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今2.5亿年以前，我们生存的地球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灾变，地球大陆四分五裂，从一个大陆一个海洋的状态分裂成七大洲五大洋，在这场灾变中，90%的生物集群被灭绝，这就是地球历史上的“大灭绝”。而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全世界的地质科学家都在全球寻找一颗“金钉子”，究竟什么是“金钉子”？它和这次地球的大灭绝又有什么关联？

杨遵仪：什么叫做金钉子？“二叠”是代表古生代的最后一个纪，“三叠”是中生代最早的一个纪，二叠三叠是代表两个世代交界的两段地质历史，古生代跟中生代的界限，在这个界限上发生什么的生物的绝灭，古生代生物的绝灭和新生代生物的出现。

曾涛：就找到这两个纪交界的一个地层，恰好就是说明这两个纪的分界线的地方。

杨遵仪：两个世代的界限。在这个典型的地方，二叠三叠界限最明确的地方，底下有化石证据，上边有化石证据。

曾涛：找到这样一个金钉子的一个界限是非常不容易的吗？

杨遵仪：所以找到这个最典型的地方，最好的二叠三叠的界限，那我们就说在这个地方打一个金钉子，当然，没有人真正打一个金钉子。

曾涛：就是一个说法。

八十年代初，国际地层委员会正式成立了二叠纪_三叠纪工作小组，一时间，寻找“金钉子”成为全球地学界的热点。中国地质大学也成立了工作小组，当时已经七十岁的杨遵仪任组长，开始在中国整个华南地区寻找标准的地层剖面，可是，这颗举世瞩目的“金钉子”究竟在哪里呢？

殷洪福院士(杨遵仪的学生)：这里头最大的金钉子就有三颗，一个古生代与前古生代界限，一个古生代与中生代界限，一个中生代和新生代界限，是大界限，所以这个界限很重要。

然而，寻找这颗“金钉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殷洪福院士(杨遵仪的学生)：这个为什么说它难呢？就是因为它是多国竞争的，因为欧洲有100多年的老标准，以前就已经有一个不成文的界限了，当然还没有官方承认，世界各国都在竞争。这代表着一种科学荣誉嘛。

八十年代后期，中国在二叠纪_三叠纪方面的研究工作已经硕果累累，国际地层会议上确定了四个“金钉子”的侯选，其中，中国浙江长兴煤山的地层剖面位居榜首。可是，煤山地层始终没有找到“金钉子”的国际标准化石——“菊石”，金钉子的最后确定又受到了阻碍。

杨遵仪的大弟子殷洪福在研究中发现，牙形化石比菊石更有说明价值，便向国际地层研究组织提出了建议，很快在各国的研究工作中得到证实，牙形石成为确定“金钉子”的新的国际标准。2001年10月，积累了二十多年的研究成果，经历两代人的工作，中国浙江长兴煤山地层正式成为全球标准剖面，已经九十岁高龄的杨遵仪主持了这场国际盛会。

殷洪福院士(杨遵仪的学生)：这个意义刚才我说的，是作为这个地址年代的全球唯一的一个标志，它的意义就相当于东京零度要以格林天文台有标准，是这么一种含义，那就全球找一个点，它不可能找两个点，那么这个点就叫全球界限层型了。

杨教授有一个独特的收藏，那是为了纪念这次划时代的界限层面确定工作，艺术家和科学家合作，制作的一把独具魅力的“金钉子”壶。

杨遵仪：你看，这个，这个本来是一个化石，像是个牙齿，牙形石，牙形石微体化石，二叠三叠各不同，所以这个在长兴煤山里边找到这些东西，找到这个地方，牙形石，就是这个壶。

曾涛：相当于是把大的您找到长兴那个地方浓缩在这个壶的外表了，一层一层这个。

曾涛：当初就是找到这个界限是不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杨遵仪：它也不是难，我们到外头去就是这样找，看见剖面，这是一个剖面，哎，我们一定要从下边往上打，打，打，路不好走找好走的，走走走走走，哎哟，这不是一个界限吗？你在这个界限的地方看到地层上边也是黏土、岩，风化的残余，还有底下的牙形石。

曾涛：是不是这种地球的奥秘让您在这种石头当中去研究这种地层当中找到一生的科学研究的兴趣？

杨遵仪：我们研究都是地球这方面为主，所以能看到地壳的变动，造山运动，本来平的沉积，后来又褶皱、断层，研究地面岩石的先后沉积的顺序，能够了解这个地区它是哪个时代，寒武纪时代的，或者奥桃纪的时候。

曾涛：几十亿年以前地球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通过研究这些事情都可以看出来。

杨遵仪：就是看它形成的过程，看看海陆的进退，海水进来，水到大陆来就叫海浸，就是有沉积的，包括当时的生物搁在里边，后来变成化石，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

1930年，家境贫寒的杨遵仪考入清华大学政治经济系，当时与他先后进入清华学习的学生中，有许多后来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

杨遵仪：钱钟书是我们同班同学，曹禺，艺术的曹禺。还有乔冠华，乔冠华不是咱们外交家吗？

曾涛：他们当时都学地学吗？

杨遵仪：不同，不同的地方，他是念西洋文学的，曹禺念西洋文学的。

曾涛：钱钟书呢？

杨遵仪：钱钟书更是了。

当时清华大学地学系在翁文灏先生的主持下呈现勃勃生机，杨遵仪的同屋程裕淇就是地质系的，受他的影响，杨遵仪也转到了地学系。

曾涛：他说什么吸引你了？

杨遵仪：他就说地质方面很有意思，调查啦各方面，国家各地可以去看一看。

曾涛：可以到处走，找矿，出去调查，有矿藏什么。

曾涛：在这个20、30年代的这段时间当中，当时国际上很多研究地质的人都把注意力都放在了中国，很多人到中国来做研究是吗？

杨遵仪：对。

曾涛：为什么呢？

杨遵仪：因为中国是一个新的地方，没有研究过的，中国自己办地质学当中还不是太晚，但是地质学并没有发展得那么快。因为咱们国土那么大，像这个一个地质图的话，这东西都是通过各个地方，都跑过了，分省来调查，出去跑剖面，有岩石出现的地方，有山的地方，就到山里去，好看剖面，剖面连起来就成图，就是地质图，就是传统的地质图最初是一块一块的很整齐的都有，连在一起就成一个大的地质图。这样传统的地质图的完成，通过大家野外跑，看看里面什么岩石，岩石含有什么化石，有什么矿物，这些东西都记录下来，然后不同的时代，不同时代里边有什么好的矿产没有。

曾涛：那么当时您在全国跑的时候，很多国外的地质研究学者也到中国来研究。那么在那个时代当中有哪些大的事情？地质事件上面？

杨遵仪：外边派有大的团体，还有西北科学考察团，比如这个，有瑞典的，德国的，还有中国的，一起，中美的几个国家和到西北科学考察的，到西北八年了，考察八年了。

曾涛：那个时候中国人是不是说懂得这个的是非常之少的。

杨遵仪：那少数人，李四光、翁文浩、丁文江这是，底下的孙云铸，我们学习时候的老师，都是咱们中国人搞地质的前辈。

转到地学系的杨遵仪，为了支撑自己的学业，找了一个校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来解决学费。

杨遵仪：因为那边工作是一点钟两毛钱，我只在空余的节假日、晚上，我可以到图书馆去，我只当助理，目的还在于我的这点酬报，一个月10来块钱，那过日子的，图书馆工作好处，许多书你都看了。

曾涛：是不是利用这段时间跟您后来做中国地质文献目录就有很大的帮助？

杨遵仪：哦，有有有，因为图书馆弄书了，你自己可以，而且目录它还不依着自己图书馆，还间接找别的书，至于语言，英、法、德和俄，我们都应该会，至少要求自己会，英语不用多操心，从中学起来就学英语的，后来到大学里边就有法语，德语，这就三个了。

曾涛：那么那个时候您觉得自己对这种语言学习的兴趣是有很强的天赋吗？

杨遵仪：我们是有毅力，后来也来俄语，最早4种，英、法、德、俄。

曾涛：为什么觉得自己要学这么多的语言呢？

杨遵仪：因为我们地层古生物的东西牵扯到国外的文章，国外人发表的东西一定要了解，这些地层古生物对比的，不但是中国有，国外有没有，有的话关系如何。

杨遵仪的毕业论文<中国地质文献目录>是中国地质史上一部重要的著作，这本书被当年北平研究院评为1933年度地质矿产获奖论文，它成为后来地质工作者一个重要的参考依据。

1935年，杨遵仪考取了留美公费，到美国耶鲁大学学习地质学，在留学前夕，他特别听取了著名古生物学家杨钟健教授和葛利普教授的课程。

杨遵仪：杨钟健因为他是古脊椎、古人类研究所的所长，他有很多的成绩，研究北京人，北京猿人这个问题。所以杨钟健他在地质界是一位老专家，老教授，所以找他，我听他们课的话也主要是想通过他们那儿了解到美国念书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我是这样，是让他们告诉应该注意，到那边以后应该注意什么问题，我们这边的弱点或者空白点。

杨遵仪去美国留学徒经香港，在那里他与香港的一位大家闺秀徐增蕙订婚，怀里揣着未婚妻的照片，杨遵仪一路飘洋过海来到美国耶鲁大学。

曾涛：在耶鲁这段时间里头，您觉得自己现在想起来还很有记忆深刻的事情有哪些呢？

杨遵仪：我觉得在那边就是说这是个专家教授们都是很有名的，他们的名字由于他们有研究成绩，因此咱们就是到那个地方亲身了解学者，了解他们的风采，不光是他们的风采，了解他们的学问、为人，你在那边念学位之前要通过他们的综合考试，所谓综合考试包括它有一系列的书、文章要看，要让你看，要了解，然后专门考，根据这段再考你各个方面的知识的水平是怎么样的。

在耶鲁大学，每年暑假，杨遵仪都自己开车到野外寻找标本，他的毕业论文也顺利的通过了答辩，1939年，杨遵仪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并被耶鲁大学接纳为荣誉学会会员，在毕业班的宴会上，杨遵仪代表毕业班同学致答谢词。

曾涛：那么在毕业的时候您代表同学上台讲答谢词，应该是给学生的一种荣誉，当时心里是不是很高兴？

杨遵仪：当然是高兴，他们特别约我去，因此呢我的发言后来跟路易斯，路易斯他帮我看，路易斯跟我挺好的，后来我还在博物馆的阳台里边给说一下，他又给我讲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我要发言这个发言提纲在博物馆的屋顶凉台上他让我给他说一说。

回国后的杨遵仪在中山大学担任系主任，兼两广调查所所长，1946年，他回到清华大学继续任教.1952年，北京地质大学成立，他成为建校的元老之一，许多后来成为院士的著名科学家，都还清晰的记得杨教授给他们的第一印象，中国探月计划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院士就是地质大学的第一届学生。

欧阳自远：我刚考到北京地质学院的时候，入学的那天是1952年，他召集所有的新同学在操场上训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当时是做教务长吧，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从南方过来的。所以他介绍北京的风土人情，甚至说到，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北京人管那个老鼠叫耗子，他说对于耗子来说，一见到就要消灭等等，所以印象很深刻，他是一个非常风趣的很幽默的同时可以看出来他是非常乐观的一位长者。

李凤麟教授：我们是50年代上杨老师课，我说上杨老师课就得像过去当铺存东西那个货架子一样，就说杨树老师这句话说完了你记住先把它搁在这儿，你别往下深究，不同东西你摆好，这一堂课下来，你贯彻始终，不同东西归类，跟他整个的教学体系归位进去是个非常丰富的一堂课，而且杨老师讲课他的通俗易懂也是很明显的，他有时候会拿他的身体来跟你比较，你像有些个咱们平常看的甏，蛤，它是两个壳吧，它是一个左一个右的，所以他说啊，这个左壳右壳怎么的，然后腕足动物也是个两壳，它那个两壳不是左右分的，而是前后分的，一个叫背壳，一个叫腹壳，所以啊，这个就是腹壳，这个就是背壳，就是这样的，头上有个头鞍，就在这儿，怎么怎么样。

欧阳自远：您知道那古生物是讲化石的，就在石头里头，过去的生物后来变成了化石了，那么我们只能看到过去的几亿年前的蚌壳，蚌壳的一些花纹，那么他有时候甚至拿现代的蚌壳拿来，把它掰开，哪一部分是什么功能，哪一部分是什么功能，听得津津有味，所以利用这个来更好地吸引同学们的兴趣，来理解生物的过去和现在的演化特征和规律，

曾涛：现在我们在的中国这个地址大学是50年代初期成立的，从清华分立出来的是吗？

杨遵仪：嗯。

曾涛：那当时地质大学刚刚成立的时候您是不是已经在这儿了？

杨遵仪：解放后院系调整的话，就是清华、北大，重庆大学，因为它也有地质系，唐山交大也有地质系，这几个单位合在一起，成立北京地质学院。

曾涛：您最开始到地质大学是担任什么职务？

杨遵仪：我以前曾经担任总务长、副总务长。

杨光荣教授：为什么搞业务的搞个副总务长呢？这实际上是对杨老师的一种学术地位的尊重，反映到作副总务长上。很快的话就转到是我们学校北京地质学院当然系主任最多的一位老教授，他做个最先的话国家很需要石油的时候，他做过石油系的系主任，后来的话又做过水位地质工程地质需要的话，又做过水位工程系主任，后来他才回到他自己主要的他是地质的，原来叫普查系，后来叫地质系，先后做过四个系的系主任，而且在位的时间是最长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分校校长，著名地质学家殷鸿福院士是杨遵义的开山弟子，至今他还清晰的记得自己的研究生论文答辩时的情景。

殷洪福院士：那时我20来岁的时候，1961年的时候，请了当时的地质界的一些，通过他的名义去请的孙云铸，当时已经是学部委员了，够知名的了，来参加我这么一个研究生答辨，这个是很不容易的，然后论文出版，中英文同时出版，他改我的英文，那个英文是大概我写了一半，他改了一半，字里行间全是他的东西，这个事情我跟您说，他现在我都不愿意这么干了，这个事情比我自己写一遍还难，现在别人让改我都尽量推托。他付的心血，这篇论文付的心血相当大，这是我的可以说是，怎么说，我的处女作或者是成名作这么一个东西。

古生物地层学家杨遵仪

1956年，杨遵仪和郝诒纯、陈国达教授主编的《古生物学教程》是中国自己编著的第一本高等学院古生物教材。他创办了中国的地层古生物专业，首次在国内开设地层古生物课程。1980年，杨遵仪与地质大学的五位老教授一起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殷洪福院士：从博来说，中国地层学的博的程度恐怕他是第一位的。用什么来证明呢？就是中国开放了以后，1978年以后，在国外出的第一本书叫中国地质学，英文版，这个中国地质学里头是三个人签名署名，杨尊仪、王洪真、成玉奇，其中的地层部分是他写的，这本书占一半以上的篇幅是他的，他是从古生物来说，他是最广的一个古生物专家，这个怎么证明呢？就是说反正人家弄不出来的东西就找他，古生物化石，我不敢说都能分辨，但是他能分辨得最多。

1978年，北京地质大学因学校外迁武汉，多年不能恢复办学能力。杨遵仪心急如焚。他和其他著名教授三次上书给邓小平，建议利用原北京地质学院现有条件创办研究生部。

杨光荣教授：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的学校，尤以文革时期外迁的时候，希望能恢复到这边的办学能力，这里的话就是大家看到邓小平的讲话以后受到鼓舞，就联名给邓小平同志写信，经过几次的话，邓小平同志亲自给批了，其实杨老师是这里边最活跃的，他就说了，我不管你们要给中央反映意见，我在不在你要把我的名字签上，所以后来得到这个消息，教育部的副部长李淇同志那次要接见这些写信的人老师的话，大家也是推的杨老师和另外一位到教育部。李淇同志副部长的话直接传达了几次邓小平同志的批示。

许多和杨先生有过交往的学者，都忘不了在他们刚刚跨出国门时，杨遵仪教授伸出的援助之手。高龄的杨遵仪义务为这些同事开设了多语种的外语培训。许多论文的英文稿都经过他一字一句地修改。

李凤麟教授：杨老师在他同辈中是属于英文最好的，杨老师的英文到什么程度呢？到60、70年代那会儿还没有对外开放，那么所有出国参加各种学术会议，那会儿也有了，英文稿子，地质界的，差不多说，不说全部吧，一半以上都经过杨老师看，都要找他。刚改革开放不久，就是80年代初期，很多人都是拿着录音机，拿着稿子请杨老师在录音机里读一遍稿子，然后拿回去听着录音机学，好到国外的学术会议上去宣读，当时上到跟杨老师年岁差不多的这些个院士，下到新毕业的学生，一般出国的稿子或正式外文发表的稿子，一般都要请杨老师看。然后我们的地质学报什么，他们这些个中国科学编辑部一些疑难问题也都来找杨老师.

杨遵仪：那阵我在地质科学院有关系，有工作，看他们有的人提出来外语不行，英语，最少一个外国语，你需要看书，还有国际交往，我就主动要帮他们，组织一些成人的班，英语开，法语我也开过一段。这些事情我总觉得是义不容辞，做教师的话一是要培养人，培养人才，所以我肯花这些时间改文章什么，这些都是我能够做一点事情，我很愉快，是不是？不是很重的劳动量，所以我愿意做，没有什么。

在中国地质大学，杨遵仪是具有国际影响的著名地质学家，改革开放以后，他代表中国参加了许多国际会议，他的风度和学识赢得了许多国家学者的钦佩。杨遵仪的外孙女也和外公一样在美国耶鲁大学留学，在他的心目中，外公是一位绅士和外交家。

朱樱(杨遵仪的孙女):我一直觉得他在国外都像个外交官一样的，就是说我每碰到的很多认识他的美国朋友，教授啊或者是(英文)周围的一些朋友，见过他的人，就是见过一次面，短短5分钟的见面的话，都给人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都说哎呀你外公是一个绅士，而且又是一个外交家，提起尊仪都是佩服得五体投地，那么我作为他的孙女的话也有一个责任，怎么说？要来维持我外公比较好的形象。

曾涛：很多人在说到您的时候都还记得头一两年你还在学校里到处骑自行车，所以大家对您高龄的印象是一个非常年轻非常健康的印象。那您自己心里觉得您自己是多大的年龄了？

杨遵仪：我自己倒不管我自己的，96岁也不怎么样，那90几，80几，我都不考虑自己的年龄的，我自己的体力只要做得来我就做，做不来我就不做。

曾涛：是不是会有很多人来问您长寿的秘诀？

杨遵仪：我长寿秘诀，我以前人家问过我，我就说了，大部分讲第一基因，我们在长寿有基因，你没法子有吧，长寿基因，我的姐姐也长寿。

曾涛：还在吗现在？

杨遵仪：我爸爸妈妈他们也都还可以。反正80以上可以算长寿吧。我说这一点没有什么特殊的，就是一个基因的问题，然后第二，乐观，保持乐观，整天嘻嘻哈哈，没有什么烦恼的事情。

曾涛：从来都没有吗？这一生您都觉得没有太多烦恼的事儿吗？

杨遵仪：我好像回忆不起来有什么烦恼的事情。

曾涛：总都是很开心的。

殷洪福院士：他从来不记仇，这就是一种心胸开阔。我想他为什么能够活到96啊？跟这个有关系。杨老师一辈子特别是他40到60那段，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前10年和后10年这段时间，是他非常困难的时间，挨批判不断，老运动员，从红专辩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然后是文革成了反动权威了，这段是非常困难的，他能够看得开就很不容易，否则在那个阶段像他那样的人自杀的也有，杨老不这样。就是这种心胸的开阔和对自己想得开，在任何逆境下他保持一种乐观的心情。我们另外一个院士老说他，哎呀，杨老师是修道成仙了，我们一辈子学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