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给我们的最好的东西就是它所激起的热情。”值此翁心植先生百年诞辰之际，让我们再次解读其历史贡献，感悟其家国情怀，传承其精神文化。这是对翁先生最好的纪念，也是历史给我们最好的馈赠。

翁心植（1919—2012）

临床医学家，内科学与呼吸病学家，中国控制吸烟运动开创者。

1919年5月10日出生于浙江宁波，1937年就读于北平燕京大学医预系，1940年考入北平协和医学院。1942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协和医学院停办，先后辗转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上海医学院、中央大学医学院、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1944年在重庆中央医院进行内科实习。1945年被征调到国民党军队及军医院，其间担任重庆相国寺陆军医院内科代理总住院医师。1946年获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毕业证书及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授予的医学博士证书，同年参加工作。

1947年在北大医院任职期间，发现和诊断了国内首例高雪氏病；1949—1957年任职于北京人民医院，创建了用于诊断黑热病和血吸虫病的简制抗原方法；1957—1965年任职于北京友谊医院，在世界上首次报道了白塞病并发心脏瓣膜损害；1965年起在北京朝阳医院工作，组织开展了中国人体温调查；1972年开始参与组织全国肺心病防治协作研究，率先将肝素用于肺心病治疗；1975年首创肺心病监护室；1978年起在国内倡导并长期致力于控烟工作，两度获得世界卫生组织颁发的控制吸烟金质奖章。

199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1999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06年获中国呼吸医师终身成就奖。

宁波多人才，翁氏一门三院士

近年来，网上关于宁波院士的讨论越来越多。截至2018年，甬籍院士人数已达116位，稳居全国各大城市之首。为何宁波孕育了一大批院士，甚至被称作“院士之乡”？显然，这与宁波崇文重教的传统密切相关。自古宁波就是出人才的地方，历代各类人才绵延不绝。近现代以来，宁波科学家更是群星璀璨。其中，翁氏三院士——翁文灏、翁文波、翁心植，恰如三颗亮星构成的大三角，熠熠生辉。

翁家原为绅商家庭，到翁文灏这一代时，开始接受西式教育。翁文灏先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地质学“海归”博士，也是我国地质学的奠基者之一。继堂兄翁文灏之后，翁文澜、翁文波等相继漂洋过海，追求科学并卓有成就。翁文波先生是我国石油地球物理勘探与测井、石油地球化学事业的创始人。而翁文澜先生则在近代“医学救国”的思潮影响下，选择医学作其终身的事业。

在父亲翁文澜的影响下，原本心仪化工专业的翁心植，于战乱之中最终选择到燕京大学医预系学习，随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在这个“医学家的摇篮”中，翁心植打下了坚实的医学理论知识基础，为未来从医做好了必要的准备。

然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协和医学院再无宁日。战乱之中，生存尚且不易，何谈学习？可是，翁心植刚刚走进医学的殿堂，怎能轻易放弃学医？于是，在家人的支持下，他前往上海就读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不过，习惯了“见面讲英语，行路带小跑，办事死规矩”的“协和标准”，翁心植不愿意在松散随意的圣约翰大学虚度光阴。不久，他又转到素有严谨、勤奋校风的上海医学院就读。只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半年之后，上海医学院也被敌伪控制。翁心植决定到大后方去学医。从沦陷区上海到国统区成都约2000公里路程，翁心植坐火车、徒步、搭乘汽车甚至货运车，还要乔装打扮、过封锁线、躲避检查，用了整整34天终于到达中央大学医学院，就读一个学期后又集体转入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一年后，翁心植作为实习医师进入重庆中央医院学习，时值应元岳、乐文照等教授亲自教导，谆谆诱导式的教学查房使他对内科愈发感兴趣。

个人命运从来都是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在战争时期尤其如此。正在实习的翁心植需要去青年远征军服役两年，经变通后转往重庆寸滩第一后方医院实习。由于表现出色，内科主任王辨明教授在调往重庆相国寺陆军医院时，就带上了翁心植，并任命其为内科代理总住院医师。

历尽坎坷，辗转大半个中国，先后就读6所大学，在4所医院实习，进入燕京大学10年后，也就是1946年7月，翁心植终于获得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毕业证书和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授予的医学博士证书（1922年至1949年，华西协和大学医科毕业生同时获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证书）。

功底显锋芒，诊断首例高雪氏病

知识是经验的产儿，特别是在医学这个充满经验的领域。

1947年，北大医院内科病房收进一个15岁的男孩，出现不明原因的脾肿大伴贫血、白细胞和血小板减少等“班替氏病”症状。可是，按照大夫提供的“班替氏病”治疗方法进行诊治后，患者病情并不见起色。年轻的翁心植不禁对诊断产生了怀疑，他详细了解了患者的病史，当得知其哥哥、妹妹也有类似病情后，猜测患者罹患的可能是罕见的遗传病——高雪氏病。

当时，我国尚未有过任何关于高雪氏病的报道。那些临床经验丰富的大夫、教授大概也从未想过，这个初出茅庐的住院医师居然会质疑他们的诊断。甚至有人不屑地说：“真要是高雪氏病的话，可以把这个患者送到故宫博物院展示去了。”

经验能避免错误，但同样也会带来新错误啊！翁心植坚持给患者做了骨髓穿刺，所获涂片中果然发现了高雪细胞，且血清酸性磷酸酶明显增高，高雪氏病确定无疑。翁心植随即给患者进行了脾脏切除手术，术后很快康复，目前仍健在。

一个好医生，应当从病人的现象以及他的症候群，推断可能的病症，再加上病理检查，最终予以确定。正是靠着大胆猜测、小心求证，翁心植不断攀登医学的高峰，相继在黑热病、肺吸虫病、血吸虫病等疾病的临床诊治上取得丰硕成果，甚至在白塞病、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的诊治上再创辉煌。

曲径可通幽，发现雄性激素与冠心病的关系

据世界卫生组织2017年的报道，心血管疾病是全球的头号死因，每年死于心血管疾病的人数多于其他任何死因。心血管疾病包括冠心病、脑血管疾病等各种心脏和血管疾患。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有大量研究表明，高血糖、高血脂和吸烟是导致冠心病的主要危险因素。

除了这些因素，是否还有其他重要因素呢？翁心植注意到，临床上服用雌激素可以预防冠心病，也可降低患冠心病妇女的病死率。那么，雄性激素是否也与冠心病有关呢？他联想到我国民间有阉公鸡、劁公猪的习惯，通过割去公鸡或公猪的雄性生殖器，动物会变得肥胖多脂，能卖个好价钱。这意味着，雄性激素可能与高血脂有关。

可是，怎么能够证明人体也有类似的规律呢？他又想到了我国封建皇室遗留下来的特殊人群——入宫前被彻底阉割的太监。解放后，我国的最后一批太监集体居住在一个特殊的敬老院里。经有关单位协助并征得太监同意后，翁心植于1961年开始深入研究雄性激素与冠心病的关系。如其所料，他发现长期缺乏男性激素可引起血清胆固醇、中性脂肪增高，使动脉粥样硬化易于发生。而对太监补充雄性激素后，其血清类脂质有所下降并趋于正常。

为了进一步从理论上证实上述推论，翁心植又将做了去睾术的雄性家兔与正常雄性家兔作对照，进行了一系列动物试验，再次印证了补充雄性激素可以防治冠心病的设想。随即，翁心植又进行了人体对照实验，证实应用睾酮剂或肌肉注射睾酮制剂对于老年男性冠心病患者具有较好的效果。不过，由于后者具有较大副作用而妨碍了其本身的应用。

“若无某种大胆放肆的猜想，一般是不可能有知识的进展的。”翁心植在雄性激素与冠心病方面所作的一系列研究，在当时的医学界引起了一阵轰动。对此，他如此总结，“医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要积极实践，善于总结，提高到理论水平后，才能有所发现和有所创新。”

滴水终穿石，创建呼吸疾病研究所

提起北京朝阳医院，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这是北京最好的呼吸内科医院”。即便从全国范围来看，朝阳医院的呼吸内科也是数一数二的。殊不知，在上世纪60年代，朝阳医院还被老百姓用谐音讥称为“遭殃医院”。正是在翁心植等一代又一代医务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朝阳医院逐步发展壮大。以肺心病防治为契机，翁心植效仿美国医学中心呼吸衰竭监护组，于1975年在朝阳医院率先建立了危重肺心病监护病室，显著降低了住院肺心病患者的病死率。

通过对肺心病的深入研究，翁心植意识到肺心病虽属心脏病，但根源却是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或其他肺部疾病。于是，他把自己的研究从肺心病拓展到整个呼吸系统。通过不懈努力，1979年，花甲之年的翁心植终于在朝阳医院创建了北京市呼吸疾病研究室，开展了各项基础研究工作，并陆续获得卫生部、北京市等多个省部级科技奖项。

“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翁心植对此深有体会。1986年，北京市呼吸疾病医疗研究中心在朝阳医院成立，翁心植任中心主任。抱着对业务精益求精、不断进取的精神和对病人的满腔热忱，翁心植坚定执著，一步步地推进呼吸疾病研究的发展，使之终于迈上新台阶——1999年，原先局属的呼吸疾病医疗研究中心，升格为市属的北京市呼吸病研究所。翁心植也成为我国首个将呼吸专业从大内科分离出来的人。

有记者曾问翁心植：从1979年开始，一直在为成立这样一个研究所而四处奔波呼吁，到了1999年才有了结果。20年的时间相当漫长，为什么要如此执着地去争取办这个研究所呢？

翁心植的回答是这样的：“长期以来，一般的医院和医生都是有‘心’没‘肺’，只注意‘心’的毛病而不重视‘肺’的毛病，所以各省市都有心脏病研究所，却没有呼吸病研究所。事实上，国际上也是研究心脏病的进展比较快，对于呼吸病的进展比较慢。但是，呼吸病发病率很高，应该重视。所以，我觉得要成立一个呼吸病研究所。”

的确，长期以来，呼吸病的研究在整个医学界都是不被重视的。可是，翁心植注意到，呼吸病与心脏病等“富贵病”不同，在劳动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中死亡率尤其高。“医务工作者除了要有过硬的业务技术外，更要有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这是基本的、必备的条件。”翁心植从人民的需要着眼，以高瞻远瞩的格局与视野，推动了呼吸疾病研究所的成立。

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春，一场可怕的“非典型肺炎”（SARS）突然袭来，严重威胁到全国人民的生命健康。SARS流行期间，北京市呼吸病研究所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路是脚踏出来的，历史是人写出来的。人的每一步行动都在书写自己的历史。”我国呼吸学科的发展大概分为结核病、肺病和泛呼吸肺学三个阶段。作为我国现代呼吸病学发展第二个历史阶段的领军者，翁心植以“我国慢阻肺和肺心病防治中的学术和业务之魂”，成就了其在呼吸学界的历史地位。

上医医未病，发起控烟运动

要说世界上最广为人知又最没用的口号，“吸烟有害健康”恐怕位居榜首。这个道理在如今看来人人都懂，但回溯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多数人还未意识到吸烟对人体是极为有害的，普遍认为吸烟是正常的生活习惯和嗜好，是一种很好的社交应酬手段，也是一种不错的休闲消遣品。那时候要是在街头劝导人不要吸烟，很可能会引来嘲笑甚至讥讽。

当年，翁心植基于多年来对心血管病、呼吸疾病的研究，愈发意识到吸烟有百害而无一益。面对我国吸烟人数众多、由吸烟致病甚至致死人数居高不下的状况，作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务工作者，翁心植深感痛心、忧虑。

“一名大夫，除了为个体看病之外，如果能从人群水平、在更大范围内防治疾病，则为上医上善。”怀着发自内心的社会责任感，翁心植开始不遗余力地投入到全国范围内的控烟运动之中。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他给时任卫生部部长崔月犁写信，建议成立专门组织领导全国开展控烟工作。次年，经国务院批准，卫生部等四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宣传吸烟有害与控制吸烟的通知》，控烟宣传在全国勃然兴起。

“行动，只有行动，才能决定价值。”这是翁心植常说的一句话。

在翁心植的影响下，崔月犁终于在1978年戒掉了抽了33年的香烟；一次，翁心植在市人代会上看到市长点了烟，马上递了张小纸条到主席台，希望市长带头宣传吸烟有害，市长看到纸条后，当即把烟掐了；第一次与准女婿见面，翁心植就说“做我的女婿，不准抽烟”。

在翁心植身体力行的督促和推动下，我国的控烟运动艰难而顽强地起步了。

只有全面掌握我国吸烟人群的相关情况，才能提供精准的控烟工作方向、准确评估控烟运动的成效。为此，翁心植主持开展了全国50余万人的吸烟情况基线调查，搜集基础资料。这不仅填补了国内这一领域的空白，也是当时世界上所有吸烟与健康流行病学调查中，人数最多、地域最广、统计数据最全面的一次调查。

“任何一种观念，都不是一朝一夕所形成的，观念的改变，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翁心植明白，想要实现人人“以不吸烟作为正常社会生活准则”，绝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宣传和教育，还要结合必要的行政措施和立法手段才能成功。

在他持之以恒的努力下，中国第一个吸烟与健康协会——北京市吸烟与健康协会，于1987年宣告成立；1989年，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或健康合作中心移至朝阳医院；1990年，中国吸烟与健康协会宣告成立；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国家和社会加强吸烟危害健康的宣传教育，禁止或者限制在公共交通工具和公共场所吸烟，劝阻青少年吸烟，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正式写入法律。

翁心植在我国乃至国际控烟方面所作的努力和成绩，让我们离清洁健康的无烟世界更近了一步。1989年5月31日，在第二个“世界无烟日”这一天，翁心植荣获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颁授的“烟草或健康纪念奖”，并被称为“中国控烟之父”。2001年，翁心植再次荣获WHO颁授的“烟草或健康纪念奖”，这也是迄今为止两度获此殊荣的唯一一人。

时至今日，控烟工作依然举步维艰。可以想象，几十年来翁心植开展控烟工作是多么不易。然而，他始终相信，“这是一项有益于人民、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若干年后，我们今天所做的努力将会被社会所肯定，人民会感谢我们的”。

1996年，中华医学会决定提名翁心植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推荐材料中称，“翁心植是我国医学界公认的继张孝骞之后、在内科界博与深兼备的最负盛名的医学专家”。

2012年，翁心植不幸离世，内科界有人感叹：“翁心植一去，内科从此无大家。”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