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宣告了十年内战的基术结束．为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但要实现这一目标还有着艰难的历程。

1937年2月，中共为了继续推动国民党最高当局走向联共抗日，致书国民党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这时，国民党为商讨西安事变后的国共关系和对日方针，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提出了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四项办法．即“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坏统一之组织”；“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根本停止阶级斗争”。蒋介右这时坚持“编共而不容共”。实际上在联共问题上处于徘徊之中。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国民党同中共进行了一系列谈判。

从西安事变后到七七事变前，国共间主要进行了三次会谈，即2至3月间的西安谈判，3月下旬至4月初的杭州谈判和6月的第一次庐山谈判。谈判主要围绕军队问题，国共合作形式和政权问题等进行。

首先是军队问题，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非常激烈，争论的焦点是关于红军的编制人数、指挥系统和干部配备等问题，实质是改编还是收编的问题。

西安谈判开始后，蒋介石给其代表顾祝同的谈判原则是：在人数上，只许红军编两师一万五千人；在干部上_要求“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内各级之副职，自副师长至副排长人员，皆应由中央派充”。取消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人员，服从国民党一切命令等。很明显这是收编的条件，实质是要红军放弃独立性，成为国民党的附庸。自然为中共所拒绝。

为了使谈判真正获得成果，周恩来于3月下旬赴杭州与蒋介石直接谈判。周明确提出：红军改三师四万余人，并设总指挥部，国民党方面不派副佐及政训人员等。蒋迫于形势表示：中共提出的各项均可考虑。但6月中旬，蒋与周在庐山会谈时又以反前态，只允许军队编三师四万五千人，并不同意设某路军总指挥部，而设政训处指挥，并要毛泽东、朱德出洋。这种无理要求被中共所拒绝，直到七七事变爆发时，双方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其次是关于两党的合作形式问题。蒋介石为了让共产党失去独立性，绞尽脑汁，恩威并施，最初在杭州谈判时，赞扬中共有民族意识和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所以他个人很希望共产党与他永久合作，并请中共提出一个与他长期合作的办法。蒋的用意是不满足于党外合作，想寻求一条更好的溶共办法。根据蒋的提议，中共中央认真起草了一个统一战线纲领，并向国民党建议组织一个包含国共两党和一切赞成这个纲领的党派团体参加的新的民族联盟，毛泽东还尖锐地提出了在联盟中共产党的领导责任，这和蒋的愿望相差甚远。于是，到6月庐山会谈时，蒋的态度便发生了变化，他撇开周恩来带来的按他提议定的共同纲领，提出要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但只能由国共双方参加，对其它党派无合作可言，只能收容；并提出蒋任同盟会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同盟会还可视情况的发展扩大为两党合组的党，并可代替共产党与第三国际发生关系。蒋这一提议的实质就是要从组织上控制共产党，使其丧失独立性。中共为顾全大局，同意在确定共同纲领和组织独立、政治批评自由的基础上建立国民革命同盟会，承认蒋依据共同纲领有最后决定权。同时中共还认真起草了同盟会的组织原则与共同纲领，但该文件交蒋后。又是石沉大海。可见蒋在联共问题上一直动摇不定，忧虑重重。

还有一个边区政权问题。双方在西安谈判时曾先商定，陕甘苏区政权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直接受国民政府指导，特区行政人员由地方选举，中央任命，但中共建立独立政权是国民党所极力反对的，遂又提出将陕甘苏区分属各省，人员不经民选，其目的是对苏区实行分割，以削弱共产党的独立地位。杭州谈判时，周恩来明确表示：陕甘宁边区不能分割。蒋则表示希望中共在边区问题上，推荐一南京方面的人来主持。6日蒋再次表示：边区政府人选，由国民党方面派正职长官（可由中共推荐国民党方面人员），边区自选副职。中共遂向蒋推荐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择一任边区行政长官。结果遭蒋反对，而提出由坚定的反共分子丁惟汾任边区长官，被中共断然拒绝。这样直到七七事变时，在边区问题上仍无进展。

从西安事变到七七事变半年多的谈判中，国民党在表面上虽未拒绝联共抗日，但设置了种种障碍，从而使谈判未取得实质性结果。蒋介石之所以在联共问题上忧虑徘徊，其根本原因是对日本还有幻想。他不仅认为中日关系还没有到“最后关头”，而且还“渐信日本已有较具理性的人物当政，其结果或能使狂热分子稍具戒心”。由于蒋介石联共主要是为中日关系的恶化作准备，所以只要日本不放弃侵略，他就感到有联共的必要；但只要中日关系还有一线缓和的希望，他就下不了联共的决一心。所以直到七七事变前，蒋介石仍不断地劝告日本当局：“错误的道路，走的还不算远”。如能停止进攻，两国关系“当会好转”。然而日本并不为所动，正在密谋发动更大规模的侵华行动，这也就必然推动蒋介石加快联共抗日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