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三钱”中最后一位大科学家钱伟长辞世。以“三钱”为代表的那一代大师先后凋零，引出了舆论对大师产生环境的热烈讨论。大师的产生，当然需要和平的环境以及必要的物质条件，可今日中国综合国力、社会财富总量超过了任何一个历史时代，为什么却难出“大师”？这或许是天问。

谈起钱伟长，不能不提到他的叔父、被学界称为“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国学大师钱穆。1990年钱穆去世后，钱伟长写了一篇悼词，内有：“燕山苍苍，东海茫茫。呜呼我叔，思之断肠。幼失父怙，多赖提携。眷育深思，无时或忘。”

了解钱穆叔侄的人生经历，才能深刻地理解钱伟长悼词中所表达的真挚情感，从而也能窥见在传统中国社会，家族对一个人成才的重要性。

钱伟长的祖父即钱穆的父亲，一生不得志，但为人仁义，在无锡七房桥主持了钱氏家族的“怀海义庄”——这是古代中国以家族为单元而设立的公益性机构，用来解决族内孤寡老人生活和贫寒才俊上学的困难。他不幸盛年而亡，钱穆和兄长即钱伟长的父亲钱挚不得不考入师范学堂，以求早入社会工作。而在1928年，钱挚又于盛年而逝，当时钱伟长才16岁，钱穆便把侄子带在身边，供养其读书，先苏州中学，再清华大学，后远赴加、美留学。可以说，若没有叔父的提携帮助，少年钱伟长的人生将会是另一个样子。

钱伟长——也包括钱学森、钱三强那一代学人是幸运的。他们的成长正赶上了清朝覆亡后的“势”，所谓形势比人强，若时势乖离荒谬，会误尽无数天资聪颖的好苗子。钱伟长的幸运在于他即赶上了新时代培育人才的大潮，又有传统家族的庇护。如果说钱伟长的父辈钱挚、钱穆还是半旧半新的人物，少年时接受的教育尚有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影子，那么生于1912年钱伟长则完全在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近现代教育体系下成长的。在他入校后，民国建立了，八股制艺之类的教育体系早就进了博物馆，无论在小学还是中学、大学，包括课程设置、人才遴选、培养方向等方面的教育制度已和西方发达国家打通，这也是钱伟长大学毕业后顺理成章去西方留学的原因。但必须承认，因为当时中国国力孱弱，列强环伺，政府很难在教育的普惠性方面有太大的作为，那么家庭乃至家族对子弟的教育，承受着更大的责任。对小家庭而言，其抗风险能力是相当的有限，那么家族这一共同体对每个人而言，其庇护作用就尤为突出。家族尤其是历史长久、人才辈出的大家族，其可动用的资源较为充足，那么培育本族子弟能力的更强，动力也更足。钱伟长祖父主持“怀海义庄”，钱穆供养侄儿读书便是很典型的例子。

当然，家族在社会生活中扮演过于强势的角色，其副作用也是不可小觑的。一方面其庇护作用很不稳定，和家族内重要人物的荣辱成败关系过于密切，贾元妃一旦失去了皇帝的恩宠蹊跷而死，贾府的子弟就无人照顾了；鲁迅那位进士出身做官的祖父一旦因科场舞弊案被抓进大牢，周家立刻从小康堕入破产。另一方面强化了族权，强大的族权必然扼杀子弟们的自由心性，看看巴金的《家》就知道了。而以家长制、族权为核心的礼法制度，恰恰是专制的政治制度之基础。

但是，研究历史显然不能抱有以今日之眼光去苛求古人的“现时观念”，中国的家族这种共同性之重要，是中国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不得已”现象。我们设想一下，那个时候的官府征税后，用来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很少的。没有九年制或者十二年制义务教育，没有每个老人都能领退休金的养老制度，没有现代医疗保障体系。“老有所养，幼有所教”仅仅是圣贤设想的蓝图，所谓和谐的“三代之治”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如此，个人当然会过于依赖于家族的庇护与援助，反过来个人又要尽到回馈家族的责任。

只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结构发生剧变，社会得到充分的发育，“打江山坐江山”的专制朝廷变成“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政府，政府和社会给每个人的成长和生活提供更公平的机会和更强大的保障，那么，家族这一小共同体的作用就可有可无了。

最值得担忧的现象是：社会的功能已然失衡，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劣质或者是不公平的，而大家族及依附其上的家族文化又没有了，那可真是“扁担无扎，两头失塌”。这样的环境下，很可能许多“钱伟长”在刚冒头时就被抛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