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钱学森晚年多次谈到的思虑。

１１日是这位杰出的科学家诞辰１００周年。当我们回首老一代科学家创造的辉煌，这个问题又一次盘桓在我们面前：为什么？怎样才能？

在钱老自我总结的人生“两个高潮”中，我们感悟到什么？

在北京师大附中的“钱学森纪念馆”里，写着钱学森的一段话：“在我一生的道路上，有两个高潮，一个是在师大附中的六年，一个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

钱学森曾亲笔手书一份珍贵名单，列出了给予他一生深刻影响的１７个人的名字，大多是他从小到大求知路上的恩师，北师大附中的老师占到７位。

当年师大附中的景象已不能再现，但我们却能从钱学森回忆的文字里，感受到那是一个如何让少年的生命蓬勃生长的地方。

“我们临考都不开夜车，不死读书，能考８０多分就是好成绩，只求真正掌握和理解所学的知识。”

“我们的美术老师高希舜（后来成为著名的国画大师），教画西洋画。我买不起油彩就用水彩学画，后来我画得很不错。”

“国文老师董鲁安教我们读鲁迅的著作和中国古典文学，我对用文言写文章小品特别感兴趣。”

“我们的音乐老师用一部手摇的机械唱机放些唱片，教我们学唱中外名曲，欣赏各种音乐，如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等。后来，贝多芬憧憬世界大同的声响，一直在我心中激荡。”

在这里所受的教育终身影响着钱学森。他说过：“６年师大附中的学习生活，对我的一生，对我的知识和人生观起了很大作用。”

这是一种什么作用呢？

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在怀念父亲的文章《父亲拉着我的手》中写道：“他晚年虽然卧床了，但他的头脑不仅没有‘卧床’，更加关注那些影响国家前途的大事，尤其是中国的教育。他多次和我谈到这个话题。他认为中国的学校没有形成培养创造性人才的机制。”

钱永刚接受采访时对我们说：“父亲曾经多次谈到，一个具有创新品格的人，他的形象思维能力与逻辑思维能力要达到一种平衡，不可能一个逻辑思维很强而形象思维很差的人具有创新能力。父亲从小在这两种思维能力上有很好的训练与积累，他２８岁做出的第一篇高水平的博士生论文，就是他这两种思维能力多年训练和积累而转化成的一种质的飞跃。”

中科院院士郑哲敏早年留学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时，做过钱学森的学生，他对钱先生杰出的创新思维有着切身的感受。他回忆，加州理工学院非常自由，学生们爱听什么课听什么课。学校有各种学术讨论会，自由争辩。几个研究生因为喜欢科幻而迷上了火箭，成立了“火箭俱乐部”，钱学森是这个俱乐部最早的５位成员之一。当时火箭还是人类幻想中的东西，而５个小伙子却对火箭研制投入了巨大的心血，还曾发生过几次爆炸事故，由此被人戏称为“自杀俱乐部”。而正是这个民间组织，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早的研制火箭的小组，本来研究专业为航空的钱学森也是因这个业余兴趣转向了航天研究。

今天，在钱老母校之一的西安交大，一群以“钱学森实验班”名义聚集到一起的老师和学生，４年来一直进行一场教育实验，试图以钱学森的教育理念培育学生。

直面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副校长程光旭坦言自己的想法，说：“‘钱学森之问’包括两大部分，既指教育机构有没有按教育规律办学，又指整个社会系统是不是适合人才‘冒’出来。”

人才培养的成果无法在一朝一夕间显现，但对于他们来说，“钱学森班”意味着应该去思考些什么，探索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