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和万邦”四字并不是从古代典籍中随意拈出的一个词汇、一种理念，而是中国文化的一贯的精神和传统。从考古学成果看，大约距今六七千年前后，中华大地就已经逐渐繁荣起来。而自上古至春秋时代，由于农业经济的发展，人口相对集中于黄河流域，一些区域人口已相当密集，形成人口压力，导致频繁的人口迁移，以调整人口与资源的紧张。许多古代文献都谈到，中国上古时代部落众多，所谓“诸侯万国”、“天下万邦”。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免不了有矛盾和斗争。有那么多的人口，分成那么多的部落，并且比较相对集中地生活在一定的区域中，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许多部族矛盾和社会矛盾。那么，古代中国人是怎样解决这些矛盾，从而决定古代中国文明走向的呢？《尚书》以《尧典》开篇，开始即讲尧的德行，而尧的德行之大者，在于能“协和万邦”。这是中国文化的整体和谐观的表现。从一个大的时段来看，由上古的天下万邦，到春秋时代的数十诸侯国，再到战国七雄，最后由秦统一天下。统一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趋势。但在如何统一的问题上，却一直有两种路线：一种是“以德服人”，一种是“以力服人”。前者主要依靠涵化融合的方法；后者则主要通过战争兼并的方法。而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家的价值观，肯定“以德服人”的路线，而否定“以力服人”的路线。中国文化的整体和谐观不仅体现为先贤的哲学理念，更主要的是体现在上古以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它作为一种民族精神、文化传统存续着，而不仅是某家某派的哲学观点而已。

通观人类发展史，人类由原始氏族发展为部落、部落联盟、酋邦、国家，是不断融合发展的。这是历史的总趋势，而且我们相信人类一定会走向大同时代。中国文化的“协和万邦”的理念促进了民族的涵化、融合和“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中华民族融合的历史在世界史上堪称典范。

“协和万邦”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的特有思想。这一点钱穆先生已经指出过。他说：西方思想源于古希腊，希腊不过如古代的齐国一样大，而其中城邦有一两百个。一个城市中又各有不同的政府组织，有的是贵族政治，有的是共和政治，有的是代议政治。希腊始终没有融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只有所谓的“城邦政治”。那么整个希腊时代一直如此。欧洲人从古希腊一路下来的文化传统，从未有过如中国自古以来统一和平的一套“天下观”。

今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第36届亚洲和北非研究国际大会向中国哲学研究者提出这样的问题：西方文化对于人类文明的永久性价值可以提出诸如人权、民主、平等、自由等等，那么中国文化对于人类文明的永久性价值是什么？我认为，“协和万邦”的整体和谐观就是中国文化对于人类文明的永久性价值。现代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人类已经掌握了可以毁灭自己的高度技术文明手段，同时又处于极端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营垒，最重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中国如果不能取代西方人类的主导，整个人类的前途是可悲的。”然而除少数有识之士外，可以说，中国文化的整体和谐的思想尚未被当作人类的永久性价值进入西方人的理论视野，这就需要我们介绍和宣传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