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初，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国民党在组织上加强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加强对地方民众的控制同时，决定发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以使思想意识的统一与权力的集中相一致。1939年3月11日，国民党中央决定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之下，设立精神动员委员会，由蒋介石任会长。12日，国民政府公布《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精神总动员实施办法》及《国民公约誓词》等法令，具体规定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的目的、要求和办法。 

　　《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称：“吾人回顾十八阅月以来奋斗之经过，而检讨其缺失，则物质条件之欠缺固甚明显，而精神条件之未备尤居首要。”此次抗战负有抗日和建国的两大重任，但“反观今日社会，则基础之团结虽立，而精神之统一未臻，忠勇奋发之表现，虽所在多有，而颓废散漫之状态，亦同时并存，组织之懈弛，基础之薄弱，如是之国民精神，何堪负荷国家兴亡之巨任，鉴往察来，不能不认国民精神总动员之实施，为今日当务之急也。” 

　　所谓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解释道：“自其字意言之，则在个人为集中一切意识、思维、智慧与精神力量于一个方面而提高使用之，在国民全体为集中一切年龄、职业、思想、生活各各不同之国民的精神力量于一个目标，而共同鼓舞以增进之，整齐调节以发挥之，确定组织之中心，以增强发挥其效率者也。”自今日中国而言，国民精神总动员“其涵义应为集合全国国民之精神于简单共同之目标，使全国国民对自身皆确立同一救国道德，对国家皆坚定同一的建国信仰，而国民每一分子皆能根据同一的道德观念为同一的信仰而奋斗牺牲是也。”可以看出，国民党发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是希望通过这一运动将全国人民的道德和信仰都纳入国民党所设计的“救国道德”和“建国信仰”之下，为国民党的统治服务。 

　　国民精神总动员就是要达到 “（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二）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三）意志集中力量集中”。所谓“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就是要求国民在民族生存受尽威胁的情形下，“国家民族之利益高于一切，在国家民族之前，应牺牲一切私见，私心，私利，私益，乃至牺牲个人之自由与生命亦非所恤。”而“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即是“国民之一切思想行动，均应绝对受国家民族军事利益之支配”，“国家民族得要求国民为一切之牺牲，而为国民者，而亦必自动踊跃而贡献一切之所有。”所谓“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就是要求国民“除殚思竭力于如何巩护国家求取胜利之外，应无暇有其他思维，亦必不暇有其他行动”，“国民全体的思想，绝对统一集中于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与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两义之下，不容其分歧及怀疑，不容作其他之空想空论。” 

　　《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还要求国民树立“救国之道德”，确立“建国之信仰”。所谓“救国道德”，“亦即总理所倡导之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八德”。而八德之中，最根本的又是忠与孝，这是“中华民族立国之本，五千年来先民所留遗于后代子孙之至宝”。要求国民竭忠尽孝，“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行其大孝。”所谓“建国信仰”，就是中国建国之“最高原则”，也就是“总理孙先生所手创之三民主义”，国民对于三民主义，必须巩固其信仰。 

　　纲领还提出，为了达到抗战建国的目的，必须淘汰违反国家民族军事利益的“不健全的精神”，进行国民精神的改造。为此，“醉生梦死之生活必须改正”；“奋发蓬勃之朝气必须养成”；“苟且偷生之习性必须革除”；“自私自利之企图必须打破”；“纷歧错杂之思想必须纠正。”最重要的是最后一点，要求一切思想言论都应合乎规定的标准，即：“（一）不违反国民革命最高原则之三民主义；（二）不鼓吹超越民族之理想与损害国家绝对性之言论；（三）不破坏军政军令及行政系统之统一；（四）不利用抗战形势以达成国家民族利益以外之任何企图。”此为抗战期间思想言论之“准绳”，若“有违此义，则一体纠绳，共同摈绝。”[1] 

　　《精神总动员实施办法》规定各省市县组织各级国民精神总动员会，国民以同业公会、学校、机关为单位，每月集会一次，宣讲总动员纲领，宣读《国民公约誓词》。[2] 

　　1939年5月1日，国民党决定正式开展全国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当天，重庆3000余人举行首次月会兼国民精神总动员誓师大会。蒋介石亲自主持会议并训词，会上进行了《国民公约》宣誓。当晚重庆万余人进行火炬游行。此后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在各地先后开展起来。 

　　国民党发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有其两面性。一方面有坚持抗日和鼓励民众抗日的内容。从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到国民公约、誓词，始终都没有离开“抗日”、“救国”等字眼，这在汪精卫叛国投敌，引起全国抗战情绪动荡的情况下，对于坚定全国的抗战意志，增强国民党抗战力量，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同时，这次运动还有它反动和消极的一面，国民党企图借集中抗战力量之名，加强国民党政权对全国的专制独裁统治，以中国封建伦理道德作为全国的“救国道德”，以蒋记的“三民主义”作为“建国的信仰”，要求全国人民无条件地按国民党蒋介石的片面抗战路线去牺牲，把任何有别于国民党蒋介石意志的行为和思想都视为异端，要“纠绳”和“摈绝”，实际成了国民党加强其一党专制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愚民政策。在国民精神总动员标榜的“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背后，隐藏着国民党敷衍广大人民的抗日民主要求，镇压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民主运动，实现“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为国民党蒋介石谋取政治私利的目的。 

　　[1]《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313—317。 

　　[2]《国民公约誓词》共12条：（一）不违背三民主义；（二）不违背政府法令；（三）不违背国家民族利益；（四）不做汉奸和不做敌国的顺民；（五）不参加汉奸组织；（六）不做敌军和汉奸的官兵；（七）不替敌人和汉奸带路；（八）不替敌人和汉奸探听消息；（九）不替敌人和汉奸做工；（十）不用敌人和汉奸伪银行的钞票；（十一）不买敌人的货物；（十二）不卖粮食和一切物品给敌人和汉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