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搞短平快，创新性成果少，缺乏团队精神，迷信所谓学术权威，崇信洋教授洋成果等。

这些现象会让学术生态“滋生病菌”。

“舍得了功名，耐得住寂寞，坐得稳冷板凳”，这是中国地质大学殷鸿福院士给当代学术开出的“药方”。今年夏天，84岁高龄的他不顾35摄氏度的高温，奔波于全国各地讲学，再次用实际行动为“问道争朝夕，治学忌功利”作出注解。

“学术研究不能功利化，要取真经”

殷鸿福曾经当了17年助教，17年里他没有发表一篇论文。那个年代，学校辗转多地办学，大家很难静下来做学问。因为热爱，他从全家每月60多元生活费里挤出钱来搞科研。1978年，科学的春天来了，他两年内发表了10篇论著，为搞“金钉子”打好了基础。

“金钉子”是全球界线层型剖面和点的俗称，被誉为地质学上的奥林匹克金牌。《国际年代地层表》公布全球只有100多枚，谁能摘下，谁就是世界领先。

“金钉子”研究首先是标准问题。100多年以来，国际上一直采用耳菊石作为界定二叠纪—三叠纪的古生物标准。“学术上不能盲从，我相信在中国一定能做出世界水平的标准。”1986年，殷鸿福提出以牙形石微小欣德刺的首次出现作为三叠纪开始的标志。面对各国专家的质疑，做剖面选点、开展区域调查、全球对比生物地层、破解美德专家抵制、赢得国际三轮投票……2001年，他终于把这枚“金钉子”钉在了浙江煤山。

谈到为什么要搞“金钉子”时，殷鸿福说，我国改革开放后才开始搞，比国际上晚了十多年。二叠纪—三叠纪界线是全球公认的“硬骨头”，我国地质条件得天独厚，中国学者有责任攻克这枚“金钉子”。

团队成员童金南教授评价，只争朝夕和绝不功利是“金钉子”的辩证法。学术上既要争分夺秒，跟时间赛跑、跟国际同行竞争，又要做到从不投机取巧、从不弄虚作假，直到取到真经。

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地球生物学

“院士是学术荣誉，但不是永久招牌。唯有把创新当成生命，才能为国家创造新的价值。”殷鸿福58岁就当选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之后仍然坚持走在创新的高速路上。20多年里，他主持或参与的项目三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是当选院士后获奖次数最多的院士之一。

1982年，殷鸿福放弃美国提供的丰厚条件毅然回国。当时地球生物学在美国已经萌芽，但国内还在搞传统古生物学，他想把这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带回中国。为了闯出地球生物学发展的中国路子，“每天不是在图书馆实验室，就是在野外搞地质勘查”，成了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工作标配”。

搞科学不能只靠拿来主义，要敢于在未知领域“碰钉子”，否则早晚会被别国“卡脖子”。殷鸿福始终把目光投向国际前沿，全力在基础理论上做原始创新。1994年，他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古生物地理学，被国际同行誉为“一个具有全球意义主题的无可估量的指南”。后来，他又开创一系列分支学科，构建了比较完整的生物地质学学科体系。

进入21世纪，地球生物学在国际上正式成为一个学科。殷鸿福努力跟国际前沿并跑，提出“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地球生物学”。什么是中国特色？跟国际相比，选择重点抢攻地质微生物。这项研究需要借助纳米级光学显微镜，从化石中找出几十亿年前的微生物，难度可想而知。但最难闯的关口在于，区分种类繁多的微生物不能靠形态，要靠搞清楚它们各自的独特分子式。地质微生物学被称为“在针尖上跳舞的学科”，2011年入选了《中国学科发展战略》，现在还被引入了大学课堂。

“做好学问，首先要学会做人”

“长期以来，我们在人才培养上有一个误区，认为成绩好就是人才，这跟立德树人的要求差距很大。”殷鸿福说，“高校培养学生，德行是打头的，不能让学生手里攥着高精尖的技术，心里却没装着祖国和人民。”

“一位教师如果只做好科研，而没有把成果转化为教学的活水，他的教师身份是不完整的。”每年9月，殷鸿福都给地质学专业的本科生讲授《普通地质学》，给全校博士生讲授《科学方法论》。虽然同一门课今年讲了明年又讲，但是他的备课比普通教师还要认真。他多次利用出国交流的机会，随堂选听国外的精品课程，回国后讲给学生们听，让他们了解地球科学的最新进展。

“要想教好学、做好研究，首先要学会做人。这是殷鸿福用60多年的实际行动，给我们上的一堂生动示范课。”同事们说。

殷鸿福认为，科普与科学教育、科学研究同等重要。作为名誉馆长，他参与筹建了武汉自然博物馆，让自然教育更好地走进了市民的日常生活。他先后出版《生物演化与人类未来》等科普图书，被列入了“中国科普大奖图书典藏书系”。他笑着说，能让更多孩子爱上科学、保护地球，是他余生最大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