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恬(？—前210年)，秦始皇时期的著名将领，被誉为“中华第一勇士”。汉族，祖籍齐国，山东人。蒙恬出身于一个世代名将之家。祖父蒙骜为秦国名将，事秦昭王，官至上卿。庄襄王二年（前248），曾经伐韩、攻赵、取魏国城，为秦立下了战功!其父蒙武曾为秦裨将军，与王翦一起灭楚，亦屡立战功。蒙恬少年习刑狱法，担任过审理狱讼的文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蒙恬被封为将军，攻齐，因破齐有功被拜为内史(秦朝京城的最高行政长官)，其弟蒙毅也位至上卿。蒙氏兄弟深得秦始皇的尊宠，蒙恬担任外事，蒙毅常为内谋，当时号称“忠信”。其他诸将都不敢与他们争宠。
　　秦统一六国后，蒙恬奉命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收复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南伊克昭盟一带)，自榆中(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以北)至阴山，设三十四县。又渡过黄河，占据阳山，迁徙人民充实边县。其后修筑西起陇西的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今辽宁境内)的万里长城，把原燕、赵、秦长城连为一体。长城利用地形，籍着天险，设制要塞，有力的遏制了匈奴的南进。后受遣为秦始皇巡游天下开直道，从九原郡(今内蒙包头市西南)直达甘泉宫，截断山脉，填塞深谷，全长一千八百里，可惜没有修竣完工。蒙恬征战北疆十多年，威振匈奴。
　　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冬，秦始皇游会稽途中患病，派身边的蒙毅去祭祀山川祈福，不久秦始皇在沙丘病死，死讯被封锁。中车府令赵高这时得宠于公子胡亥，他想立公子胡亥，于是就同丞相李斯、公子胡亥暗中谋划政变，立胡亥为太子。因早先赵高犯法，蒙毅受命公正执法，引起赵高对蒙氏的怨恨。胡亥即位，便遣使者以捏造的罪名赐公子扶苏、蒙恬死。扶苏自杀，蒙恬内心疑虑，请求复诉。使者把蒙恬交给了官吏，派李斯舍人来代替蒙恬掌兵，囚禁蒙恬于阳周。胡亥杀死扶苏后，便想释放蒙恬。但赵高深恐蒙氏再次贵宠用事，对己不利，执意要消灭蒙氏。便散布在立太子问题上，蒙毅曾在始皇面前毁谤胡亥，胡亥于是又囚禁了蒙毅。子婴力谏，认为不可诛杀蒙氏兄弟。胡亥不听，杀蒙毅。又振人前往阳周去杀蒙恬。
　　使者对蒙恬说：“你罪过太多，况且蒙毅当死，连坐于你。”蒙恬说：“自我先人直到子孙，为秦国出生入死已有三代。我统领着三十万大军，’虽然身遭囚禁，可我的势力足以背叛。但我知道，我应守义而死。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不敢辱没先人的教诲，不敢忘记先主的恩情。昔日周成王初立年幼，周公旦背负成王上朝，曾断指起誓忠心为主，终于平定了天下。及成王长大，却听信谣言，周公旦被诬逃往楚国。后来成王终于反悟，杀了进谗言的人，请回了周公旦。所以《周书》上说：‘君王办事要反复考虑，’我蒙氏一家对君王忠心无二而反遭斩杀，这一定是有邪臣作逆谋乱，内部倾轧的缘故。周成王犯了错误而能改过自新，终于使周朝昌盛；夏桀诛杀关龙逢，商纣诛杀王子比干而不后悔，最终身死国亡。所以我认为犯了过错可以改正，听从劝谏可以觉醒。反复考虑是圣君治国的法则。我的这些话，并不是求得免罪，而是准备为忠谏而牺牲，希望陛下为天下万民着想，考虑遵从正确的治道。”使者说：“我只是受诏来处死你，不敢把将军的话传报皇上。”蒙恬喟然长叹道：“我怎么得罪了上天？竟无罪而被处死？”沉默良久又说：“我的罪过本该受死啦，起临洮，到辽东筑长城，挖沟渠一万余里，这其间不可能没挖断地脉，这便是我的罪过呀！”于是吞药自杀。
　　司马迁在《史记》中叹道：“蒙氏秦将，内史忠贤。长城首筑，万里安边。”“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蒙恬之于秦朝的赫赫战功，之于长城的丰功伟绩，让人感叹万千。

唐太宗于贞观某日对臣僚说：“朕欲上比尧舜，不使冤案现于本朝。各位不妨说说，古代哪一将相死得最冤？”当时在场的有丞相房玄龄、谏议大夫魏徵等人，或答“白起”(战国时秦将)；或说“伍子胥”(春秋时吴将)。听罢臣僚们的议论，太宗摇摇头说：“朕观最冤的是蒙恬。”
　　蒙氏家族世代为将，战功显赫，到了蒙恬这一代更达到了事业的顶峰。公元前221年，蒙恬由于出身将门做了秦国的将军，于是率大军攻破齐都，实现了秦始皇梦寐以求的全国统一，秦始皇授给他内史的官职。其实，蒙恬在统一六国的战斗中虽然并没有立下赫赫战功，但却积累了足够的战争经验，他的才华也得到了秦始皇的认可。说到蒙恬和匈奴的关系，好像就是上天注定的势不两立。蒙恬生活的年代，边境经常受到逐渐强大起来的匈奴的掠夺，秦政权受到威胁。而且，在秦尚未统一六国前，匈奴就常掠夺内地人民的牲畜、财产，与其相邻的燕、赵、秦等国更是深受其害。尤为严重的是，在秦征伐六国的最后阶段，匈奴乘机占领了河套地区，即所谓的“河南地”。这给心怀忠君爱国抱负的蒙恬以很大的施展空间。在随后的河套战场上，这位中华第一勇士让匈奴尝尽屡战屡败的滋味。

战国末年，烽烟四起，秦国以一国之力，横扫中原六国，建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帝国。在中原混战的同时，中国的北方一直活跃着一个善于骑射凶悍无比的民族——匈奴，他们利用中原战乱之机，不断骚扰北方各国。在秦统一中原的同时，他们乘机跨过黄河，占领了河套以南的大片土地，直接威胁着秦都咸阳的安全。成为整个帝国最后的心腹之患。就在此时，秦始皇派出一名大将北击匈奴，这就是名将蒙恬。
　　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以蒙恬为帅，统领30万秦军北击匈奴。在黄河之滨，以步兵为主的秦军与匈奴骑兵展开了一场生死之战。蒙恬率领的军队以锐不可当的破竹之势，在黄河上游（今宁夏和内蒙古河套一带地区），击败匈奴各部大军，迫使匈奴望风而逃，远去大漠以北七百里。汉代贾谊就评价当时匈奴的状态说：“不敢南下而牧马。”蒙恬仅一战就将彪悍勇猛的匈奴重创，使其溃不成军，四处狼奔。匈奴几十年不敢进汉地，蒙恬功至高也。蒙恬统率重兵坐镇上郡（今陕西榆林市境内），为加强河套地区的防线，在河套黄河以北（今内蒙古乌拉山一带），筑亭障，修城堡，作为黄河防线前哨阵地。进过这次战斗，给北方带来了十几年安定的社会环境，为河套地区的开发创造了条件。蒙恬勇敢作战、出奇制胜、击败匈奴的大战，是他一生征战的最大的一次战绩，人们称赞他是“中华第一勇士”。
　　秦在战役中有一个最核心的武器，就是弩。弩当时是中原人所特有的武器，匈奴人是没有弩的。因为弩事实上是代表着当时军事气数的高峰，秦的重装战车体型高大，上载各式弩箭，发射起来密集如雨，其效果就如今天的坦克，单一兵种的匈奴又怎能不大溃。
　　汉朝反击匈奴打了20年，通过倾国之力的漠北会战才解除了匈奴的威胁。而秦国只经此一战，就将匈奴重创。当然两者也不可同等而论，秦时的匈奴控制区域只有汉朝时三分之一大，实力也比伊稚邪时代弱小得多。
　　另一个取胜匈奴的重要原因就是蒙恬的个人军事指挥才能。从蒙恬个人角度来说，他出生在将门，从小就受到了忠君爱国思想的浓厚熏陶。再加上他祖父、父亲都是秦国将军，为国效忠和带兵打仗是家常便饭。因此，他在思想上就已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安危紧紧的绑在了一起。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而战，这样的精神和力量是可想而知的。此外，他在驻守边防的时候对匈奴的战法极其熟悉，并专门针对匈奴研究出了对付他们的战术方法。这些都为他一战定乾坤，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在蒙恬打败匈奴，拒敌千里之后，他带兵继续坚守边陲。蒙恬又根据“用险制塞”以城墙来制骑兵的战术，调动几十万军队和百姓筑长城，把战国时秦、赵、燕三国北边的防护城墙连接起来，并重新加以整修和加固。建起了西起临洮，东到辽东的长达五千多公里的万里长城，用来保卫北方农业区域，免遭游牧匈奴骑兵的侵袭。蒙恬在修筑万里长城的壮举中，起了主要的作用，这延绵万余里的长城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文化瑰宝。
　　历史上对于秦朝大将蒙恬造笔的说法也有一些记载。当年，秦将蒙恬率军伐楚，南下至中山地区，因见那里兔毛甚佳，就用来制笔，毛笔就此诞生。《太平御览》引《博物志》日：“蒙恬造笔。”崔豹在《古今注》中也说：“自蒙恬始造，即秦笔耳。以枯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所谓苍毫，非兔毫竹管也。”
　　事实上，出土的文物已证明，毛笔远在蒙恬造笔之前很久就有了。但蒙恬作为毛笔制作工艺的改良者，其功亦不可没。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说：“秦谓之笔，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先秦书籍中没有“笔”字，而“聿”字早在商代就出现了，而秦始皇只是统一了笔的叫法，可见笔是早于秦代就存在了。清代大学者赵翼在《陔余丛考》中的“造笔不始蒙恬”条中写道：“笔不始于蒙恬明矣。或恬所造，精于前人，遂独擅其名耳。”看来，这一评述还是有所根据的。唐代韩愈《毛颖传》以笔拟人其中也提到蒙恬伐中山，俘捉毛颖，秦始皇宠之，封毛颖为“管城子”。后世又以“毛颖”、“管城子”为笔的代称。除此之外，毛笔的别名还有“毛锥子”、“中书君”、“龙须友”、“尖头奴”等。

从两个人的名字里引出这么多内容，不但让我们看到更真实的赵括，还可从故事中看出，两个人的一生都并非简单到可以用一个成语来概括，一个人的一生及其最终定格与其性格及当时的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名字仅仅就是个代号而已，其道理就像价格仅仅是个符号而已一样。对于史学家而言，对一个人的定论，虽然要均衡的去看，但多数人心里都是同一个标准：胜王败寇；对于股市，也是如此。于事，应多从小处开始，从实践入手，事事从心，不断总结完善，则世上无难事矣。成功属于能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有心人。读书太多而欠缺实践与实践太多而不总结和思考都同样是不能进一步提高的原因，即“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故‘学与思’当齐修并进，不可偏废，仅学不思，容易迷失自己。仅思不学，亦是把自己封闭孤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