黑板上边写边讲，几乎将授课内容全部用英文写下来，连一些公式、数据也是凭记忆写出的。只要你跟得上，抄记下来，就是一份基本完整的讲义。

1941年7月25日，严恺幸福地做了父亲，但伴着妻子眠歌的却是日本鬼子飞机的轰炸声。严恺买了一个大菜篮子，把儿子放在篮子里，一听到空袭警报就赶紧提着篮子往防空洞里跑。有时跑不及，炸弹在不远处爆炸开来，他就躬着身子把菜篮子里的儿子护住。他当然知道这样做并没有什么用，但他除了敞开自己的怀抱，还能做什么呢？有时候，炸弹很近，屋上的瓦片都被炸碎了。而就在这样的轰炸声中，严恺往返于家与中央大学之间，担任水利系教授的课程，他没有耽误过一节课——岂止是耽误，就是连迟到也没有过。因为他的杰出表现，他被行政院水利委员会聘为讲座教授。

抗战时期，在重庆中央大学简陋的教室里严恺讲授河工学、灌溉工程和港工学三门主课。当时的学校黑板报报道说：“同学某君听至佳处，不禁跳出座位。”一时传为佳话。

遗憾的是时间不长，严恺就不得不离开中央大学。1943年，蒋介石兼任中央大学校长。有一天，蒋校长突然一身戎装来到了中央大学，来了就训话，看到这一幕，严恺丢下一句对蒋校长“不敬”的话：“他蒋介石想当什么官不行，偏偏要来当什么大学校长，你们看看，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难道他那个样子就像个大学校长。”愤然辞职。

1943年10月严恺离开重庆，应黄河水利委员会的邀请前往西安，加入了因为抗战而西迁至此的黄河水利委员会，任黄河水利委员会技正兼设计主任，参加治理黄河工作。他在一年半时间内负责完成了“宝鸡峡水电站”、“渭河治理”、“黄河下游治理”等重要规划设计项目。1945年3月，他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宁夏工程总队总队长，率领近百名工程技术人员对宁夏地区黄河流域进行综合的地形测量和水文勘测，提出整个灌区的改建和发展规划，编制了《宁夏河东河西两区灌溉工程计划纲要》。1946年10月，他又回到黄河水利委员会担任研究室主任，研究根治黄河的综合计划，想为黄河治本问题做些探索和研究工作，同时还兼任河南大学水利系主任、教授。

从1943年任职黄河水利委员会，到1952年赴南京组建华东水利学院，严恺的足迹踏遍了祖国北方的各大水系。在宝鸡峡勘测过程中，他上高山，下深谷，有一次从山坡上滑了下去，幸好下面有一条小沟，这才没出大意外。同事们都吓出了一身冷汗，可严恺自己爬上山坡，继续向前，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他走起路来快步如飞，一小时走七八公里路，快得叫人跟不上。有一次走得太急，又要爬山，布鞋小，挤得大脚趾化脓，他坚持着把工作做完才去看，结果医生说太迟了，这个脚趾甲可保不住了。严恺说，那就拔掉吧，说得比医生还轻松。为了搞好勘察，一壶水、两个鸡蛋、几个馒头，他就能撑一天。

在贺兰山的深处，几十里没有人家。荒山野岭，严恺带着人，背着行李，找到人家就投宿，卸下门板就当床，第二天一大早再给人家装上。如果没有人家就露宿大山，夜里虱子、跳蚤无孔不入，咬得人坐卧不宁。

1948年2月，他被聘为交通大学水利系教授，同时由上海市公用局聘为港工讲座。此外，还担任过上海港规划和钱塘江口治理的顾问工作。他设计了突破传统的直墙式钱塘江海塘，一种新型的斜坡式海塘，抗涌潮效果良好，至今屹立于杭州湾北岸。

天津情结

天津是严恺生命里的一个重要驿站，不仅仅因为他1912年8月10日出生在这个港口城市，更因为天津新港回淤问题研究是他建国后负责的第一项重大研究课题，这也是新中国的第一项重大航运工程。

1951年8月25日，中国科学院一份急电发往上海交通大学严恺处：“我院聘先生为专门委员，并请代表我院为塘沽新港建港委员会委员。政务院已通过，即请俯允电复为祷。吴有训25日。”接到电报，严恺立刻复电：同意担任塘沽新港建港委员会委员！至此，严恺参加了新港的恢复、改建和扩建工程。

位于渤海湾的天津塘沽港（后更名为天津新港），是1939年日本为掠夺、盗运我国资源而修建的半拉子工程。日本投降时，拿走或销毁了所有建港资料。由于缺少原始建港资料，一直不能有效解决航道淤积问题，港口陷于瘫痪状态。

作为北京的东大门，天津新港自有其特殊的价值，再加上天津作为我国重要的工业与港口大都市本身发展的需要，在此重建一个大港势在必行。

然而，因为新港位于海河口渤海湾顶部的淤泥质潮滩上，泥沙不断回淤成了港口存在与发展的主要障碍。难题摆在这里，但当时新中国在国际上尚处于被孤立、被封锁的状况，没有人会来帮助。即使有人愿意帮助，天津新港的泥沙回淤也是中国的国情，国际上并无先例可循。再说，仅有的一点建港资料，也被日本人全部带走了。显然，建港的事业只有完全依靠我国自己的科学家了！解放初期，天津新港的回淤研究被列为国家和中苏科技合作的重点项目。当时水电部一位苏联专家说，新港的问题很复杂，类似的问题苏联也没有解决。言下之意就是，中国人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援华的苏联水利专家曾说过这样的话：“中国的河口是世界上最多的，掌握的河口资料是世界上最少的。”

1951年当严恺被政务院派来重建塘沽新港时，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局面。为了使淤积瘫痪的港口起死回生，严恺和同事们从头做起，一边调查勘察，一边测绘、记录，逐步建立起港口及周围海域的气象、水文、地质地貌等一整套珍贵资料，受到当时苏联专家的好评。在此基础上，严恺成功提出了解决港口回淤问题的方案，为该港的改造、扩建和日后发展奠定了基础。

1952年，塘沽新港虽然宣布开港，万吨级的轮船可以乘潮入港，但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高昂的：每年都需要挖除泥沙500万—600万方，花费350万—400万元以上的资金。对于一个当时年吞吐量不到200万吨的港口来说，这笔费用可是太昂贵了。而且，泥沙问题始终是个困扰。

1955年5月，43岁的严恺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56年，十二年科研远景规划把新港回淤问题提到了重要的位置上来。1957年，新港回淤问题订入122项中苏技术协作项目之内，协作名称为：“减轻新港回淤措施的研究”。国家把协作任务交给交通部，时任交通部副部长的谭真来到南京，找到已兼任南京水利科学研究所所长的严恺等同志开会，表明交通部希望南京水利科学研究所来承担新港的回淤问题研究。当时在场的许多专家都面露难色，认为没有研究条件。只有严恺力排众议说有条件，我们可以也应该承担起这项艰巨的工作。

严恺在直接领导新港回淤问题研究时，创立了“理论指导、科学实验、现场观测三结合”的学术指导原则。理论上，强调海岸动力学、地貌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提出科学的理论描述；进行新港细颗粒泥沙特性和水工模型试验研究；同时强调研究工作一定要建立在对港口气象、水文、地貌等等方面进行实地考察勘测与调查的基础之上。

严恺组织国内十多个单位对港口及其周围海域进行了空前规模的气象、水文、地貌现场勘测与调查，开展大量的专题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回淤问题经过水文泥沙、地质地貌、港口航道等多门学科的联合攻关，突破了细颗粒泥沙回淤难题。1958年在海河口修建了挡潮闸，对控制港口回淤起了重要作用。

这一项研究成果为新港的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也证明了淤泥质岸滩仍可兴建深水港口,这对国内外建港理论都是一个重大突破,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在这一研究基础上，结合新港发展规划继续进行了多年的研究,现在已经可以比较准确地预报港口和航道的回淤量。

2001年春天的一个下午，重返天津的严恺欣慰地回顾了新港的发展历史，他轻轻地说出了一串沉甸甸的数字，这一串数字并不是什么天文数字，但却会让整个水利科学界都永远记住它的分量：

1952年，新港的吞吐量只有170万吨；

1988年达到2100万吨；

1993年达到3000万吨；

1995年达到5000万吨；

2000年达到9566万吨；

2001年突破1亿吨，成为仅次于上海港的第二大港，天津塘沽新港是世界上水域面积最大的人工港。

随着中国淤泥质海岸研究的不断扩大与深入，严恺提出的“海岸动力学”和“海岸动力地貌学”两门新边缘学科也得到迅速发展，逐步形成相对独立而较为系统的新学科。在他直接指导下，1980年，由河海大学（原华东水利学院）薛鸿超、顾家龙、任汝述编写出中国第一本《海岸动力学》。1989年，由华东师范大学王宝灿、黄仰松编写出中国第一本《海岸动力地貌》。这反映出，中国在此学科领域已进入国际先进行列，严恺成为我国海岸动力学和动力地貌学的主要奠基人。

力促三峡工程早日上马

自从严恺选择了水利的那一天起，他就注定了要与长江结下不解之缘。正是这条狂傲不羁的大河，蕴藏着无限巨大的能量。古往今来，有很多科学家、思想家想要把这巨大的能量发挥出来。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就提出了在三峡建坝的美好设想。我们也都还记得另一位伟人毛泽东的豪放诗篇：“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三峡水利枢纽工程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争议。人们一方面看到长江的巨大能源优势，看到化水害为水利后长江上发电、灌溉、航运一片升平景象；另一方面却对目前的开发能力、长江尤其是三峡的自然与人文环境的保持与维护深表担忧。

60年代，严恺兼任长江口整治研究领导小组组长，参加了长江上游金沙江流域的勘察、规划工作；1960年领导了长江口航道整治，指导上海港扩建工程；70年代以来，他兼任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技术委员会顾问，参与重要项目的攻关；参加了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大型水利枢纽工程的规划、论证，并极力主张该工程宜尽早上马。

上世纪70年代，他参加了我国当时最大的水利工程——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技术指导与重要技术攻关工作。1973年，为解决葛洲坝水利工程中的复杂难题，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他率“中国水利考察组”到美国进行了为期八周的技术考察，为工程续建提供了科技资料。当时中美关系处于微妙阶段，严恺率领的代表团在美国既受到热烈欢迎，又备受瞩目，所到之处，新闻记者穷追不舍。严恺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有理有节、不卑不亢地回答记者的各类问题，一时成为新闻人物。

葛洲坝建成以后，严恺参加了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大型水利枢纽工程的可行性论证工作，他一贯主张三峡工程宜尽早上马，这将对我国经济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979年5月29日，严恺飞赴北京，参加向党中央、国务院汇报三峡工程的论证工作，他力主三峡工程尽快实施。风险当然是有的，但只要有了胜利的把握，严恺的心里便总是充满了征服的豪情，因为这是他有生之年魂绕梦牵的重大项目。

80年代，他兼任长江口航道治理领导小组成员、科研组组长，为解决10万吨级轮船驶入长江口，确保宝钢码头的前沿水深出谋划策。

1983年由严恺起草的第一份《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可行性报告》提交国务院。鉴于三峡工程的极端重要性与复杂性，1986年4月，国务院又做出决定，由水利部牵头，成立长江三峡论证领导小组，广泛组织与工程有关的各方面专家，对三峡工程的可行性再次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论证。严恺应邀担任泥沙专家组顾问和生态环境专家组副组长。

1988年8月，严恺作为中国水利学会的理事长，主持了长江三峡“对中原湖区影响”、“对河口影响”座谈会和长江三峡以上地区“历年来沙变化趋势”讨论会。

为此他多次在有关会议上大声疾呼——

1989年2月27日至3月7日的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第十次（扩大）会议：“三峡工程在综合开发利用长江水资源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对我国经济建设，具有深远的影响，要充分看到三峡工程的巨大防洪、发电和航运等方面的综合效益。要争取三峡工程早日兴建……”

基于忧国忧民之心，严恺对某些问题直言不讳。某高层领导在可行性报告报审之前说，主张上的有道理，主张不上的也有道理，并说当前正在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三峡工程五年内不会考虑。严恺认为这是缺乏科学依据的讲话，是对三峡工程这样重大的水利工程不负责任，他在会上就严肃认真地说：“我认为在可行性报告即将报审还未见到报告时，就急于对三峡工程表态是不够慎重和难以理解的。即使作为内部讲话、个人意见也是欠妥的。”

1990年7月，国务院召集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为了参加这次会议，严恺提前结束了正在荷兰参加的国际海岸工程会议（ICCE），于7月12日赶到会场，作了发言：“从主观上讲，我是希望三峡工程能够尽快上马的。”每一次论证就是一次拖延，但每一年的洪水季节，住在扬子江边的严恺都提心吊胆。他的担心不是多余的。第二年，即1991年夏天就爆发了全国性的特大洪涝灾害，造成国家损失约3000亿元人民币的惨重后果。而如果三峡工程在1986年上马兴建，工程造价也只有300亿元。

1992年1月15日，严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从生态与环境角度看三峡工程》一文，并得出结论：“总之，修建三峡工程宜早不宜迟。”

文章发表后两个半月，即1992年4月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动议。

1994年2月25日，严恺又亲临三峡工程现场，受聘担任中国长江开发总公司技术委员会顾问。

1994年12月14日，三峡工程举行了隆重的开工典礼，已经82岁高龄的严恺先生静坐在长江岸边，倾听着江水的澎湃声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1995年5月，严恺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1997年11月8日，令全世界瞩目的时刻，严恺坐在长江三峡大江截流的观礼台上，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全国人民共同分享了大江截流的巨大喜悦。

2000年6月6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东方之子”为了配合两年一度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大会，播出了院士专访系列节目，第一位推出的就是严恺。6月1日，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一期已经完工，航道水深已达8.5米，通航在即。严恺掩饰不住兴奋之情来到上海，在长江口的航船上，严恺万端感慨凝成一句话：“大自然美啊，大海尤其美。”这是一个与水利与海洋打了七十多年交道的世纪老人对自己所献身事业的崇敬与热爱。

在“东方之子”节目中，严恺感慨中国的水利史开始之早，同时也对我们今天把“水利”一词理解得太窄深感忧虑。他说：“司马迁在《河渠书》中说：‘甚哉，水之为利害也。’水利这个词很好的，外国是没有的。水利不仅仅是工程的问题，而且是对水资源的利用。这个海啊，的确了不起，对于我们是个很好的资源，我们应该利用好它。要兴水之利，防水之患。”

“严”字当头

新中国成立后，严恺除担任江苏省人民政府委员、省水利厅厅长外，还在1952年筹建了中国第一所水利高等学校——华东水利学院（今河海大学）。草创时期，千头万绪，严恺首先抓师资队伍建设。建校初期有16名教授、5名副教授，其中多数是他请来的学科带头人。为了给他们创造教学、科研、生活条件，严恺咬牙一次买下了20幢花园洋房。

1982年，当华水建校30周年之际，作为教育家，严恺先生提出了熔其教育思想和治学、做人之道于一炉的十六字校训：“艰苦朴素，实事求是，严格要求，勇于探索。”正是在这样一位我国水利与海岸工程界泰斗的领导下，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河海大学发展成为以水利为特色的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教学科研型多学科性全国重点大学，也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学科最齐全的水资源专业高等学府。

为了自己所钟爱的水利事业，严恺向个人健康挖掘潜力，争分夺秒挤时间。无论在校工作，还是外出勘察、开会等，严恺都绝对准时。起初司机不了解这一点，有时提前到了，就按喇叭催他，严恺对司机说：“别按喇叭，我会准时出来的。”后来司机发现，严恺上车与约定的时间不过相差几秒钟。

去北京开会，如果是乘火车，他总是叮咛买66次车票，如果工作人员买了其他车次的票，他会发脾气。后来工作人员在一次党员民主生活会上向他提意见，严恺认真听取了批评，并检讨自己发脾气的错误后说：“我这一把年纪了，再也浪费不起时间了。66次火车从南京到北京是晚间运行，这样我上车那天照样可以干手头的工作，上车后睡一觉，第二天到北京又可以办不少事。”

严恺一贯以守时著称，可自己用的却是一只老怀表，每次会议开始，严恺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将怀表从身上取下，放在自己面前的桌子上，以便严格掌握时间。这块怀表是30年代在欧洲留学时买的。秘书建议他买块手表，使用起来可能方便些。严恺说，这块瑞士产名表走得非常准，怎能扔了呢！

曾长期与严恺共事，担任过水利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钱正英院士说：“与严老的交往中，我深深体会到他那‘严’字当头的特点。在1956年以前，他并非中共党员，但在讨论华东水利学院工作时，他对党员干部以至党委书记提意见，都是直言不讳，从无顾虑。以后我虽不兼任院长，由严老担任这一职务，但他每次来京，必电话告我，或在办公室或在我的家里，他对工作，对我个人以至对国家大事有什么意见，都是坦诚相告。有时候，他推开办公室门，坐下来就提意见。全国水利工作的一些重大问题，我也随时向他请教。几十年来，水利建设的一些重大决策，如江河治理、葛洲坝建设、三峡论证以及水利机构设置、人事安排等等，他都认真负责地参与研究。他提的意见，都是从大局出发，经过深入思考的，明确中肯，使我受益匪浅，我很庆幸有这么一位师长和知交。”

传闻中严恺最爱吃面条，其实那是他为了推掉应酬，才“篡改”了自己的口味。原来，严老的名气很大，水利事业又需要各地奔走，每到一地，当地的领导为显示尊重与热情，总是摆上一桌酒席宴请他。起先，他总是严词拒绝，搞得彼此都很尴尬。后来再遇到宴请，他也不说什么，只是推说自己身体不好，请主人上一碗面条，然后快速吃完。后来一位下属问起严老“爱吃面条”之事，严老说：“我并不爱吃面条，我要求吃面条，是因为它简单，吃完了就可离席。”

1997年，他主持提出了长江口南支北槽整治方案，建议开辟12．5米深入海航道，使5万吨级海轮和第三、第四代集装箱船全天候驶入上海港，为把上海建成国际航运中心创造了条件。这项工程的第一期工程已于1998年1月27日正式开工。

严老的抽屉里摞满了大大小小的工作笔记本，这是他的宝贝，是他几十年工作的记录：“我几十年参加的工程项目不少，天津新港、长江口、珠江口、太湖流域、钱塘江、葛洲坝等，到哪里我都随身带着笔记本，随时记录有关情况、数据，遇到问题我常查过去的记录。有些我现在还在整理。”

虽然儿子从来没有得到过严恺的特殊关照，但是父亲对于事业的执著追求却指引着儿子的职业道路。严恺的儿子严以新读完博士从美国归来，继承父业，现在他已是河海大学副校长。

2005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看到严恺时，曾亲切地说道：你们严氏一门三代都搞水利。严以新曾对笔者说道：“由于从小在家里看到的就都是水利方面的书，就连父亲给他们讲的故事，都是水利前人的事迹，所以自己虽然后来完全有机会选择别的大学和专业，但还是选择了与父亲研究领域类似的海洋及海岸工程专业，继续从事水利事业。”如今，严恺的长孙也入了这一行，严氏一门搞水利已经延续到了第四代。

严恺，一位把人生的价值写在江河湖海之上、万千桃李心中的水利大师，他对祖国的深情，反映在他人生的足迹、赤诚的奉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