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这句话出自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第六》：“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名臣文武欲尽。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大意是说要想成就异乎寻常的丰功伟业，必须依靠非同寻常的人。

　　汉武帝刘彻发布这封诏书是在西汉的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当此之时，为了强化中央政权对地方的管理，汉武帝下令将京畿以外的所有地区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亦即刺史部十三州，每州由朝廷派遣刺史一人。因为设置刺史部十三州是行政建制的新举措，因而出现人才匮乏，于是汉武帝下诏求贤求能，命各州郡举荐贤能之才。

　　这封诏书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在于：建立前无古人的“非常”功业，呼唤和重用那些具有超凡能力的奇才。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有作为的帝王，汉武帝常常有“常人所异”的举动。在他看来，有的千里马虽然桀骜不驯、不循轨辙却能够日行千里；有些奇才之士虽饱受世俗讥议却能成就大功。对于难驭之马、不羁之人，要用其日行千里、成就奇功的一面，关键就看怎样驾驭和使用了。因此，他制定出选才的“非常”标准，命令各州郡长官发现和选拔那些具有奇才异秉的人，对他们委以重任，出将入相，或者肩负使命出使遥远的国家。

　　“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的表述，充分表现出汉武帝求贤若渴、唯才是举的人才观念。而实际上，就“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这句话而言，汉武帝还是从西汉著名辞赋家司马相如那里借鉴而来的。

　　司马相如也是一位“非常”之人。他以《子虚赋》《上林赋》等作品博得了汉武帝的赏识，在当时名动天下。他的辞赋作品体制博大、词采富丽、汪洋恣肆、气势宏阔，以时代特有的文体表现了武帝时代的繁盛气象，成为汉赋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正如鲁迅所言，“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

　　根据司马迁《史记》之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的记载，早在距上述元封五年汉武帝发布该诏文之前大约二十多年，司马相如就曾受朝廷派遣，作为中郎将持节出使西南，去解决“西南夷”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他写下一篇《难蜀父老》（又作《喻难蜀父老书》《与蜀父老诘难》），以解答问题的形式说服西南少数民族归顺汉廷。

　　当汉武帝读到《难蜀父老》的时候，他对其中的一段话激动赞赏不已：“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异也。”世上必须先有异乎寻常之人，然后才能做成异乎寻常之事；成就异乎寻常之事，方能取得异乎寻常之奇功！“非常”是什么？“非常”就是不寻常，就是“异”，就是敢作敢为、惊世骇俗。这番话显然在汉武帝的脑海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在二十多年后的诏令中还化用了它。

　　显而易见，司马相如《难蜀父老》中这五个“非常”，引起了汉武帝的强烈共鸣。汉武帝在文帝、景帝采取休养生息政策所建立的“文景之治”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帝国，开创了汉王朝最为强盛的局面。

　　汉武帝这位“常人所异”的帝王，敢为人先，一生做过无数“非常之事”：首创察举制选拔人才；首开丝绸之路；首兴太学；首次设置刺史；统一货币，首次将盐铁和铸币权收归中央；任酷吏、严刑法；文化政策上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疆拓土，东并朝鲜、南吞百越、西征大宛、北破匈奴，他还大胆起用“非常之人”，如朱买臣、程不识、公孙弘、董仲舒、卫青、霍去病等，不管他们出身怎样、背景如何，汉武帝都会依其所长给予机会。譬如任命卫青为车骑将军，任命卫青的外甥、十九岁的霍去病为骠骑将军，他们都在抗击匈奴的战斗中屡立奇功。尤其是霍去病，初次征战即率领800骁骑深入敌境数百里，两次河西之战大破匈奴，俘获匈奴祭天金人，之后又深入漠北，出奇兵以制胜，封狼居胥，铸就不朽功勋。总之，汉武帝以“非常”的格局和胸怀，做前无古人之“非常之事”，起用“非常之人”，终成“非常之功”。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引用“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这句话，以此来特别强调人是文艺事业繁荣发展最关键的因素。这是一个需要伟大文学家、艺术家的时代，也是一个造就伟大文学家、艺术家的时代。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去努力创作同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我们这个蓬勃发展的国家相匹配的优秀作品，努力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艺高峰。各级领导干部应该解放思想，善于发现、敢于信任、勇于放手，培养人才、发现人才、珍惜人才、凝聚人才，营造一个“不拘一格降人才”“非常之人”喷薄而出，群贤毕至“济济多士”的繁荣局面，从而使他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业中担重任、出杰作，不负时代，不辱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