醍醐子曰：在混乱而漫长（历时551年）的春秋战国时期，尽管当时诸侯连年征伐，人民涂炭流血，整个社会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悲剧，也出现了诸如商鞅之死、吴起之死、伍子胥之死、屈原投江、赵氏孤儿、申包胥哭秦廷、长平之战、聂政行刺、荆柯刺秦王等著名的悲剧性事件，产生了诸如《哀郢》、《国殇》等悲伤的歌辞，但没有出现哪怕是萌芽状态的悲剧。那时演出的仍然是大型歌舞，祭祀娱乐、歌功颂德的歌曲，即使偶尔出现“悲歌”，但被当作“郑卫之声”、亡国之音，很快便趋于湮灭。
　　中国人的耳朵不愿听到哀伤、消极、悲观、逆耳、暴露黑暗面的声音。
　　而在同时，古希腊出现了以索福克勒斯、埃斯库罗斯、欧里辟得斯为代表的悲剧作家和以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为代表的悲剧理论。特别是在帕里克利斯执政时，由于实行了大规模的民主改革，雅典的文化艺术达到空前繁荣的程度；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要求通过集体的方式表达出来，于是戏剧正得其运。当时，人们对观剧趋之若鹜，社会各界每年都要举行戏剧比赛，政府颁发“观剧津贴”，并修建了能容纳一万多人的露天剧场。索福克勒斯写出悲剧《俄狄浦斯》，讲述提弗国王杀父娶母的故事；他的《安提戈涅》讲述俄狄浦斯的两个儿子争夺王位，双双战死，妹妹安提戈涅以自己的死换得哥哥的被葬的故事。埃斯库罗斯写出著名的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讲述人类恩人普罗米修斯的受难历程。欧里辟得斯写出《特洛伊妇女》一剧，影射了雅典人的残忍，描述了特洛伊人的悲惨；他的《美狄亚》一剧，讲述美狄亚为报复遗弃自己的丈夫而杀死两个亲生子和新妇的故事；他的另一剧《希波吕托斯》写国王的后妻向前妻之子希波吕托斯求爱，遭到拒绝而自杀，留下遗书，诬告希波吕托斯侮辱她的故事；《埃勒克特拉》则写克吕泰墨特拉伙同姘夫杀死丈夫阿伽梅农，篡夺权力，而儿子回国后杀死母亲和姘夫为父报仇的故事。等等。这些故事的悲剧性都十分强，撼人心魄，让无数的雅典人为之流泪！
　　中国从汉朝一直到宋末仍然没有出现象样的悲剧。尽管汉时有悲歌《箜篌行》、《昭君怨》，有悲剧性长诗《孔雀东南飞》；魏晋时有悲歌《秋胡行》、《东门行》；唐时有《离别难》、《雨淋零》等悲歌，还有歌唱伍子胥、孟姜女、王昭君的变文；宋时民间说书、唱戏大规模发展，温州出现“南戏”，可能为“中国式的悲剧”之开始，但流行全国的作品几乎没有。
　　元时由于民族压迫，儒家知识分子失去地位，散落民间，于是他们拿起笔杆，写出了大量的类于悲剧的作品，如元人四大悲剧––––––关汉卿的《窦娥冤》、马致远的《汉宫秋》、白朴的《梧桐雨》和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明清时特别是明朝后期，商品经济有所发展，相对独立的民间社会正在形成，于是出现了汤显祖、高明、李玉、冯梦龙、洪升、孔尚任、方成培等著名的“悲剧”作家。
　　可是，中国的“悲剧”基本上都有完满的结局，属于悲喜相间的混合剧，所以也可以说，中国没有真正的悲剧。实际上，中国古代一直没有出现“悲剧”一词，更没有出现悲剧理论。
　　例如，《窦娥冤》写窦娥在张驴儿、赛卢医、桃杌太守等人的迫害下蒙冤受屈，含恨而死，最后写到父亲窦天章作为皇帝所派的“廉访史”，在女儿冤魂的提醒下，重翻卷宗，平反昭雪。这是一个对皇帝、清官充满幻想的喜剧结尾。
　　《赵氏孤儿》写朝廷忠奸、家族矛盾，刻划了屠岸贾的残忍，程婴、韩厥、公孙杵臼等人的侠义；赵朔自刎，公主自缢，韩厥献身，以及屠岸贾为灭赵氏孤儿，竟然要杀掉全国的婴儿，程婴毅然献出自己的幼子而保住了孤儿，等等，这些本来是大悲剧的素材，然而剧本最后又写成了感谢君恩浩荡、孤儿终于复仇的圆满结局。
　　《琵琶记》写蔡伯喈进京，入赘牛府，享尽荣华富贵，而糟糠之妻赵五娘含辛茹苦，侍奉双亲，后来行乞寻夫，终于一家团圆；而当初反对蔡伯喈辞婚的牛丞相也从霸道的重臣一下子变成和蔼可亲的长者，甘愿让自己的女儿位居侧室，并上表“一门旌奖”，最后“共设华诞会，四景常欢聚”。
　　等等。
　　总而言之，中国悲剧都以三种形式结束。一是明君、清官出现，为民伸冤，如《窦娥冤》、《琵琶记》、《精忠旗》、《清忠谱》等剧即是；二是受害者的后代报仇雪恨，光宗耀祖，团圆会面，如《赵氏孤儿》、《雷峰塔》等剧即是；三是主人公在梦境或仙境中相会、如愿，如《长生殿》、《汉宫秋》、《梧桐雨》、《娇红记》等剧即是。
　　胡适说：这种“团圆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读书的人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颠倒是非，便是生离死别，他却偏要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偏要说善恶分明，报应昭彰。他闭着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惨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地写天下的颠倒残酷，他只图说个纸上的大快人心。这便是说谎的文学。这种“团圆”的小说戏剧，根本说来，只是脑筋简单、思力薄弱的文学，不耐人寻味，不能引人入胜。
　　醍醐子曰：造成中国悲剧不悲的原因是，中国文化崇尚长寿、永生、美满以及“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不喜欢大毁灭、大悲痛，所以，中国悲剧必然要加上喜剧的尾巴。另外，中华民族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现世因果报应，在人们的心中，坏人一定要受到惩罚，否则咽不下这口气，故而作家也就必须顺应人民的这种情感了。人民心中的好人往往就是明君、青天、百姓特别是妇女，因此，他们最后必须取得胜利。还有，封建统治者不会允许大悲大痛的结局，如果明君惩治不了暴官、青天不能主持正义，那么，皇帝还是无限英明的吗？朝廷、官府还能保持无限神圣的形象吗？不能。所以，人治社会都不会欢迎真正的悲剧。
　　而法治社会却不一样。现代西方可谓是太平盛世，但歌功颂德的文学却不流行，相反，出现了悲观主义、抨击主义文学思潮；如表现主义，主张表现人们内心的痛苦和异化的现象；超现实主义表现荒诞、梦幻、非理性；精神分析流派表现人的本能、无意识和人们的压抑；黑色幽默以喜剧处理悲剧，寓庄于谐，寓哭于笑，成为“大祸临头”的幽默或“绞刑架下的幽默”；存在主义文学反映世界的荒谬、人生的痛苦；荒诞派戏剧反映人性的异化、社会的荒诞……。
　　表现主义者卡夫卡的代表作《变形记》写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在一天早晨突然变成一只大甲虫，随着虫性的侵蚀，人的尊严和特性的丧失，没有失去人的思想的萨姆沙感到了巨大的痛苦。早就不喜欢他的父亲对他咬牙切齿，母亲在丑陋可怕的虫子面前一次次地昏死过去，一直照料他的妹妹慢慢地也厌弃了他。萨姆沙最终在孤独和绝望中死去。
　　荒诞派的贝克特有著名的悲剧《等待戈多》，写两个流浪汉每天百无聊赖地在大树旁等待一个并不认识的名叫戈多的人，戈多迟迟不来，他们想上吊，可裤腰带又不结实；来了一个主人和脖子上套着绳子的奴隶“幸运儿”，幸运儿还背着满是沙土的沉重的袋子；后来主人瞎了，幸运儿哑巴了，他们四人先后倒下，象虫子一样爬来爬去，象白痴一样胡言乱语。
　　荒诞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尤奈斯库写有《秃头歌女》，可剧中既无歌女，更无秃头歌女。剧情开始时，大挂钟乱敲了17下，可时间为9点；史密斯夫妇正在家中前言不搭后语地闲谈，突然马丁夫妇来访，而马丁与夫人竟然不认识，攀谈以后才知道，原来他们共有一个女儿！史密斯夫妇也忘了事先约好的吃饭的事；闲聊中，门铃响起，可屡次开门也没见有人进来，直到第五次开门，才进来一个消防队长；因完不成灭火任务，他来打听史密斯家中是非会起火。他应邀讲了一些怪诞的故事，如小公牛生了一头大母牛；接着女仆玛丽上场，也要消防队长讲故事，很久，消防队长才发现玛丽原来是正在热恋的情人。
　　荒诞派的阿尔比写有著名悲剧《动物园的故事》：彼得于星期天来到公园的长凳上看书，突然一个身份不明的人杰利过来与他攀谈。杰利先迫使他承认生活不如意，后又讲动物园的故事，说一切生物都是由栅栏彼此隔离着，无法交流。他建议彼得为保住自己在长凳上的地位而搏斗，他把匕首递给彼得，自己扑上去，让匕首刺穿胸膛，满意地死去了。
　　与西方悲剧相比，可以发现中国悲剧存在着六个方面的不足：一、人物单调、程式化。正面人物“高大全”，没有缺点，反面人物皆形容丑陋，无恶不作。二、道德因素浓重，剧情善恶分明，是非昭彰。三、或写弱女，或写英雄，多数只表现冤屈或忠奸的内容。四、大团圆结束，正义一方总是获胜。五、歌颂明君、清官，不忘歌功颂德。六、没有直接呼吁人性自由、平等、民主的剧本或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