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夏历戊戌五月，张之洞刊行《劝学篇》，宣扬当时流行的政治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下简称“中体西用”)。史家称为这是堵截维新思潮之举，而“中体西用”也被认定为洋务派的旗帜。
　　1898年，夏历戊戌八月十三日(公元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染菜市口，百日维新匆匆以悲剧结束。
　　许多史家都在告诉我们，洋务派不如改良派，改良派不如革命派；中体西用既是攻击改良的思想武器，自应为改良派所反对，为革命派所不取。
　　然而，研究一下历史，使人惊奇的是，无论是视“民权无一益而有百害”坚持保皇的康有为，还是提倡民权推翻帝制的孙中山，竟都没有走出中体西用这个怪圈。而这也是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多年裹足不前的根本原因。
　　有什么根据这样说？
　　我们不妨作一点历史的探讨。
无所不在的中学
　　中国人惯于在字面上做文章，语言含混模糊，什么中学、西学、体、用，都可以作出圆滑的解释。
　　中学，如果概括全部中国古代的学术，即使其中糟粕不少，那也是耀眼辉煌，令人留恋的，所以总有人在那里提倡国学，整理国故，这里不去多说。现在要讨论的是“中体西用”里面的“中学”，这就不一样了。
　　这中体西用中的中学，非指具体的学术，而是从文化的总体抽象出来的“形而上”的圣人之道。当时所谓的西学，主要是自然科学和技术，被认为不过是“形而下”的器艺。
　　中体西用，就是由形而上的道起主导作用。
　　“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冯桂芬(1809-1874)这话，一般都认为最能表达中体西用的内涵。伦常名教是这个中学的精髓。
　　什么是中国的伦常名教呢？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刚开篇，用“臣光曰”的口气发表的那通议论，可谓抓住了中国伦常名教的要害，现将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一段话引述于下：
　　“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腹心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枝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枝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
司马光认为最能保持中国稳定的社会结构
天
子
三公
诸侯
卿大夫
士庶人
　　司马光讲这些话，有他的道理。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每当这个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被破坏时，天下就要大乱，兵连祸结，在上的统治者会丧失他们的地位与特权；在下的百姓更是遭殃，比起来还不如有个皇帝。但他没看到，这兵连祸结却又由于这皇帝之尊贵实在太诱人了，故会出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的局面；还是孙中山看得透：“中国历史常是一治一乱，当乱的时候，总是争皇帝。……中国几千年以来所战的都是皇帝一个问题”。1924年他曾对当时追随他的国民党人说：“我现在讲民权主义，便是要大家明白民权究竟是什么意思。如果不明白这个意思，想做皇帝的心理便永远不能消灭。大家若是有了想做皇帝的心理，一来同志就要打同志，二来本国人更要打本国人，全国长年相争相打，人民的祸害便没有止境”。孙中山说，他一开始就主张共和，不要皇帝，便是为了避免出现这种争当皇帝的战争。
　　孙中山讲的民权就是要由民作主，但古代的中国人不知民主为何物，以为舍此君主集权别无他法，宁愿失去自由以换得社会的稳定与自己的生存。
　　司马光还抬出周文王和孔子：“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引来圣人之言作证，这礼是天地间的公理，当然人人都必须遵守了。
　　对自然界不求甚解，而是用似是而非的直观感受来比附社会人事，作为论辩的根据，如“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之类，是中学的一大特色，令人叹息的是，如此的“天人合一”，却长期为许多人所深信。
　　司马光这样强调礼的重要，是他深深的懂得，要维持这个金字塔式的封建秩序，单靠刑罚是不行的，严刑竣法也只能管得一时，只有让这个礼深入人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均安于其位，才能实现。
　　作用如此之大的礼，究竟包含有些什么内容呢？历代许多学者都在研究，留下的著作可谓浩若烟海。其实用今天的认识来看，主要也就是下面这三条：
一、等级制(与特权结合)
二、人身依附(以下附上)
三、一个头脑(全体服从最高)
　　应该给司马光补充一下，他的书卷气太重了，他的这通议论，是因周威烈王承认了三家分晋的既成事实，有感而发的。他没看到，在中国社会这个大金字塔中，居于顶尖的皇帝，实际上也是这部统治机器的一个部件，姓李姓赵都无关紧要；皇帝有名无实，或无皇帝之名但实际上具有皇帝的权力，都是不足为怪的。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权力的分配可以与形式上的等级不一致，各等级中的成员也可以转换，所以魏斯、赵籍、韩虔被周王任命为侯，坐在那个等级上的人变了，但是贵以临贱，贱以承贵的秩序并没有变。在中国，只要前面说的那种等级制、人身依附、一个头脑这三样东西还存在，大金字塔崩溃了，仍会保有许多小金字塔；早晚小金字塔还会再构建成一个大金字塔的，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嘛！总是会有人想从自己的小金字塔的顶尖上，进而居于大金字塔的顶尖。魏蜀吴三国争战不已，不论各自打着什么冠冕堂皇的旗号，其实质均在于此。
　　维系这样一个大金字塔，是孔夫子开创的儒学教育的目的，通过教育让人们自觉地去维护这个封建秩序。这教育不限于老师给学生讲课，已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包括日常生活中，可谓无所不在，而其效果是显著的，能使人潜移默化地在精神上成为这伦常名教的俘虏，能在不管受到如何不公正的待遇时，仍能安分守己，逆来顺受。
　　不过，居于底层的芸芸众生，在生存都成问题的时候，也会起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有时果真拉下来了，但马上又会有新皇帝，各个台阶上又是那样一级控制一级，虽然会换上些新面孔，但这个金字塔的格局没变，能坐在高阶上的仍只是少数人。因此在轰轰烈烈折腾了一番后，人们才发现，绝大多数人或已成使一将成功的枯骨，或还是只能铺垫在底层。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去打碎这金字塔。
　　所以我们这个中学，不仅无所不在，还延续得很久很久。
学费交得太多了
　　在鸦片战争中领教了西方的物质威力后，中国人对所谓西学已开始注意，但认为它不过是物质之学或称为“实学”，作为形而下者乱来对待。有少数人编译了一些介绍西方和世界情况的书籍如《四洲志》之类，还翻译了一点科学著作。1860年，英法联军陷北京，烧圆明园，更触发中国的有识之士要求发奋图强。此时人们以为西方之强，无非是船坚炮利而已，于是就有了所谓办洋务，在二、三十年间办起了一批向西方学来的工业交通事业，江南制造局(1865)，福州船厂(1866)，招商局(1872)，开平煤矿(1875)，汉阳铁厂(1890)是其著名的代表。
　　与此同时，由官方出面组织翻译西方图书，江南制造局在1868年开办的翻译馆，是译书的主力，1868-1907年间，总共译出各类书籍159种1075卷，其中半数以上是工程技术、军事和自然科学方面的。1986年，梁启超编成的西学书目表，包括各处译出的西方书籍，也是“形而下”的科学技术及其他实用的书籍为主，极少人文科学的书，介绍西方政治体制的书仅得一种《德国议院章程》。中体西用的方针，在译书的选择上也体现出来了。
　　中国翻译引进的这些西方著作，，大都能代表当时世界的科技水平，如华蘅芳译的《地学浅释》，就是莱伊尔根据他的名著《地质学原理》改编出来的《地质学基础》，编成仅几年就被中国译过来了。日本人得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在译这些书，曾派柳原重光前来购买。中国人见事并不晚，行动也不迟，仅管当时中国对外打败仗，赔了巨款；内部又有太平天国和清政府争战十几年，元气大伤。但终究是地大人多，兴建的这些近代工矿业，其规模多在东亚名列前茅。
　　江南制造局是一个以造船制炮为主，兼有钢铁、机械等工厂的大型企业，1868年，造出了第一艘铁甲轮船惠安号，载重600吨，虽不大，但这是中国、也是东亚第一次造出的轮船。当时日本唯一的海军造船厂横须贺造船所，到1871年才造出小轮船10艘，载重量总计740吨，而1870年江南制造局已造出载重量为1,000吨的威靖号，随后又造成两艘2800吨级的战舰海安号和驭远号，质量也提高了。福州船厂在1869年造成第一艘轮船，到1880年，累计造出9艘载重1000吨以上的战舰。日本在1900年造船的总量是5,000吨。
　　汉阳铁厂具有年产生铁140,000吨的能力，名号铁厂，实际上还包括炼钢和轧钢，目的是要轧出修铁路用的钢轨。1890年，汉阳铁厂开始兴建，1894年出铁，是当时东亚最大的钢铁厂。日本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得到中国的赔款，才于1897年开始大型钢铁企业八幡制作所的建设，1900年的生铁产量是19,000吨。
　　为开发开平煤矿而建立的开平矿务局，是中国用机器开矿的头一家，政府先后投入资金120万两。
　　在走向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道路上，中国和日本当初是在同一起跑线上，有些方面起步还要早一些。中国在1870年有人口约270,000,000人，同年日本的人口是34,810,000人。1868年即明治天皇即位的第二年，日本全国的税收总额，仅合白银2,000.000两左右。中国政府1842年的收入是37,140,000两。在内外战争不断加重对人民的搜括后，1891年达到89,684,800两。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中国投入搞物质建设的资金，仍比日本雄厚得多。
　　江南制造局，在1867-1904年间，得到政府拨款2000多万两。
　　汉阳铁厂，在1890-1896年间，官方投资500多万两。
　　福州船厂，从1866年开始筹建算起，到1907年，政府共投入1900多万两。
　　开平煤矿，1878年和1882年官方两次投入资金共120万两。
　　这是几项著名的建设，投入兵工，铁路，船运，邮政，电信，矿山等其他项目的资金还有不少。
　　不过这在大清帝国的财政预算中，还并不占重要位置。
　　在没有打仗的情况下，维持八旗绿营的经常费用每年就得两千几百万两银子。打起仗来更难以预计。在十九世纪后期，中国内外战争频繁，军费的开支的银两当数以亿计。财政预算外的开支如咸丰、同治两个皇帝的安葬，同治、光绪两个皇帝的婚礼，每一项的耗费都达几百万两。
　　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都已向西方学习了一段时间的两个东方国家，进行了一次较量。交战的结果众所周知，这里只想说，单就物质条件讲，中国海军舰艇的吨位性能，大致和日本相当；中国兵工生产的能力，也应能满足陆军的装备，失败的原因显然并非物质不如人，海军的覆灭最能说明这中体西用行不通，经过实战的军官，提出了不能只学西方的技术，海军的章程也应学西方。
　　但是，此时朝野仍在强调物质救国，而实践已在告诉人们，仅抓物质建设，这物质建设也搞不好。
　　江南制造局在1875年造出驭远号后，只再造过几艘小船，而在1885年后，根据政府的指令，不再造船，改为修船了。福州船厂也在1907年终止了造船的任务。原因都是造出的船成本太高，造船不如买船。
　　汉阳铁厂在出铁后，从原料供应到产品销售都有困难，负债累累，官方办不下去了，便在1896年将铁厂连同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一起交给盛宣怀招商承办，也不过是仅能作到用大冶的贴矿砂去还债，日本的八幡制作所用的就是大冶的铁矿砂。
　　开平煤矿最后走上和英国人办的煤矿合并成为开滦煤矿的道路。
　　在戊戌前后曾热了一时的官办矿业，十有九亏，到丁文江写“五十年来之中国矿业(1872-1921)”时，在他列举的十二个矿务局中，没有停办并还能盈利的，只有湖南和黑龙江两局；湖南靠开采铅锌，黑龙江靠金矿。
　　我们交了太多的学费。
　　失败的原因可以列出许多条，但关键的一条就是这中体西用。
　　象这汉阳铁厂，是编过《书目答问》、精通中学的张之洞创办的，它的失败便很能说明问题。这个铁厂是张之洞做两广总督时，看到许多洋铁进口，土铁销路不好，因而想到，何不自己也用西法炼铁；便派人到国外买设备，准备在广东建铁厂。这用意无疑是好的，但还没等设备运到，他已调为湖广总督，于是这铁厂也就跟着他走，最后选定建在汉阳，但武汉附近不产炼焦煤和铁矿石，厂址定了才又去找。幸好大冶有铁矿，匆忙开采，而焦炭只好远到开平乃至英国去买，价格比英国自用的高了三倍：大冶的铁矿石含磷多，本应用硷法来炼钢，但买来的却是酸法炼钢的设备。1893年工厂大体建成，1894年5月开始出铁，但高炉吃不饱，两个只开了一个；吃饱了也不行，因为成本太高，生产得越多越亏。到1896年，官方办不去了，只得交盛宣怀招商承办。铁厂出铁后四年才确定在江西省萍乡开发可供炼焦的大煤矿，但等到这个煤矿建设起来，欠债也更多了。别的决策、管理不当的问题还很多，看起来是些具体的事情没办好，追起原因来，是没有具有科学头脑会办这些事的人。
　　在中体西用的方针下，即使有的人学掌握了“西学”，也不能展其所长，因为他没有得圣人之道，所以严复在英国学习海军回来，还是去参加了四次科举考试。
　　1902年，桐城派文学大师吴汝纶奉命筹办京师大学堂，因中国从未有过这样的学校，便到日本去取经，日本人告诉他，日本的兴起是因为重视教育，而他们的教育已不是以中学为体。他们说原先日本也是“专奖励孔孟朱氏之学，童儿八、九岁读书，先自四书始”但是他们在美国的炮舰打开日本的大门后，便“上下一心，学泰西之学”。他们不把科学当成形而下者，而是认为这是古代东方所从未考究过的，“其理则天地固有之理，而世界万国所通有，决非西人之宜私者也”。他们不赞成“中学”“西学”的提法，认为你中国人学到手了就成了你中国的学，何必计较是谁的学。这与中国一些人开头反对学西方，抗不住了，便贬低它为形而下者，只当作技艺来学；或者说这些东西中国早就有了，西学还是中国传过去的呢。对待西学的这两种态度一比，中国败于日本的原因，也不难清楚了。
难以走出的怪圈
　　洋务派被有些史家称为顽固派，反对康有为变法革新，他们主张中体西用，自不用说。接触了西方近代思潮，主张变法维新的康有为，和光绪皇帝在百日维新中，决定废八股，办学堂，练新军，修铁路，开矿藏，鼓励民办工商业，……提出许多设想，下过不少诏书，确在力求革新，但在宣布变法的诏书中，仍然表示要“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而且这不是康有为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将中体西用作为一种权宜的措施。
　　在康有为的思想深处，对中国的伦常名教也是欣赏的，忠于皇帝，他在那里身体力行。他认为中国的物质文明固然落后于西方，精神文明还高于西方呢。1898年，他在著名的公车上书中要求变法，虽也看出了“同此兴作，并为至法，外夷行之而致效，中国行之而益弊者，皆上下隔塞，民情不通所致也。”并根据“先王之治天下，与民共之”的道理，提出为了上下沟通，每十万户公举一人到朝廷备皇帝顾问的建议。但强调的还是“富国为先”对富国之法说的最多也最为详细具体。
　　不管怎么说，康有为能有治天下与民共之的思想，是比洋务派进了一大步，引述先王或出于托古以求改制，但他确实是认为自由民主在中国是古已有之，中国的政治体制没有西方那样专制，因此在这方面的变革不是当务之急，当前最主要的是把物质建设搞上去。在他于1905年写的《物质救国论》中，讲的最是明确：
　　“夫自由二字，生于欧洲封建奴民之制，法国压抑之余，施之中国之得自由平等二千年者，已为不切。”
　　“中国之病弱，非有他也，在不知讲物质之学而已。中国数千年之文明，实冠大地，然偏重于道德哲学，而于物质最缺。”
　　“然则吾国人之所以逊于世人者，但在物质而已。物质者至粗之形而下者也。吾国人能讲形而上者，而缺于形而下者，然则今而欲救国乎，专从事于物质足矣；于物质之中，先从事于其工艺兵炮之至粗者，亦可支持焉。若舍工艺兵炮，而空谈民主革命平等自由，则使举国人皆卢骚、福禄特尔、孟的斯鸠，而强敌要挟，一语不遂，铁舰压境，陆军并进，挟其一分时六百响之炮何以御之？”
　　他说的物质之学，就是自然科学和技术。对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康有为是很重视的，但对民主自由，显然没有兴趣。
　　孙中山和康有为不同，他反对帝制主张共和；认为人的政治地位按帝、王、公、侯、伯、子、男、民这样分出高低，一级压一级，不平等，提出在革命以后，人人在政治上都应该是平等的。这是孙中山伟大的地方，中国过去有过无数次起义和革命，都没摆脱这金字塔的控制；梁山泊的好汉还未得天下，虽然仍在称兄道弟，实际上已等级森严，为谁当寨主和排座次大折腾。
　　但是我们把孙中山的言论全面考察一番，却又能发现，孙中山也认为在中国争取自由、平等和民主不是紧迫的任务，要紧的是发财。
　　下面他这些言论，足以为据。
　　“中国自古以来，虽无自由之名，而确有自由之实，且极其充分，不必再去多求了。”“因为中国政治的进化早过欧洲，所以中国两千多年前便打破了封建制度。欧洲到现在还不能完全打破封建制度。”
　　“中国人尚不缺自由，故不知自由”。(《五权宪法》,1921)”
　　“就物质一方面的科学讲，外国驾乎中国，那是不可讳言的。”
　　“现在对中国人说要他去争自由，他们便不明白，不情愿来附和；但是对他说要请他去发财，便有很多人跟上来。……人民正是受贫穷的痛苦的时候，忽有人对他们说发财把他们的痛苦可以解除，他们自然要跟从，自然拼命去奋斗。欧洲一二百年前为自由战争，当时人民听到自由便象现在中国人听到发财一样。……因为中国现代到了民穷财尽的时代，人民所受的痛苦是贫穷；因为发财是救穷的独一无二的方法，所以大家听到了这个名词便很欢迎。”
　　不错，在中国是有许多人只想发财，对自由民主没有要求，但是孙中山忽视了一个更重要的根本性的原因，就是这中国的伦常名教的作用，它渗透在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使许多人失去独立的人格意识。
　　孙中山仅把周朝那种分封诸侯的制度当做封建制度，所以他说两千年前封建制度就已被打破。他的理解可以和我们今天的理解不同，但这也导致他认为，政治地位上的阶级，经过辛亥革命，已经铲平了。他提出按人的天赋分出的圣、贤、才、智、平、庸、愚、劣来定人的地位的高下，并称之为真平等。他过分强调了这天赋，而社会又如何做到公平地按天赋分其高下？孙中山也许寄希望于考试，实际上并无良策。这就为中国的封建等级制，用改头换面的办法保存下来，大开方便之门。
　　只要中国伦常名教还存在于广大人群的头脑中，尽管没有皇帝了，社会还会按封建秩序运作，就可以虽无皇帝之名但得皇帝之实，因为仍有许多人觉得不能没有皇帝。在新的形势下，只有愚蠢如袁世凯，才想到要皇帝的头衔和恢复封赐爵位。
　　不容怀疑孙中山对共和的忠诚和对民主(他许多时候叫做民权)的追求，但也可以看出，他存在着矛盾的心态。他一方面看到“这两百多年以来，欧洲的政治进步不但是赶到中国，并且超过中国，所谓后来居上。”但随即又说：“中国今日的弊病，不是在不自由、不平等这些地方。如果专拿自由、平等去提倡民气，便是离事实太远，和人民没有切肤之痛他们便没有感觉；没有感觉，一定不来附和。”他的这些看法，我们可以理解为作为一个政治家出于现实的需要所作的考虑。他呼吁民权，但又感到：“民主国家进步反是很慢，反不及专制国家的进步，象日本和德国那一样迅速。”因为讲民主了，政府就容易无能，而专制的政府反而效率高，他和康有为都很赞赏被称为铁血宰相的俾士麦，当时的中国实在是太贫太弱了，也许是病急乱投医吧。作为管理国家的方法，孙中山对君主的集权并不是都否定，当然，他没有忘记民主，所以想出了个让四万万阿斗来当皇帝的办法，但这四万万人如何来当皇帝呢？一时不容易办到，自然还是先搞物质救国，而中学为体自然也无需触动。
　　民主自由和发财，究竟什么是当务之急？或者能不能齐头并进？要裴多菲来回答，自是很简单，但在东方，真是个很难回答、使人长期困惑的问题，因为维系社会中那种金字塔结构的机制，高度成熟，深入人心，从短期效果来看，一个头脑比“宋人议论未定而金兵已渡河”要好；如个这个头脑健全英明，确实能凝聚众人的力量，创造出辉煌的的业绩，但是要是这个头脑出了点毛病呢，微小的偏差也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并非进言者本身有那样大的作用，而是这统帅全局的头脑听取了这一言。究竟怎样好，看来只能由历史来作结论，也很难以自己的愿望为转移。本节文字中引述孙中山的话，除注明出处者外，均引自《三民主义·民权主义》,1924
从自己做起，迎接新世纪
　　有些历史现象的出现，看起来是偶然的，但并非可用偶然来解释。我们听到过许多对过去的惋惜，譬如说，假使不是慈禧太后把海军军费用去修颐和园，中国买下了被日本买去的那条快速战舰，甲午战争的结局就将改观；或者说如果不是袁世凯告密，戊戌变法成功，中国岂不是另一种局面。实际上只要中学还在为体，出现的历史场面或有不同，而中国对日本的失败是必然的。
　　因为要变革这中国祖传的圣贤之道，确是一种痛苦。昔日的辉煌，天朝上国的架子，成为人们心理上的沉重负担。承认外夷的技艺还有长处，肯去学习是难得了，现在要承认人家也有形而上的道，并比我们的高明，更是难矣哉。
　　日本人没有这么重的历史包袱，所以步子走得比我们轻快，跑到我们的前面。但是也不能说已完全摆脱了过去的影响，法西斯在日本一度得势，就与他们的历史文化背景有关：康有为、孙中山都赞赏俾士麦，德国人自然更是推崇，而纳粹在德国的兴起，也就不是偶然。这也使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各家都有各家难念的经，也就是说都有自己的实际，超越现实的理想，在当时是无法实现的。
　　所以，不能责怪张之洞，为什么要提倡中体西用，他能有这种想法，在那视外来事物如洪水猛兽的年代，已属不易。他是交了许多学费，但他所建立的汉阳铁厂等企业，总算给后人留下了点现代化的根基。
　　也不能责怪康有为，他如不是打起中学的大旗，托古以求改制，他的变法设想，何以能到庙堂之上。再说他从中学中孕育出来，能跨出这前人未曾走过的一步，已属非凡，怎能要求他有现代的民主政治思想。
　　更不能埋怨孙中山，为什么在封建势力前表现得软弱。他在漫游历史时把中国的积弊看的很清，但回到现实，形势比人强，他还能有什么选择？他的思想在当时已属超前，再说博大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即使伟大如孙中山，也难摆脱混渗透其中的中国伦常名教的影响。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出现全局性的错误后，仅归咎于上面，解决不了问题。我们自己在那里呢？这“责”我以为不是去当什么精英，挑什么重担，能把自己从中学解脱出来，不去计较什么等级台阶，能有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有自己的头脑。就不会出现千夫诺诺，仅一士在谔谔，甚至一个也没有。
　　所以问题转回到阿Q，值得重提这国民性，我们要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这一课看来还必须得上。有一个提法很好，从我作起。每一个人都把自己铸造成了有用之器，每一个人都具有自己独立的人格，这个国家何愁不强大，何愁不受人尊重。
　　近来有加强素质教育的提法非常好，只有人的素质符合现代化需要，国家才能实现现代化。而教育的成功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需要韧性。过去的挫折，往往是因为操之过急。
　　一百年，整整一个世纪，中国人走过了漫长的路，虽然盘旋曲折，但总是在向前，中国的大门已向世界敞开，中学西学的高下之争已无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经过科学的审视，必将得到发扬，普及全世界。但也不可忽略其中的封建幽灵沉渣泛起，或改头换面，或借尸还魂，甚至仍着旧时衣冠招摇过市。
　　行百里者半九十，何况我们走了还不到九十里。
　　让我们别了这中体西用吧，但是我们也不会忘记先行者的艰辛的开辟。

    1998年1月26日16:3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