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曾认为，一部中国史，并不能笼统称为一部皇帝专制独裁的历史。他的这一观点，被许多人理解为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美化。其实批评者并未透彻了解钱先生的想法。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表述过，明清两代的确处于皇帝专制独裁之下，明以前则不然。而钱穆之所以得出这样一种判断，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明以前有“宰相”的存在。钱穆认为，在明以前的传统中国，皇室和政府之间是有一种职权划分的。世袭的皇帝是政治领袖，是国家的元首，象征国家的统一，而宰相则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实际的责任。

作为负政治实际责任的宰相，对皇帝当然是有制衡作用的。宰相如果认为皇帝言行不当，可以“谏诤”，而最激烈的对抗，则为“封还诏书”与“不肯平署”两种。所谓“封还诏书”，就是皇帝下一道诏书命令政府办理某事，而宰相认为不可，则可将诏书径直退给皇帝；所谓“不肯平署”，就是臣下有所奏请，皇帝已认可，转给宰相时，如果宰相不赞同，则可以拒绝签字。

相权对君权的制衡，乃至二者的冲突，史书上并不鲜见。汉哀帝时欲给几位外戚封侯，宰相王嘉即封还诏书，并对皇帝讲了一通“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的大道理，简直近于训斥；汉文帝宠爱邓通，邓通仰仗这一点，对宰相申屠嘉有所怠慢，申屠嘉退朝命令邓通到丞相府来拜见，不来将要杀他。邓通向皇帝求情，文帝说：丞相召见你，无论如何你还是先要去啊，去了我再召你回来吧。邓通到了丞相府，“免冠（取下帽子），徒跣（光着脚），顿首（磕头）”，向申屠嘉请罪，申屠嘉不肯罢休，邓通以头抢地，碰出血来了，申屠嘉还是不松口，正好文帝派来救邓通的人到了，不过并非我们通常想像的那样，命令申屠嘉马上无条件放人，而是先代皇帝道歉，然后传达皇帝的话，“此吾弄臣，君释之。”邓通回到文帝身边，哭着说：我今天差一点就没命了。文帝对此也只能给予安慰，并警告他今后对丞相不得失礼。

以帝王之尊，几乎不能保自己宠幸的弄臣，于此可见丞相之地位和尊严。然而，君权是天生喜欢扩张的，纵观历史，相权得到皇室较好尊重，能够发挥较好作用的，似乎只有汉代。汉代以下，相权逐步被侵削，这是一个总的趋势。

不过宰相的权力无论受到多少侵削，他毕竟还是百僚之长，因为传统政治文化的制约，一个对社稷、宗庙还有点责任感的君王，就仍然会对宰相表示相当的优礼和尊崇，君王们囿于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似乎都未想到将相权连根拨掉的高招，否则，置“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这样的圣贤名言于何地呢？

想出这一高招的，是没怎么读书，也基本没有观念束缚的朱元璋。朱元璋的废相对中国传统政治的走向影响至深，也正是这个缘故，钱穆认定，只有到了明朝肇建，传统中国才真正进入皇帝专制独裁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