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
联系站长
加入收藏
 您现在的位置: 中华民族精神网 >> 文章 >> 个人精神 >> 学习成才 >> 学习方法 >> 正文  
  钱穆的文史功力是如何炼成的?       ★★★
钱穆的文史功力是如何炼成的?
[ 作者:邹金灿    转贴自:南方人物周刊    点击数:176    更新时间:2020-02-10    文章录入:admin ]

 

[摘要]钱穆曾说我自7岁起,无一日不读书,每日求有所闻。我脑子里心向往之的,可说只在孔子一人。别人反对我,冷落我,我也不在意。我只不情愿做一孔子《论语》中所谓的小人。


    何处是中国?

19494月,江苏无锡。

江南大学教授诸祖耿在无锡车站送别朋友钱穆。钱穆是应广州华侨大学邀请,赴穗任教。他告诉诸祖耿,一个月后回无锡。俩人都没有想过,这会是他们此生的诀别。话别诸祖耿后,钱穆先去了上海看望老师吕思勉,然后乘船赴广州。

这一年,一股更加求新、求变的风潮,将当年新风潮的领导者胡适和傅斯年,震荡出中国大陆。

钱穆没有兑现跟诸祖耿说的话,他随华侨大学迁去了香港,看着满街流离失所、无处问学的青年,在手空空、无一物的条件下,与唐君毅等人创办了新亚书院以及新亚研究所,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在香港,他牵挂大陆的家人,一心想将他们接到香港生活。但子女们选择了拒绝。

钱穆决意不回大陆。在颠沛流离中,他的新亚书院逐渐有了名气。1963年,在港英政府的主导下,新亚书院与联合书院、崇基书院合并,成立香港中文大学。这个名字是钱穆定的,他将一所港英政府治下的高校命名为中文大学,用心如何,一看便知。中文大学成立后,钱穆与校方的矛盾很快显现,他无法认同校方在用人等重大问题上的处理方法,而校方也对他的建议多不采纳。失望之下,再加上行政事务确实影响著述,最终他离开了新亚。为示抗议,他选择了辞职而不是退休,为此失去了一笔可供安享晚年的退休金。

1967年,香港难民潮涌起,这块弹丸之地变得不安起来。钱穆决定移居台湾。这时候,猝逝于1950年的傅斯年,以及去世于1962年的胡适,没能看见故园文革的发生。

抗战胜利后,钱穆就淡出学术界的主流平台。1946年西南联大完成历史使命,北大、清华、南开各自复校北平。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职务,其时不在昆明的联大同事都接到了聘书,钱穆却没有等来聘请通知。

不能回北平了,他选择留在昆明,任教于五华书院,同时到云南大学兼课。当时西南联大的同事中,留在昆明的仅有两人,其中一个是刘文典。刘文典是出了名的瘾君子,除了在云南大学上课外,整天都待在家里吸鸦片,极少见外人。听说钱穆在昆明,却马上出门,步行到其住处畅谈——所有认识刘文典的人,都对他这个举动十分惊讶。

然而钱穆没在昆明待多久,就因为胃病复发回到了家乡,在无锡新成立的江南大学做文学院院长——那是1948年,也在这一年,胡适、傅斯年主持评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确定了81名院士名单,钱穆落选。

严耕望说,以钱穆当时的成就与名气,却未能入选首届院士,令中研院被讥为诸子皆出王官。关于落选的原因,严耕望分析说,盖自抗战之前,中国史学界以史语所为代表之新考证学派声势最盛,无疑为史学主流。唯物论一派亦有相当吸引力。先生(钱穆)虽以考证文章崭露头角,为学林所重,由小学中学教员十馀年中跻身大学教授之林,但先生民族文化意识特强,在意境与方法论上日渐强调通识,认为考证问题亦当以通识为依归,故与考证派分道扬镳,隐然成为独树一帜孤军奋斗的新学派。而先生性刚,从不考虑周围环境,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之勇决气概,故与考证派主流巨子之间关系并不和谐。

有意思的是,学界巨公不欢迎钱穆,却欣赏钱门弟子,严耕望就是在傅斯年的赏识下进入史语所。1958年胡适到台湾出任中研院院长后,严耕望鼓起勇气向胡适写了长信,建议他选钱穆为院士,以洗脱中研院排斥异己的形象。

胡适同意了。然而直到胡适去世,钱穆都未能成为院士。根据严耕望的委婉说法,是由于院内少数有力人士的阻挠,导致钱穆并未通过。余英时曾说,中研院领导层中,还是胡适对钱穆的成见最浅。1967年,中研院内部终于对钱穆成为院士一事没有异议了,严耕望去找钱穆签名,不料遭到拒绝,先生拒绝提名,相当愤慨地说:民国三十七年第一次选举院士,当选者多到八十馀人,我难道不该预其数?无奈之下,严耕望只得通知中研院撤销提名。

到了1968年,在严耕望的争取下,钱穆终于同意提名,成为院士,接近全票通过。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晚到了20年的头衔,也仅比弟子严耕望早两年。

1958年元旦,张君劢、唐君毅、徐复观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这被视为新儒家流派形成的标志性文本。文章刊发前,张君劢等人邀请钱穆签名。笃信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清代学者章学诚语)的钱穆,拒绝了这个签名。自此之后,他与新儒家渐行渐远。

据余英时回忆,1964年钱穆辞去新亚书院的职务时,向哈佛燕京学社申请补助,以撰写《朱子新学案》,这是他晚年最重要的著作。燕京学社这项补助一向只针对学术机构,不针对个人。这时新亚方面希望钱穆也辞去研究所所长的职务。钱穆不得不以个人名义申请这项补助,在杨联陞的帮助下才获通过。

钱穆在新亚时期的学生叶龙说,钱穆的离开,与新亚内部一些人喜欢拉帮结派、排斥异己有关,走的时候并不开心。

台湾这个地方也未能让他安度晚年。1986年,钱穆在素书楼上最后一课时告诫学生:你们不要忘了自己是一中国人。接下来几年,他陷入了素书楼风波中,当时的台北立法委员陈水扁与台北市议员周伯伦,指责他居住在素书楼是非法占用公产,逼他迁出。

尽管非法占用说法并不属实,但钱穆决然于19906月搬出住了二十多年的素书楼。两个月后,他撒手人寰。余英时认为,他无疑是带着很深的失望离开这个世界的。

我们应该用眼睛照亮这社会

叶龙告诉我,钱穆先生相处起来很和气,但非常有威严。有一次他请钱穆改文章,钱穆提出意见,他随口说了些反对的话,钱穆马上就不改了——认为他所持的并不是虚心请教的态度。这令叶龙极其后悔,数十年后谈起此事,仍懊恼不已。

这符合钱穆某些时候的峻厉形象。

《朱子语类》里记载了朱子这番话:凡事回互,拣一般偎风躲箭处立地,却笑人慷慨奋发,以为必陷矫激之祸,此风更不可长。孔子在陈,思鲁之狂士,盖狂士虽不得中,犹以奋发,可与有为。若一向委靡,济甚事!……大凡只看道理合做与不合耳,如合做,岂可避矫激之名而不为?

1930年代,钱穆撰文介绍近百年几个儒者的读书主张,谈到陈澧(1810-1882年,字兰甫,清末广东大儒,著有《东塾读书记》等书)的读书方法时,他认为陈澧只是看到了时人的病,开出来的药方却温和有馀,峻厉不足,不能振聋发聩。这个峻厉的主张,可与朱子的慷慨奋发互相发明。

钱树棠在抗战期间曾求学于迁到四川的齐鲁大学,入国学研究所追随钱穆。在他的印象中,老师的民族意识极强,曾对他说:中国人自己的铁路,为什么车站站牌上,中国字下面偏要注上英文拼音?汪伪汉奸政府将它一律取消,这一点却做得痛快。只是他们将来会不会注上日文,这可难说了。一次,美国教会派人来到齐鲁大学调查情况,钱穆负责接见,向美国人介绍情况时,他把时间一律讲成民国某年。美国人问:民国x年到底是一九xx?钱穆严肃回答:我不知道。

思想峻厉、处世温煦,并存于钱穆身上。在叶龙的记忆中,钱穆很能克制自己的情绪,评议他人时,口不出恶言,比如他对于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不聘请他这件事,其实是有意见的,但多年相处,也只听他不经意地提过一两次。

在西南联大时,经常有人向钱穆请教。学生对这位老师,先是敬畏,熟悉后变成敬爱。每逢周末,学生成群结队去钱穆宿舍问学。由于地方小,来的人往往是一批出来,另一批再进去。

这些前来请教的人各式各样:西南联大的学生,其他大学的学生,银行、报馆、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年过50岁的人……对于他们,钱穆没有丝毫疲倦厌烦的神态,一一耐心作答。学生李埏不解,说:有的人只是慕名而来,只是瞻仰先生风采的,为何也耐心作答?钱穆举了范仲淹的例子:范仲淹带兵打仗时,18岁的张载带着兵书求见,范仲淹劝他读《中庸》,张载记取这番话,后来成了一代儒宗。钱穆告诉李埏:孔子说,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我宁愿失言,也不肯失人。

严耕望1941年来到齐鲁大学追随钱穆,报到的第一天,钱穆领他到住处,对起居饮食、铺床叠被、整理书物等一切琐事都耐心指点,并且一天里来其房间五六次,对这位学生关怀备至。50年后,严耕望回忆起这个场景,仍然不禁涕泪横流。

1957年,钱穆在新亚学生的毕业典礼上致辞说:我们当抱赤子之心,以迎接一切。我们应该用眼睛照亮这社会,光明是从我们每个人的眼中发出去的。

到了台湾后,这位老人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北京大学教授龚鹏程告诉我,他接触钱穆时,钱先生已是暮年,温讷谨厚,没有盛年气象,但仍能让人感受到是一位有德长者。他听严耕望这些钱门老学生说,钱穆早年是很能跟学生玩在一起的,他们常一人持一棍去爬山。

龚鹏程说,钱先生回台湾演讲,在淡江大学礼堂倒塌被砸之后,身体肯定是受损了(注:1952年,钱穆在台湾淡江文理学院惊声堂演讲时,屋顶水泥大块砸落,伤重入院)。晚年楼居为常。古人云筋力之减,皆称新来懒上楼,钱先生则是罕得下楼出门。问学者都在客厅中见。政界人物来,亦不接待,任其随席听讲而已。对我辈,因非真正弟子,较客气,多称兄。于我则称龚先生,我称他钱老师或先生。怡然蔼然,论学若话家常,大关节处却极敬肃,不苟且。而不甚道人是非,评价师友均极见分寸。许多成名学者,恃老卖老,动辄狂言骂世、自吹自炫,先生不然。

耐得住大寂寞

20157月,苏州耦园。钱穆的幼女钱辉女士,和她的丈夫一起,与我在此地相见。对于钱家来说,耦园是一个特别的地方。

1939年夏,钱穆从云南来到香港,将《国史大纲》书稿交给出版家王云五,嘱咐他尽快交付商务印书馆出版。匆匆出书,这不符合钱穆的惯例。《先秦诸子系年》从启动写作到正式出版用了12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花了5年。但战争局势的不明朗,让他不能不将《国史大纲》尽快出版。

交了书稿后,钱穆到了上海,在战火中潜回苏州探望母亲。此时他的妻子也从北平回到苏州。钱穆变换姓名,隐居在耦园,一边侍奉母亲,一边写《史记地名考》。钱穆的子女们回忆,父亲只要在家中,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书房里,他们每次经过书房门口,都要放轻脚步,小心翼翼。

钱辉1941年出生后,钱穆已离开苏州到了成都——战时齐鲁大学迁去成都,聘顾颉刚主持国学研究所的工作,顾颉刚邀请钱穆共事。直到1948年,钱穆回到无锡的江南大学任教时,才与苏州的家人相聚,但一年后他就离开了大陆。直至1980年,一家人才在香港见面。

对于钱辉及其哥哥姐姐来说,父亲是陌生的。她直言并不十分了解父亲的学问,父亲对她的最大影响,是让她感受到了教育的巨大力量。在关切后辈这一点上,她与父亲有相似处。与她见面时,我因为身体不适,迟到了半个小时。分别后,她发信息过来问我身体好转了没有,如果没有,就应该考虑看医生。

在耦园,钱辉一再向我声言,她不是在接受采访,而是来见朋友。园子幽静,园外的环境也不热闹。我乘坐出租车过来,下车后还要走数百米的路才能到达。钱穆一家当年的住处是在城曲草堂,有两层楼,书房门口约10米处有一座假山。满园的蟋蟀声令我感觉到,如果不是因为游客以及导游,此处至今还是绝佳的读书地方。

耐得住大寂寞,有定力,这是前新亚书院院长金耀基评价钱穆的话。钱氏治学如此,生活也如此。为了专注于撰写《国史大纲》,他住在云南宜良的岩泉寺中,陈寅恪来拜访,不无玩笑地说:如此寂静之境,诚所难遇,兄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

隐居岩泉寺后,就是隐居苏州耦园。当时这里是废园,门口只有一条路通往市区,人迹罕至。晚年的钱穆回忆起在宜良以及耦园这两年的隐居时光,充满了深情,生平最难获得之两年也。

顾颉刚的故居就在耦园附近,离开耦园后钱辉还特意带我路经此地。分别时,钱辉看着马路上穿梭不绝的车辆与行人,对我说:我小的时候,人很少,有些你不认识的人,这一次在这条路上见到了,以后还能在这条路上经常见到。现在呢,即使是你很熟悉的人,在同一个地方都未必能经常见到了。

太史公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纪,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在人海与时间的磨洗下,个人往往迅速湮没,死后还为后人纪念的,无疑是倜傥非常之人了。

2015年是钱穆诞辰120周年,我们没有做什么纪念活动,对他的最好纪念,就是读他的书。钱辉对我说。

集大成者

1931年,钱伟长投考清华大学,中文科目的试题是《梦游清华园》,他用这个题目做了一篇赋(赋是韵文,特点是善于铺陈,多用典故),得了满分,阅卷老师不能改动一个字。同时他也考了历史,考试题目的要求是:写出二十四史的名字、作者、卷数、解释人是谁。应考者中,只有他得了满分。

钱伟长能有远超同侪的文史功力,归功于与四叔钱穆对他的熏陶。

抗战前,李埏入读北京师范大学,恰逢在北大任教的钱穆过来兼课,同学欢呼雀跃,奔走相告。由于担心没有座位,李埏提前了半个小时去教室,然而此时前十几排座位已经坐满了人。课室是当时学校最大的,能容纳二百人,来听课的人挤了个水泄不通。在上大学前,李埏已经读过《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背过不少秦汉文章。当时他自以为还有点基础,不料听了钱穆的几节课下来,不禁爽然若失,我简直是一张白纸啊!过去的读书,那算是什么读书呢?过去知道的东西,只不过是一小堆杂乱无章的故事而已。

从这些侧面,可以窥见钱穆的功力。钱穆曾说,我自7岁起,无一日不读书。我今年93岁了,10年前眼睛看不见了,但仍每日求有所闻。我脑子里心向往之的,可说只在孔子一人,我也只是在想从《论语》学孔子为人千万中之一二而已。别人反对我,冷落我,我也不在意。我只不情愿做一孔子《论语》中所谓的小人。

世人常称道钱穆读书之勤、著述之丰,然而他的天分同样不容忽略。龚鹏程认为,钱穆先生天资过人,他注《公孙龙子》只花了7天,写《庄子纂笺》也只费了两个月,这都不是普通人能办到的事。钱先生给人的印象是苦学成名,他也从不炫耀自己的才华,其实如此捷才,可谓并世无两。就连徐复观在批评钱穆的史学时,也说:钱先生天资太高,个性太强。

钱穆赞扬朱子是集大成者,常告诫学生,读书人要有大气魄。他的治学也跟朱子一样,博涉经史子集四部。我问龚鹏程,钱穆先生桃李满天下,你认为他的治学方法没有嗣音。在你的评价体系里,一个学者需要符合哪些条件,才算是继承了钱先生的学问?龚鹏程的回答是:

钱先生方面广大,弟子们皆仅得其一偏,如余英时、何佑森主要是近三百年学术史,严耕望是历史地理。先秦诸子学及宋明理学方面却没什么学生做。

这又还不是领域的问题,而是道与史之分。大家都说钱先生是史学家,但古之史家要通古今、究天人,故历来都说道家出于史官,而近代言史最初只谈古今之变,重史迹而不重道。钱先生言史,是关涉其信仰、价值、意义的,也就是道之问题。因此重周公、重孔子、重朱子。朱子尤其是他学术之根穴所在。可是弟子们所谈多只是迹,不是道。高明如余英时,论朱子亦仅贴合着宋朝政治立论,是更黏着于迹。此乃方向上之异趋也。当然余先生新近又有论天人之际的大作,但问题意识仍是史迹的,想说明所谓轴心时代的古今变迁而已,与钱先生毕竟不同调。

换言之,继承钱先生之学,一是要中有道揆、二是要广大通达。方法跟考据一点关系都没有。关于钱先生之通博,可补说一掌故。香港中文大学为钱先生作寿,成立钱宾四先生讲座时,余先生致词,谓自己、全汉昇、金耀基这3位都做过中大新亚书院院长,可是3个人加起来,仍仅得钱先生之一半。颂扬得体,一时称之,因这也是实话。

一个倔强的灵魂

金耀基1990年悼念钱穆时曾说,从结识钱先生以后,我总觉得他是很寂寞的,他曾说很少有可以谈话的人了,他与当代的政治社会气候固不相侔,与当代的学术知识气候也有大隔。

寂寞或许源于他的心态。余自《国史大纲》以前所为,乃属历史性论文。仅为古人伸冤,作不平鸣,如是而已。以后造论著书,多属文化性,提倡复兴中华文化,或作中西比较,其开始转机,则自当为《思想与时代》撰文始。是则余一人生平学问思想,先后转折一大要点所在。”1985年,在悼念老友张其昀的文章里,钱穆这样说自己治学的变化。

提倡复兴中华文化、进行中西文化比较,也跟他的温情与敬意一样,成了争议所在。

1989年,钱穆去香港参加新亚书院创校40周年庆典,其间极其兴奋地告诉夫人胡美琦:我今天发明了中国古人天人合一观的伟大。回家后,我要写篇大文章了。

那时钱穆已不能执笔写作,需要胡美琦帮忙。刚开始时,胡美琦以为这是他的老生常谈,怕影响他身体,就没有办这件事。在钱穆的坚持下,才由他口述,胡美琦笔录,写下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他所说的这个贡献,就是天人合一观

这是钱穆一生最后的手笔。他认为,在中国古人的思想中,天命与人生是合一的,不能分开谈,人生最大目标、最高宗旨,即在能发明天命。孔子为儒家所奉称最知天命者,其他自颜渊以下,其人品德性之高下,即各以其离于天命远近为分别。这是中国古代论人生之最高宗旨,后代人亦与此不远,这可说是我中华民族论学分别之大体所在。钱穆预言,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趣,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

在去世前一年,钱穆的身体状况就已经不如人意。史学家许倬云拜访钱穆后,对金耀基说,一位历史巨人正在隐入历史。在生命最后两年里,钱穆的身体已不允许他聚神写作。这篇文章很短,是在搬出素书楼前三天写成的。其后钱穆仍然希望对文章进行增订,他认为,这将是我晚年最后的成就了。

然而未能如愿。1990830日,钱穆谢世。这一天,台风袭击台北,龚鹏程在风雨中悼念钱穆,他不是就史论史,或考古证史的人。他是通过对历史的省察与讨论,来申述他从孔子、孟子、朱子那里学来的价值理想,并用这种价值来期许我们这个社会,探索中国文化的出路。此乃钱先生苦心孤诣之所在,也是他不易为人所理解的地方。因此,钱先生根本是寂寞无助的。作为史学家的钱穆,人无异辞,都承认他的地位;但论到钱先生所信仰的文化理念时,争论就多了……他一生在对抗时代,在平衡他所认为的时代偏差。但他的主张,在整个学界都是孤独的。

如今,距离钱穆去世也有25年了,他一生所想平衡的时代偏差,得到改善了吗?龚鹏程说:时代之偏差,今更甚了,哪就得到了改善?钱先生认为的偏差,一在文化方向,骛新向西,不能归根返本;一在个人方面,人心闇蔽,陷溺日深。他在文化的具体分析上,释判东西、评价优劣,或多可商;对人心的哲理性解说,也不及宋明理学家或当代新儒家精微,但方向是不错的。可惜现世仍与这个方向背道而驰。

我问:一方面,钱穆先生不被考据派认可。另一方面,大陆时期不乏与他文化立场相近的学人,比如柳诒徵、钱基博、陈寅恪等先生,但钱先生不会与他们形成流派或阵营。导致他孤独的因素有哪些?

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则党矣。不党,当然就孤独,而且是本质地孤独。你说的柳诒徵、陈寅恪、钱基博,其实也都是孤独的。他们也党不起来。可是现代是个群众结党而斗的时代,不能党同伐异,自然就不能号召群众、鼓动风潮。再则是方向的问题。现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及党政官僚体制裹胁着人,趋向毁灭地球、毁灭人性的方向走。钱先生他们是看着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而大声呼吁示警,或自伤也将与群盲同殉的一批人。龚鹏程说,这一小撮人岂能阻挡时代的巨轮?过去,他们也都几乎被碾成了齑粉呢!

再过一百年之后,人们会如何评价钱穆先生呢?

龚鹏程答:往者已矣,来者不可知。未来钱先生也可能会被超越,渐不重要。但无论如何,人们应当会记得一个倔强的灵魂,曾在这般黑暗的时代护卫着文化命脉。(文/邹金灿)

(参考文献:《钱宾四先生全集》,联经出版社;《治史三书》,严耕望著,上海人民出版社;《钱穆与中国文化》,余英时著,上海远东出版社;《多情怀酒伴》,龚鹏程著,上海人民出版社。《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王汎森著,复旦大学出版社。《国学宗师钱穆》,陈勇著,北京大学出版社。《钱穆纪念文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无锡县委员会编。《钱穆印象》,李振声编,学林出版社。感谢九州出版社的古秋建先生、周弘博女士提供帮助)

 

  • 上一篇文章: 我的读书经验

  • 下一篇文章: 2019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每天读纸质书不到20分钟
  • 发表评论】【告诉好友】【打印此文】【关闭窗口
     最新5篇热点文章
  • 开国上将陈再道为什么说任…[72]

  • 不能忘却的纪念:钱塘江大…[83]

  • 罗英与钱塘江大桥的故事[54]

  • 曾养甫:是他主持建造了钱…[57]

  • 缅怀大哥 深情难忘[75]

  •  
     最新5篇推荐文章
  • 千磨万击还坚劲——抗疫斗…[22]

  • 他的英名和事业永世长存—…[18]

  • 大道之行 天下一家[20]

  • 又是人间四月天  追忆一代…[26]

  • 追忆林徽因的最后一课[21]

  •  
     相 关 文 章
    没有相关文章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没有任何评论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联系站长 | 友情链接 | 版权申明 | 
    版权所有 Copyright © 2003  中华民族精神网
        站长:谢昭武 QQ:3148778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