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钢是上海的骄傲，也是全国的骄傲。二十几年来，宝钢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其间历经几次惊心动魄。

1978年12月23日，宝钢在上海宝山县的长江沿岸动工兴建。二十余位科技界、经济界专家学者组成了宝钢技术顾问委员会，同济大学校长、桥梁力学专家李国豪学部委员（院士）任首席顾问。

顾问委员会成立不久，一期工程的高炉区、焦炉区、初轧区和炼钢区建设工地均程度不等地出现桩基位移，最大的达到50厘米。各种议论与指责纷至沓来：“把工厂建在沙滩上，真是瞎胡闹！”、“国家还这么穷，拿出300亿来建厂，吃得消吗？”、“这么大的工厂，环保怎么搞呀？”……其间还夹着一些不怀好意的谣言。后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文章《替宝钢算一算账》，把宝钢建厂选址是否恰当的质疑公开化了。1980年9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有代表就宝钢问题，向冶金部部长唐克进行了尖锐的质询。面对如此大的压力，宝钢何去何从？1980年6月，顾问们齐集宝山宾馆讨论桩基水平位移对策。对这类问题，桥梁力学专家李国豪是有丰富经验的。这次，李国豪经实地考察后，认为是由于附近开挖基坑引起土体移动，从而产生桩基位移。

7月份学校放暑假。李国豪独自一人在家里参考试验结果，用了整整一个暑假的时间，写出了一份1.3万字的论文：《关于桩的水平位移、内力和承载力的分析》。那一年李国豪已67岁。

后来，对于位移桩的处理，宝钢采用了李国豪的研究结果。结果既节约了资金又缩短了施工时间，终于解决了这个大难题。

一波甫平，一波又起。差不多与桩基位移同时，中央要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提出基本建设必须压缩。1981年初，有关领导部门提出：宝钢“两板”（指“热轧板”和“冷轧板”）退货；二期工程停建；对一期工程进行论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归纳起来两个字———“下马”。

面对宝钢生死存亡的大问题，顾问委员会的顾问们也和宝钢人一样坐不住了。李国豪和顾问们对宝钢做了认真细致的调查，再三斟酌，彻夜难眠。最终他拟出了自己的发言稿，决定坦率直言：不要孤立地看宝钢，要从上海、从全国来看，全国一盘棋。不顾客观现实，浮夸提6000万吨钢是不对的。但现在放了宝钢，日后将会感到是错误的。今后我们的国家还是要向6000万吨、一亿吨钢发展的。

一期工程不能下，二期工程也不能下，这是宝钢的两条腿。一条腿不能走路，技术、经济上不合理，是错误的。对宝钢事业，历史将会作证。

在李国豪发言的基础上，顾问们逐渐形成了共识，即对宝钢工程采用“缓中求活”的方案，提供中央作决策咨询方案。随后，方案被上海市委和国务院领导采纳。宝钢工程在停顿了一年后又继续开工了。

宝钢一期工程续建后，又遇到一个争议激烈的大问题———引水工程问题。宝钢原先打算从长江取水，后发现长江水在海水倒灌时氯离子含量超出日方提出的防止设备腐蚀的标准，因此，决定改从距宝钢72.5公里的淀山湖取水。

但取淀山湖水与上海市民用水有矛盾，亦可能造成湖水污染。对此，众说纷纭，一时难以决定。李国豪认真细致地分析了各方面专家的意见，权衡利弊得失。1982年4月5日，他写了一封信给上海市副市长兼宝钢政委陈锦华，并当面恳切陈词，建议从技术、经济和发展考虑，采用江边筑库从长江取水方案。

不久，宝钢就作出从长江引水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