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礼，1924年8月24日生于北京。其父亲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和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作为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是中国导弹控制系统研制领域的创始人之一。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当时，他最疼爱的小儿子梁思礼只有4岁半。但是在梁思礼的心中，父亲从没有离去。在他的一生中，梁启超的影响无处不在。

我是父母的“老白鼻”

主持人：您对童年时候的父亲还有印象吗？

梁思礼：9个子女里头，他最喜欢的就是大女儿梁思逊和最小的儿子我，对我和大姐非常好。我最高兴的事就是他带我到北京东安市场“起士林”西餐厅吃西餐，吃完西餐以后还买些我喜欢吃的蛋糕，然后跟他一块儿坐着汽车回清华园。到现在我还记得这一段。

主持人：很多回忆性文章都提到，那时间您父亲称呼您，包括对外界介绍您的时候，都是“老白鼻”，为什么那么叫您？

梁思礼：这个原因蛮复杂，得从我大姐说起。我跟我大姐差30多岁，她生的一个儿子比我还大，大两岁。她生儿子的时候叫儿子小BABAY，翻译成汉语就是小宝贝的意思。后来我出生以后，父亲就叫我“老BABAY”，“老”就是老年得子，他51岁才生了我——所以叫我“老BABAY”。以后呢，他很滑稽、很幽默地把我的昵称给汉语化了，就变成了“老白鼻”。

1915年~1929年，梁启超一直生活在“饮冰室”。就是在这座西式小楼中，曾发生过一系列历史事件。1915年，袁世凯父子欲恢复帝制，梁启超和蔡锷等人曾在这里共商护国大计。

梁思礼：他在“饮冰室”写作时，为了安静，不让小孩进去。尤其是哥哥姐姐这些大孩子更不让进，但因为他喜欢我，可以让我进去。

主持人：您有特权。

梁思礼：也不是特权，每次我进去以后，感觉好像很受嘉奖、得到荣誉的样子。父亲下葬的时候，我才知道，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1924年，梁启超的原配夫人李惠仙去世，也就是在这一年，梁启超的第二位夫人王桂荃生下了梁思礼。但是到了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却因肾病不治猝然去世。在第二天出版的《北平朝报》上，记录下了梁启超生命的最后一刻：“是时梁之病室内外，其亲属友朋麋集，情形极为纷乱。其弟启勋及公子思达，女公子思懿、思宁在侧，旋其在天津南开大学服务之幼弟启雄亦赶到。二时一刻，梁启超转剧，喉间生痰。弟在病榻之左，大喊哥哥，儿在右哭叫爸爸。梁左望无语，旋右望，眼中落泪，即溘然长逝。一时哭声震耳。”

主持人：我想您父亲的去世，对您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很大的影响。当时您有印象吗？

梁思礼：父亲去世的时候，我记得是在北京广济寺，给他开了很大的一个追悼会。那会儿家里人骗我说他睡着了，可是我心里觉得奇怪：怎么父亲老在那儿睡。一直到下葬时，人们把他放在墓穴里，我才知道，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我当时哭着要往墓穴里跳，家人赶紧抱走了我。

主持人：您到什么时候才意识到自己的父亲是一个重要的人物？

梁思礼：我父亲去世以后，中华书局编了一套《梁启超合集》，那时候我大概上中学了，中华书局送给我们每个子女一套。非常可惜这套书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丢掉了。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看他的一些文章，像《意大利三杰》啊，《欧洲心影路》啊，等等。还看了《少年中国说》。看了这些文章以后，我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父亲对我的最大影响就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他的忧国忧民意识。

老母亲伸开手臂迎接我，就像祖国欢迎我一样

1941年，梁思礼高中毕业后，家里的经济状况已经大不如前。但是母亲还是想方设法为他争取到了赴美国留学的机会。

在美国，梁思礼主修无线电，以后又学自动控制，获得了硕士及博士学位。1949年，新中国将要成立的消息，让梁思礼归心似箭。离开母亲已经8年了，他要回家。

梁思礼：在回国的路上，快到香港了，我们预感“十一”会有大活动，在那几天，天天用无线电收听，听到说新中国成立了，说中国国旗是五星红旗。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五星红旗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就拿出一幅红布来，把大星放在布的中央，4个小星放在四角，就在我们心目中的五星红旗下，开了一个热烈的庆祝会。

主持人：当时母亲来接您了吗？

梁思礼：对。船到天津码头时，就看见我母亲站在那儿，她已经白发苍苍。

主持人：8年了。

梁思礼：8年了。老母亲伸开手臂来迎接我，就像祖国欢迎我一样。

回国后，梁思礼参加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建设。这期间，母亲也卖掉了天津的老房子。不久“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有人揭发他，说他在广播电台的建设中有经济问题，于是他被隔离审查了。

梁思礼：他们以为我受贿了。当时我母亲确实有一大笔钱，那是卖房子的钱。但别人不这么认为，结果我怎么说也说不清了。跳进黄河也说不了。所以我就剃光头准备去劳改了。，我记得那年“五一”《歌唱祖国》这支歌刚播放，那个歌特别好听，我很喜欢。我剃光了头发，坐在我的铺盖卷上听了以后，心里酸甜苦辣，不是滋味儿。就是觉得我那么爱我的祖国，而且我也为她尽了我最大力量了，结果呢？是这么一个结果。

最终通过调查，梁思礼被认定没有问题。

梁思礼：那时候我的情绪很不稳定，一会儿落到最低，一下在又到最高。但还是坚持进步思想，下决心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人生与导弹一起起飞

1956年，在梁思礼一生中是一个新起点。那年春天，他参加了党中央、国务院主持的12年科学规划的制定工作，参加起草“喷气技术（即导弹与火箭）部分。而新中国的航天事业也从这时开始了艰难的起步。中国的航天事业，真正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从最初靠前苏联的援助，到中苏关系破裂后的自力更新，无数人在其中默默奋斗。失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1962年的一次发射，留给梁思礼的，就是惨痛的记忆。”

梁思礼：因为那会儿苏联专家也撤退了，我们要自己设计我们自己的导弹，那时候真是有股初生之犊不怕虎的精神哪！很快的，大概一年多，我们的导弹就设计制造出来了，准备到靶场发射。那是1962年的3月，我第3个孩子即将出生，我就跟爱人商量，我出差期间如果生男叫梁凯，生女就叫梁旋。

主持人：我准备凯旋，因为我充满信心——这导弹一定能发射成功。结果那个导弹起来以后就摇摇晃晃，就跟喝醉酒一样。最后掉到发射台前面大概300多米的地方，炸了一个十几米深的大坑。

主持人：失败了？

梁思礼：导弹上去以后跟我们预想的完全不一样，让人目瞪口呆。那会儿聂荣臻老总就在后面，我特别害怕导弹落到后面去，打到聂老总。“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非常对的，我认为失败往往对一项事业、对一个人起的作用比成功还要大。通过那次失败，我们总结了经验，最后才形成了后来的“系统工程”概念，这使我们在1964年获得成功。

1966年10月，梁思礼参加了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的飞行试验。导弹准确命中目标，实现核爆炸。这次试验成功震惊了世界，从此，中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的第5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心中最深的伤痛

梁思礼担任导弹控制系统研制工作没多久就受到了“文化大革命”风暴的严重冲击，梁思礼以及他的亲人们在“文革”中，再一次体会到了父亲的影响。

梁思礼：那时候因为我保聂荣臻，加上我是梁启超的儿子，大字报就说我是“保皇党”的孝子贤孙。周总理就把我们当时所有6级以上的高级知识分子和高工加以保护。那时候我们白天工作，晚上不能回家。保护了大约两个月。

梁思礼暂时有了安身之处，而他的母亲却没能躲过这场浩劫。作为“保皇党梁启超的老婆”，老人的全部财产被抄尽，被赶到阴暗的小屋里。后来，老人已经到了肠癌晚期，80多岁高龄的她每天还要出来扫街。受尽折磨后，老人终于在1968年离开了人间。

王桂荃的去世，痛的还有一个人，他就是梁思礼的长子——梁左军。由于梁思礼夫妇工作太忙，梁左军从小就跟奶奶一起生活。当时还不满10岁的他，不明白为什么奶奶就不见了。

梁思礼：我有三个孩子，现在是两个。我跟我爱人都很少提起大孩子了，因为是很深的伤痛。他跟我母亲的关系特别好，天天在一起。“文化大革命”中，我母亲有这样的遭遇，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他是个孩子，受刺激了，后来有相当一段时间不正常，最后得了精神分裂症，跳楼自杀了。

主持人：而这一切都是由于您的家族原因？

梁思礼：可以这么说吧。

主持人：听到这些消息时，您会不会觉得难以接受？

梁思礼：那时候我对国家是一心一意的。还在努力工作，无私奉献吧。

结束语：作为梁启超的后代，梁思礼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别无选择地要生活在父亲的光环之下。但父亲带给他们的不仅仅是荣耀，还有比常人更多的磨难。同父亲一样，梁思礼的心中始终把国家这个大家的需要放在第一位，作为儿女，无论面临怎样的境遇，对这个家，他始终不离不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