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春天，冠状病毒SARS闯进了人们的生活。中国大陆5327人感染、349人死亡。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导致了一次巨大的社会危机，一场抗疫战争在中华大地打响。

十年过去了，我们面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建立了哪些上报和预防机制？国家医疗机制，以及对政府重大信息披露和应急机制建设有了哪些进展？“非典”十年之际，人民网采访了钟南山院士、时任小汤山医院院长张雁灵、感染SARS病毒的医生姜素椿、亲临救治一线的作家毕淑敏、公共卫生专家和医护人员，以及“非典”康复者等，试图从各个维度来观察这次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深远影响。

【“非典十年”系列之一】

对于很多曾经遭遇2003年"非典"的人们来说，钟南山是他们的主心骨，他是"抗非"斗士。钟南山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医生，须对人民的生命安全负责，他的出声是义不容辞的。

2013年3月28日，人民网记者在广州采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

【钟南山采访实录】

【钟南山】：我记得第一次去北京的时候，第一次参加记者招待会的时候，我记得那次我比较多的强调就是在北京不同的医院出现了一些病人，这样的话的意思，这个事情并不是说很严重的意思。我记得有一个记者直接问我：你觉得现在非典是不是已经控制了？我当时就没什么思考就说没有控制，顶多就是被遏止了。当时，说实在的病原也不知道，病程的危害也了解的不够清楚，怎么治也不完全有把握，而且还在不断地传染。这样的话，怎么能说它受到控制呢？结果境内境外都发表了，发表了以后，当然也有些什么，我当时只是从学术的层面来考虑到，这只是一个讲我自己遇到的情况，遇到的问题。

【钟南山】：信息公开这个东西需要有一个辩证的看法，从基本来说应该是公开的，但是要看什么事情。比如说，突然出了一个核事故，核事故当然是要公开，就像日本那样。但是政府应该首先要知道，而且应该知道应该怎么对待，完了以后再公开。要是连政府都是第一知道，什么情况都不了解，一下就公开的话，引起恐慌。但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向公众报告原来的面貌，一些情况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对的，是要这么做的。比如灰霾，比如那个时候的疫情，一般来说，你越是向公众坦诚，透明地报告这个现状，而且有自己的想法，该怎么做，我想就会跟公众共同心连得很近，共同来对待这个事情。你说为什么一开始当时就有隐瞒的？这个是什么原因？你刚才讲了，一个是不想让大家知道，怕引起社会混乱，这是最多的。第二个是对这个东西不认识，这个也是的。包括我接触香港的一些官员，包括在这儿的官员，他真的没想到这个事会造成这么大的后果。因为谁都不知道，他会这么传染，而且传染以后在国际上造成了10%的死亡，都是青壮年。死亡是很大的事，这个是对疾病它的发展的未来不认识。这个是情有可原的。但是，我们国家在“非典”以前，常常就习惯把一些不好的东西或者说疫情，把它盖起来了，盖起来或者把它变小。这个好多了，有好多这样的例子，一旦老百姓知道，就会拉大对政府信任的距离。

【钟南山】：涉及到公共卫生的事件，绝对是预防为主，早早发现。就像这次甲流，我们中国做得很漂亮，外堵输入、内防扩散，很快控制这些传染源。做得最漂亮的是疫苗。从2009年5月份发现这个马上做基因检测，知道了它的全基因就开始做疫苗，到9月份就已经上市用了，到了2009年底，接近一亿人接受了治疗。整个做得非常漂亮，做得很好。但是后来它自己有自己的规律，后来甲流整个就下去了。对于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事，我们积极地进行预防性地治疗，我绝对认为是正确的。灰霾我同样认为是这样的，有的人认为我对它的严重性夸大其词。这个我是从国外的很多人家观察了20几年的资料得出来的：每增加10个微克的PM2.5每立方米会有什么情况？心脏病增加3%、慢阻肺增加3.1%、平均的病死率——各种原因的病死率以25微克为界，每增加10个微克增加1%，这些都有很详细的数据。像美国观察26年，观察了1100个肺癌病人的整个发展过程，发现每增加10个微克病死率增加15%到27%，都是非常准确的观察。国外有这些资料我们可以印证，我们不可能等国内的，过若干年印证完了再来预防那太晚了，和降焦减坏一样的道路，国外1950年开始做这个宣传，最后过了几十年证实它一点都没用。中国90年代才开始做这个，现在就用这个来拼命宣传，抽烟的人、抽低焦油的越来越多，切断了这个东西，非要等到自己证实是什么，晚了。聪明的一个领导者、聪明的医生、高水平的医生，就是防患于未然，上工治未病，从自古就知道。所以要等到那个时候再来说危害有多大，你还没证实，这是个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