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黄顺力

清人夏震武曾说：“（晚清）数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施行，无一非湘乡（曾国藩）之政术、学术也”。学习中国近代史，我们应该对曾国藩有所了解。近代以后，对曾国藩人们褒贬不一，这是时代所造成的现象，对于这样一个众说纷纭的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有一个客观公允的态度。本场讲座将带你走进那“内囊已尽”“内外交困”的年代，一起熟知这位备受争议的人物。

千秋功过谁与说——评曾国藩其人其事

2008-04-17

　　曾国藩（1811--1872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而且一直延至今日。从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拥之者称之为“中兴名臣”，恨之者骂之“千古民贼”；众说纷纭的背后，则完全是浓厚阶级色彩在作怪。对历史的研究，只有能淡化主体阶级的偏向性，我们才能得到客观公正的结论。历史是各种复杂因素的有机组合体，历史事物也是如此，对复杂的历史人物予以简单、片面的肯定或否定，都是不客观的，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实事求是的要求。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曾国藩曾残酷地镇压过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因而有"刽子手"之称。但就一个人来说，他在做官、做人、做事方面一直被后世奉为楷模。他不但精于治国、治军、治家、治学，而且精于相术。晚清一代汉籍大臣中，像曾国藩这样以文才武略独撑时艰，既建功立业于当时，复留盛名于后世者绝无仅有。下面我们将从几方面评论这个复杂的历史人物：

　　（一）、曾国藩能建功立业的第一要素便是他打败了太平天国，因而我们先分析他在军事上的表现。

　　清朝未年，清政府国力薄弱，八旗、绿营兵无甚战斗力，地方武装如“团练”、“勇”在镇压人民起义、维持地方治安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作为近代军事架构开拓者的曾国藩，创办了对他个人效忠的拥军，在与太平军的战斗中立下了不少功劳。从武将上说，他本不具备先决条件，然而正是由于他的步步青云，得到了皇上与同僚们的青睐，他感皇恩，谢皇意，甘为保主子尽心尽力，表现在为建湘军呕心呖血，精心操劳练出了一支战斗力赛过绿营的正规军，为镇压太平天国立下了赫赫战功，为清王朝西拼东杀，征战毕生，直至卒死在两江总督的宝座上。

　　他领兵的经验是从一次次失败与危机中得到积累。失败使他认识到“兵贵精而不贵多”、“用兵之道，最贵自立，不贵求人”、“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能认识到后勤支援对战争的重要。是失败中蓄气长智，才使他最终成就了煌煌功业。曾国藩以编练湘军起家，书生治国，镇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其军事思想内涵极丰,确有过人之处。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主张军政分理，扣负其责。他还主张加强海军的操练，做到“无论有警无警，尽年累月，练习不懈”，并重视建立沿海炮台。而且，他还认识到人在战斗中的重要性，强调“军中取胜，究在人而不在器”。曾国藩大胆改革了军队、地方的一些陈旧制度。他为海防空虚而机密又为外国侵略者所熟悉而担忧：“现在沿海地方，兵勇既多未练，饷需又皆不敷，战船炮台，一切未暇整理，……至外海内江，彼族往来已熟，虚实情形，在彼目中”，因此，他着重加强海军建设，以达到“明靖内好，暗御外侮”。曾国藩重视采用外国军火，主张“师夷智以造炮制船”。为了加强海军的建设，他主张购买船炮，改变我国兵器落后的状况：“购买外国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认为“有洋炮继续接济，乃能收越战越精之效”。1861 年，设立安庆内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后又试制小火轮船。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军队武器的近代化进程。

　　曾国藩治军以严明军纪为先，同时着意培养“合气”，将士同心，他认为“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选择有四点要求：“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实识，四曰营务整齐”。曾国藩军事思想中最丰富并值得今人借鉴的是其战略战术。如“用兵动如脱兔。静如处女”，主客奇正之术，“扎硬寨，打死仗”，水师不可顺风进击，善择营地，“先自治，后制敌”，深沟高垒，地道攻城之术，水陆配合，以静制动，“先拔根本，后翦枝叶”等等。他对此有一句总结性的话：“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曾文正公书札》卷九《致吴竹如》）不只是治军，举凡天下事他认为都该如此。大处着眼，主要指眼中有大的目标，小处下手，按他自己的解释，就是“屏去一切高深神奇之说，专就粗浅纤悉处致力”（同上）。这一“大”一“小”，最要紧的，实质是“小处下手”。因而曾国藩躬亲实务的作风也很厉害。曾国藩作为一军统帅，事事躬亲实务，必会对湘军起到激励、督催作用，增强其战斗力。一个堂堂统帅，不沉溺于所谓宏观指导，而是具体入微地指导和操办普通军务，结果使一支军队成了自己得心应手的工具，曾国藩不爱说大话，有求实的精神，平生最恨巧滑、偷惰、钻营、逢迎、敷衍、颟顸等官气、衙门气。

　　毛泽东年青时，曾对曾国藩倾服备至，认为曾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孕群籍而抱方有”，是国学的入门书。曾国藩治军最重视精神教育，毛泽东一生很注意这点。曾国藩的“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影响毛泽东建立红军之初便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由此而言，曾国藩对中国军事上的影响是正面而积极的。

　　（二）、曾国藩乃是文人出身，他在学术上的钻研也令人刮目相看，可取之处甚多。 

　　曾国藩是清朝末年朝廷依仗的方面大员，生平虽争议颇多，但与一般行伍出身的将领有很大不同，他应算是半路出家的儒将，可以说是带兵不忘读书，平时为人处世也难掩其读书人本色。他说：“盖真能读书者，良亦贵乎强有力也”，要有“旧雨三年精化碧，孤灯五夜眼常青”的精神。写字或阳刚之美，“着力而取险劲之势”；或阴柔之美，“着力而得自然之味”。文章写作，需在气势上下功夫，“气能挟理以行，而后虽言理而不灰”。要注意详略得当，详人所略，略人所详，而“知位置者先后，翦裁之繁简”，又“为文家第一要也”。为文贵在自辟蹊径，“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第一妙境”。从大处讲他于古文、诗词很有造诣，一直醉心于推崇桐城派古文，被奉为桐城派后期领袖，颇有文坛领袖的气派；从细处讲他对读书也有一些自己的方略，这较多体现在他在家书中对子弟的读书指导上。后人辑其所著诗、文、奏章、批牍等为《曾文正公全集》。

   曾国藩是清末著名换理学大师，学术造诣极深。他毕生服膺程朱理学,又主张兼取各家之长，认为义理、考据、经济、辞章四者不可缺一，但始终将理学放在首要地位：体孔孟思想，用禹墨精神，操儒学以办实事，玩《庄子》以寄情，由封建文化培养见识，从传统道馆汲取力量。曾国藩的仕途畅通是与他好学有关，他学习孜孜不倦，苦读日夜不息，尤其在京参加朝考进入庶常馆学习后，“日以读书为业”。勤于求救，不耻下问，博览历史，重视理学，还读了大量的诗词古文，才华横溢，满腹经纶。官吏中如此勤奋好学者实不多见。由于他博览群书，涉猎文献，故在政治上有自己的独特点：如要统治者“内圣外王”，要自如地运用儒法思想治理天下。他认为程朱理学正统于孔孟之道，后君臣应以习之。尤其他曾主张或奏明皇上，提出治理天下之办法，涉及吏治与廉洁，选材与用材，物质与财用，兵力与兵法等。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对“乾嘉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庠之风”，“痛恨次骨”。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已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他应诏陈述政治主张说：“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人才不乏，欲作用而激扬之，则赖皇上之妙用，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臣观今日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肯振作起来，将一遇困难，国家必有乏才之患。”要想使官员振作起来，又须皇上以身作则。他从理论乃至实践上都极力标榜封建伦理道德，来维护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 

　　他从统治阶级利益出发，对任何学术都采取兼容并包的方针，特别是“经世致用”之学。虽然当时的理学大师往往它当成一门“足以致高位而取大名”的做官之术，但曾国藩还是把它当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他主张研讨理学的目的在于“守道救时”、“通经致用”。曾国藩接受了唐鉴的思想观点，鸦片战争的失败，促成了他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时方读史，阐经世之学”，他认真研究顾炎武的著作、魏源等编的《皇朝经世文编》、司马光的《资冶通鉴》，希望找到“济世”良方。曾国藩用经世致用思想调和汉学和宋学的矛盾，使两者合为统治阶级服务。他阐扬儒家的实用理性的宗旨，主张“荷道以躬’”，注重实事求是：“实事求是，非即朱子师称即物穷理乎？”他的经世致用思想，使他摆脱了儒学家空谈阔论的圈子，能更好地从实际出发，随机应变地对付一切局面，抓住一切时机，富国强兵，达到自强的目的。

　　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踏实地，洁已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另一方面，曾国藩对于农业的认识可能就与孔孟有所不同。曾国藩将农业看作是持家之道并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这是因为曾国藩出身农家，农业在他一生的经济和精神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即便是后来他做了大官，无需躬耕以足衣食，可他并没有因此而忘怀稼圃，戎马倥偬之余，他也采用家书的方式一再教导子弟重视农业生产。曾国藩对于竹木的种植密度也有自己的见解。他在同治三年（1864）四月二十四日给澄弟的信中提到：黄金堂下手之竹，务须大删，每二尺宽乃可留一根。柞树尤宜多芟，否则愈密愈不长也。他自己对于农业生产深有体会，并能把这种体会，来用解释读书时所遇到的问题。曾国藩虽然大部分时间不在乡间务农，但对于农业生产的关注和实践，使他对于某些农业生产技术，也有了自己的心得，并能将之运用于生产之中。

　　曾国藩绝对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和一个优秀的学者，但很明显大多数人并不认为他是一个出色的外交家。让我们看一下他在对待外交事务上的态度和表现吧。　　　　　　 

　　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已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

他的外交生涯可分为三个时期。首先，他从登进士担任京官至1852年回原籍丁忧期间。该时期，由于他接受的是儒家学说的熏陶，他在对外的态度上，承袭儒家讲求“夷夏之辨”的观念，常把英、法侵略者称为“夷”、“逆”，而绝少直称其国名。他前期的对外思想，虽然其主导方面是陈腐的夷夏观念，但其对外国侵略者的侵略则是深恶痛绝的。太平军在对付清军的战争中，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动摇了大半个中国，震撼了清王朝的统治。在这一时期，身处大变动中的曾国藩对局势的急剧变化感到非常的震惊。他对太平天国起义怀着害怕、恐惧的心理。在清军屡战屡败的情况下，曾国藩以恢复“名教”、“尊卑”为己任而创办湘军。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两国军队同时向清政府开战，这对于正面临太平军有力挑战的曾国藩来说，无异于又一声惊雷。首先，他逐渐了解了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从而产生了清朝的国力难与西方列强相抗衡的心态，其次，他对英、法两国的侵略的本性却了解不足。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虽烧毁了圆明园，但对天坛、地坛、故宫等清王朝祭天地祭祖之处却没有损坏，且没有推翻清朝政权，反而帮助清朝镇压国内人民斗争。对此，曾国藩认为外国侵略者“不伤毁我宗庙社稷，日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两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此大者而忽。”在曾国藩的后期，他的主要目标都是渐图自强，抵制外侵，对于这一点，他是不遗余力的。曾国藩一方面对屈辱条约感到悲愤，当清政府和英、法、美三国签约消息传出，他“阅之不觉呜咽”，称之为“皆五胡乱华气象”。另一方面则表现出对外国侵略者的畏惧：“驭夷之法，以羁糜为上”。这是他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大局”出发，以牺牲民族国家部分利益、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角度指导外交事务，从而决定了曾国藩中期外交思想抗争与妥协的统一。曾国藩逐步形成了以强盛国力作为外交后盾的思想。他吸取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教训，对中期的外交思想作了重大的修正，认识到对外”羁縻”虽是上策，但只是暂时的，外国的侵略仍会发生，因此，他说：“此次决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忘备”，所以，他主张利用暂时的和平，重新操练，用近代武器装备军队，以达到抵制外侮的目的。曾国藩抵制外侮的思想，这一切都建立在他的“自强”学说之上。他认为：“外攘之要，莫如内修，刻下维持大局，以自强为主”，这是“不易之法”，在国家“自强”的基础上，抵制外侮的目的就达到了。怎样才能达到渐图自强的目的呢？他认为：“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弹，学造舱舟等具为手下功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曾国藩在修政事、求贤才、学作炸弹、学造舱舟等方面，都作了一番的努力，他的一切出发点，都是为了渐图自强、御内抗外这个目的。ScZ一品下载

　　曾国藩在对外交涉中，怎么会逐步形成了既自大又害怕、既抗争又妥协的两面性呢？影响他的外交思想和外交行动的因素是什么呢？这就要分析曾国藩所处的时代的特点和环境。

　　首先，清末是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极端尖锐的时期，鸦片战争以来，经过外国侵略者“坚船利炮”的轰击，清朝国势江河日下。但是，清代中国虽然遭受到列强入侵而造成的割地赔款等的屈辱，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大权仍未落入殖民主义者的手中，封建统治阶级仍然幻想通过一系列的手段来达到恢复国家强盛的目的，达到“中兴”的和平安定的局面。因此，清政府内部在一定程度上有抵制外侮要求和政策，然而，清政府在抵抗外国武装入侵的态度上，犹豫不决，和战不定，对战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也没有认识，清政府的腐朽，使得自上至下的大部分官兵均没有良好的素质，包括真正的军事能力和思想素质，去对付外国武装侵略者的入侵。而且，当时我国还没有大规模的近代工业，不能生产近代化的武器，清军所使用的只是笨重的大炮、火枪和大刀、长矛等冷兵器。清朝统治集团对人民的力量又认识不足。国防力量的空虚，造成清军在对外交战中往往遭到重大打击，对外国侵略者产生了恐惧的心理。而且，清政府有些上层人士还希望通过洋人的支持达到继续维护封建腐朽统治的目的。所以，在对外关系中，又出现与外国侵略者妥协的一面。清政府的既抗争又妥协的政策，体现了一个穷途末路的封建王朝的最后一番的垂死挣扎．这些政策也影响到作为清末统治阶级内部忠心耿耿的“中兴名臣”的曾国藩的所作所为，造就了他在对外交涉中的两面性。其次曾国藩是近代史上儒家思想的继承人和集大成者，他一生的目标，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君子之立志，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失为天地完人。”曾国藩是一个封建的官僚，接受的是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忠君思想的影响，对于给予他荣华富贵的清朝政府是忠心耿耿、死心塌地的，对清政府的指令是战战兢兢，不敢违背的。但是他因功高遭到了清政府和一些大臣的猜疑。因此，在一系列的战斗中，曾国藩都小心谨慎地执行清政府的策略，以避免“功高震主”的猜忌。如在攻陷天京之后，他即裁撤湘军25000人，劝弟弟曾国荃托病解职。所以，清政府朝令夕改的政策，也间接地造成了曾国藩在外交活动上的两面性。曾国藩虽然是开始接触近代化的封建官僚，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宗教等有初步的了解，但并没有达到了解透彻的程度，从而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本性的认识是不深的。而且，曾国藩是一位文人出身的统帅，带兵打仗并不是他的愿望和理想，战争也是他不愿看到的：“吾家兄弟带兵，以杀人为业，择术已自不慎，”这更增加了他外交活动中妥协的一面。

　　综上所述，曾国藩是封建社会的一个“中兴名臣”，他的一切行动，都不免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其终极目的，都是为了挽救面临崩溃的清朝统治。在外交上，他为了维护情王朝的统治，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从“经世致用”的角度出发，在每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历史事件中都表现出以最大力气维护封建统治，挽救社会危机的特征。正是由于这一点，他的外交思想和外交行动才呈现出复杂性和多变性，造成后人对他评价毁誉不一。总的说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顺应形势的特点。他正是在“理势并审”的情况下，走上一条抗争与妥协的道路的。他在外交上的表现，足以证明他并非一个“汉奸”、“卖国贼”，而是一个试图卧薪尝胆但终于无可奈何的爱国者，他的外交，是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的决策。

   最后再让我们总体分析一下曾国藩这个传奇人物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与地位吧！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他与太平天国的斗争。冯友兰先生认为，曾国藩与天平天国的斗争，实质上是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冲突，两种宗教的冲突，可谓道出了问题的本质。冯友兰先生看来，曾国藩是一个道学家，他以宋明道学理论为指导，以封建政权为依托，以湘军为武装力量，对抗以基督教为教义、神权政治为依托、以太平军为武装力量的洪秀全，则完全属于两种宗教的冲突，也是两种不同文化形态的冲突。当时正是西方列强的大肆入侵，包括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颠覆与渗透，大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洪秀全打着拜上帝教的旗号，大量吸收受压迫的民众入教，给他们输灌神权思想，奴役其肉体与灵魂。时机成熟则揭竿而起，开始了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斗争。自然，封建政权受到威胁的同时，传统文化与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纲常名教也受到颠覆的威胁。曾国藩与他率领的湘军就是以捍卫传统礼教为精神支柱与理论指导的。当人们以“封建卫道士”的帽子扣在曾国藩头顶而抨击其保守时，他们忽视了一点：太平天国以神权为政体，以基督教义为精神指导，其实才是真正的历史倒退。孔孟之道，纲常名教，本质上还是以人权为基础的，它比太平天国的神权理论要进步几个世纪。洪秀全的失败就在于，学了西方的文化糟粕，让历史倒退了几百年。当时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也是别有用心的，实质上就是文化的侵略。曾国藩打败太平天国的历史意义就在于，捍卫了中国传统文化，抵抗了西方列强的文化侵略。同时，还避免了天平天国引起的中国历史倒退。

   其次，曾国藩所提出的改革主张以及一整套思想显然更切中时弊，更富建设性。他以吸引和培养人才著称，许多了解西方的知识分子，包括第一批科学家都曾是他的幕府。他所创始的洋务运动尽管有种种缺点，发展工业总比太平天国的小农经济进步，从中国经济发展史的角度论，多少向前推动了一步。但是曾国藩致命之处在於没有摆脱爱国与忠君相联系的传统，他的政治主张及其实施结果都是巩固清王朝的统治，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悖论，最後连他自己都只有急流勇退以避祸。正因为处於这个悖论之中，功之、罪之，令史学家争论不休。撇开政绩不谈，曾国藩至少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

   依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这句诗从一个侧面映了曾国藩的本质不坏。他不惜留下曾剃头的骂名，重典以治乱世。所杀之人并非私怨。在天津教案中，国藩不忍杀天津官员与百姓，虽内外交困，而尽力保全；力办洋务，兴国兴清，在他心目中，国即大清，大清即国。作为一个人，他毕生有这么一个目标，忠于清朝、忠于国家，这是没有错的。当今我国经济虽有发展，而社会道德严重败坏，西方糟粕侵入。耀武扬威者，都是些商贾优伶，这些人不事生产，追求享受，华众取宠，目无祖宗，此一派乌烟瘴气，正待如曾国藩之人横空出世，扫除虫蝇猴狼，还我中华大地忠孝仁义之正气，国之幸也。国家的法令太宽松了，思想上管束少了，政令不行，虱蚤乱蹦。不提倡老祖宗的文明不行，不用重典不行，重典后，可再宽松，一张一弛之道。这一切都是曾国藩留给后人的启示。然而事实上，曾国藩只是一个符号，他更多地代表一种文化态度，是传统文化的一种当下显现。曾氏确实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人物，以他为主的湘军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曾一度被誉为清朝的“中兴名臣”，对于汉人官员在清朝的地位提高很有影响，加之曾氏严于自律，谨重操守、学识渊博、著述丰富，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研究的史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以及蒋介石等都曾十分仰敬他。像许多传统的士大夫一样，曾氏的身上也体现了那个时代察人观势的一些形而上的方法，但那更多的是一种经验与直觉。我们从曾氏所撰的煌煌巨著中，却只见到一个典型的恪守儒家圣贤言止的形象，他从另一个方面昭示了我们为人处世的忠恕之道所带来的利益。曾国藩的成功之道在于热心功名而不贪恋功名，立千秋宏愿，行琐碎小事，看似朴讷，实为圆通。这实在是经典而放之四海皆准的人生哲学，也无怪乎近年来人们如此之热中于研究他的思想与为官之道了。

　　总体来说，我个人在看了很多资料后对曾国藩的评价也较多地偏向于正面。其实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功过在千秋之后都自有公论。我们要辨证地看待历史，我们要看到曾国藩身上种种美好的品质，也要看到他种种的愚昧与迂腐。人始终难有完美，始终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有一定的社会色彩，人生在世并不为了追求千秋的功名，而是仅仅要做到无愧于心。我个人就认为曾国藩做到了这一点，在这个层面上说，他仍然是值得人尊敬与学习的。

曾国藩生平

    曾国藩（1811--1872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从湖南双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以一介书生入京赴考，中进士留京师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紧接着创见因母丧返乡，恰逢太平天国巨澜横扫湘湖大地，他因势在家乡拉起了一支特别的民团湘军，历尽艰辛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被谥“文正”。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而且一直延至今日。从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一)少年得志仕途亨通

曾国藩，字伯函，号涤生。1811年出生于湖南省双峰县井字镇荷叶塘的一个豪门地主家庭。祖辈以农为主，生活较为宽裕。祖父曾玉屏虽少文化，但阅历丰富；父亲曾麟书身为塾师秀才，满腹经纶，作为长子长孙的曾国藩，自然得到二位先辈的爱抚，他们望子成龙心切，便早早地对曾国藩进行封建伦理教育了。曾国藩6岁时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时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并参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俱佳列为优等，可见他自幼天资聪明，勤奋好学。至1832年他考取了秀才，并与欧阳沧溟之女成婚，踏上了人生的一大台阶。曾国藩刚28岁便考中了进士，从此之后，他一步一阶的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力门生。在京十多年间，他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直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暑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就是沿着这封仕途之道，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从文才上看，曾国藩的仕途畅通是与他好学有关，他学习孜孜不倦，苦读日夜不息，尤其在京参加朝考进入庶常馆学习后，“日以读书为业”。勤于求救，不耻下问，博览历史，重视理学，还读了大量的诗词古文，才华横溢，满腹经纶。官吏中如此勤奋好学者实不多见。由于他博览群书，涉猎文献，故在政治上有自己的独特观点：如要统治者“内圣外王”，要自如地运用儒法思想治理天下。他推崇程朱理学，认为程朱理学正统于孔孟之道，后君臣应以习之。尤其他曾主张或奏明皇上，提出治理天下之办法，涉及吏治与廉洁，选材与用材，物质与财用，兵力与兵法等。他应诏陈述政治主张说：“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人才不乏，欲作用而激扬之，则赖皇上之妙用，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臣观今日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肯振作起来，将一遇困难，国家必有乏才之患。”要想使官员振作起来，又须皇上以身作则。他从理论乃至实践上都极力标榜封建伦理道德，来维护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从武将上说，他本不具备先决条件，然而正是由于他的步步青云，得到了皇上与同僚们的青睐，他感皇恩，谢皇意，甘为保主子尽心尽力，表现在为建湘军呕心呖血，精心操劳练出了一支战斗力赛过绿营的正规军，为镇压太平天国立下了赫赫战功，为清王朝西拼东杀，征战毕生，直至卒死在两江总督的宝座上。

二) 曾国藩之思想学术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在政治家，对“乾嘉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庠之风”，“痛恨次骨”。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已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踏实地，洁已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已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

《治学论道之经》

曾国藩是清末著名换理学大师，学术造诣极深。他说：“盖真能读书者，良亦贵乎强有力也”，要有“旧雨三年精化碧，孤灯五夜眼常青”的精神。写字或阳刚之美，“着力而取险劲之势”；或阴柔之美，“着力而得自然之味”。文章写作，需在气势上下功夫，“气能挟理以行，而后虽言理而不灰”。要注意详略得当，详人所略，略人所详，而“知位置者先后，翦裁之繁简”，又“为文家第一要也”。为文贵在自辟蹊径，“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第一妙境”。

《持家教子之术》

著名历史学家钟书河先生说过，曾国藩教子成功是一个事实。无法抹杀，也无须抹杀。曾国藩认为持家教子主要应注意以下十事：一、勤理家事，严明家规。二、尽孝悌，除骄逸。三、“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四、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五、联姻“不必定富室名门”。六、家事忌奢华，尚俭。七、治家八字：考、宝、早、扫、书、疏、鱼、猪。八、亲戚交往宜重情轻物。九、不可厌倦家常琐事。十、择良师以求教。

《疆场竞斗之计》

曾国藩以编练湘军起家，书生治国，镇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其军事思想内涵极丰,确有过人之处。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主张军政分理，扣负其责。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军队武器的近代。治军以严明军纪为先，同时着意培养“合气”，将士同心，他认为“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选择有四点要求：“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识，四曰营务整齐”。曾国藩军事思想中最丰富并值得今人借鉴的是其战略战术。如“用兵动如脱兔。静如处女”，主客奇正之术，“扎硬寨，打死仗”，水师不可顺风进击，善择营地，“先自治，后制敌”，深沟高垒，地道攻城之术，水陆配合，以静制动，“先拔根本，后翦枝叶”等等。

《处世交友之道》

曾国藩对交友之道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要集思广议，兼听而不失聪。“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处世方面，曾国藩认为，“处此乱世，愈穷愈好”。身居高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为人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笑而忘之”。“功不必自已出，名不必自已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曾国藩写有格言十二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处世交友之道。

《修身养性之诀》

曾国藩总结了修身十二款：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亡不能、作字、夜不出门。他认为古人修身有四端可效：慎独则心泰，主敬则身强，求人则人悦，思诚则神钦”。曾国藩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守笃诚，戒机巧，抱道守真，不慕富贵，“人生有穷达，知命而无忧。”曾国藩认为：“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贫，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前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养生之道，“视”、“息”、“眠”、“食”四字最为要紧，养病须知调卫之道。

褒贬不一 “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正如辛亥革命中的怪杰章炳麟对曾国藩的评价一样，近百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曾国藩褒扬者有之，斥骂者也不乏其人。早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到了1870年“天津教案”，不少人骂他是卖国贼，以致曾国藩也觉得“内咎神明，处咎清议”，甚至有四面楚歌之虑。辛亥革命后，一些革命党人说他“开就地正法之先河”，是遗臭万年的汉奸，建国后的史学界对他更是一骂到底，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地主买办阶级的精神偶像、汉奸、卖国贼、杀人不眨眼换刽子手等等，予以全面否定。历史是各种复杂因素的有机组合体，历史从物也是如此，对复杂的历史人物予以简单、片面的肯定或否定，都是不客观的，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实事求是的要求。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曾国藩的研究逐步深入，对他的评价也相对客观。随着有关曾国藩的小说和传奇故事的出版，越来越多的人对其产生兴趣，他们希望能透过作家描述的人物形象更多的了解曾国藩的学识、见解和主张，更直接、更清晰、更深入地窥见他的内心世界。

三)轶事点滴

毛泽东“独服曾文正”之谜

毛泽东年青时，曾对曾国藩倾服备至，现藏韶山纪念馆的光绪年间版《曾国藩家书》中，数卷扉页上都有毛手书的“咏之珍藏”。他曾说：曾国藩建立的功业和文章思想都可以为后世取法。认为曾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孕群籍而抱方有”，是国学的入门书。曾国藩治军最重视精神教育，毛一生很注意这点。曾“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毛建立红军之初便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蒋介石推崇曾国藩之谜

蒋多次告诫他的子弟僚属：“应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书版及书礼”，“曾文正家书及书礼......，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他审订《曾胡治兵语录注释》时说：曾氏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在黄浦军校，他以曾国藩的《爱民歌》训导学生。他说我认为曾、左能打败洪、杨是他们的道德学问、精神与信心胜过敌人。“誉之为圣相，谳之为元凶”之谜曾国藩曾被人推许为孔子、朱子以后，再度复兴儒学的圣哲；建树功业、转移运世的伟人贤者，清朝咸同中兴第一名臣。然而，也有人骂他是民贼、元凶、汉奸、民族罪人、擅权滥杀的“曾剃头”、好名失德的“伪君子”。

《曾国藩家书》影响历史不衰之谜

太平天国失败后，清廷对权重势大的曾国藩极度猜忌，曾为表明心迹，做出了有违个人性格的事刊印《家书》。违朝廷大禁纳妾之谜五十一岁时，咸丰帝大丧期间，秘娶小妾，“违制失德”，故有人斥其为“伪君子”。终生以“拙诚”“坚忍”行事曾国藩“貌之过人者，眼作三角形，常如欲睡，身材仅中人，行步则极厚重，言语迟缓。” “一生爱钱”之谜三十岁时，作一件青缎马褂，遇庆贺及新年时穿一次，三十年后，衣犹如新。在南京总督府任内，要求夫人和儿媳们，每晚要绩麻纺纱，下厨作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