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

作者:资中筠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前所长，前《美国研究》主编

人类进入“现代化”的历程就是大国相继兴起的500年。我以为，有资格作为“大国”在历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的，并不在于其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事实上所谓“大国”，不少是小国)，而在其有所创新，成就大事业，对推动世界文明进步作出贡献。

所以，两年前纪录片《大国崛起》的几位主创人员向陈乐民(编者注：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前所长)和我就这一创意征求意见时，我们在表达钦佩的同时，不无保留和担心。首先对“崛起”一词有异议，更主要是担心是否会重复“船坚炮利”、“开疆拓土”的传统诠释思路，或者单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从而对当前把“崛起”挂在嘴边的国人产生误导。

从文明史的角度看

以荷兰为例：荷兰应算“蕞尔小国”，且地势低于海拔，得天并不算厚，其有利条件就是有海港，可以也只能以贸易求生存。它的始发优势在于自由、平等、开放，特别是务实精神，最少虚荣的包袱。它是当时欧洲思想最自由，对各种宗教信仰最宽容的国家，因而吸引了各方人才。它在不经意中孕育出高度发达的商业文化，有诸多对后世影响至深的创新。例如别出心裁地发起全民集资办企业，是为股份制之滥觞；为代替分红发行证券，出现证券交易所，早于纽约100年；又因势利导建立信贷业，为银行的雏形，早于英国100年；它先有村民和社区自治，后有统一的王国，因而有最成熟的市民社会，最少森严的等级。证据之一是，作为其艺术特长的油画，不画神、不画王公贵族，而多画平民百姓日常生活。这一点即使在文艺复兴后的欧洲也属少见。总之荷兰之强盛似乎是无心插柳，水到渠成，并非是先有一位雄心勃勃的君主，作出英明的规划和决策，然后成其霸业。

英国的历史就更加丰富。人皆知其曾为“日不落帝国”，实际上这一巅峰期只存在了不到100年，而奠定现代英国基础的《大宪章》，远在13世纪就已制定，贯穿其中的原则精神引领英国800年，直到今天。毋庸赘言，它同时也是对世界文明的杰出贡献。那位跨越16-17世纪，领导英国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而奠定英帝国霸业基础的伊丽莎白一世，正是由于恪守《大宪章》“王在议会中”、“王在法下”的原则，没有滥用自己的权力和威望，使英国得以在稳定、宽松的环境中繁荣昌盛。再至查理一世，也正是由于反其道而行，企图越过宪章，扩大君权，实行专制，结果招来动荡和革命，把自己送上断头台。革命领袖克伦威尔以暴易暴，掌权后更加独裁，结果也被推翻。直到“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又回到《大宪章》的轨道，确立了几百年国内的长治久安。这段历史说明君权民授和法治精神已深入英国人心，形式上有一个国王，实质上决不能容忍任何专制。于是在这片国土上适时地产生了培根、洛克、牛顿、瓦特、亚当·斯密、凯恩斯……一连串光照世界文明史，推动历史前进的人物和创新。

17世纪以来，法国和德国思想家辈出，宗教革命，启蒙，理性，逻辑学，辩证法，法国大革命，响彻世界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人权宣言”……这些耀眼的珍珠缀成的链条在世界文明史上熠熠闪光。然而，路易十四的法国虽说与伊丽莎白一世的英国差不多同时臻于鼎盛，但是绝对的君主专制，没有留下一种类似《大宪章》那样限制君权的机制，还需要一场大规模的暴力革命，几经反复，才确立了法兰西共和制度，以《拿破仑法典》为保证。不过法国在文化艺术方面的辉煌成就在路易十四时期就已达到高峰。法语在历史上的持久影响力无与伦比，几百年中整个欧洲包括俄罗斯都以法语流利为文化修养的标志，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法语一直是国际场合的主要语言，以后才逐渐为英语(美语)所代替。巴黎先贤祠的正门上铭刻着：“献给伟人，祖国感谢他们。”这里安葬了72位法国历史人物，其中只有11名政治家，其余大多是思想家、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形象地表现了法国以文化傲世的特点。

对于德国作为后来者，教育兴国是它能够“崛起”的核心。德国的高等教育有诸多创新，曾为世界的榜样，对美国20世纪初的教育改革都有影响。而其基础教育的质量和普及程度造就了素质极高的国民。除了众所周知的知识精英在哲学思想、文学音乐方面的贡献外，普通公民的敬业自律、劳动者的技术和一丝不苟的作风，也为世界之首，因此“德国制造”本身曾一度成为工业品的世界品牌。

事实上欧洲文明国家不论大小，都有尊重思想文化的特点，代表国家骄傲的多是文化人而不是王公大臣：西班牙的塞万提斯，丹麦的安徒生，挪威的易卜生、格里格……更不用说意大利、奥地利的人文荟萃了。

纪录片最后一集有一段旁白可圈可点：

“一个懂得尊重思想的民族，才会诞生伟大的思想。一个拥有伟大思想的国家，才能拥有不断前行的力量。自由、平等、博爱，这是人类社会的美好理想。也许这是永远无法完全实现的愿望，但是人们可以在无尽的岁月中无限地接近它。英国首相丘吉尔有这样一句名言：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肯失去一个莎士比亚……”

社会福利的创新

这一历史时期“现代化”的进程实际也是资本主义制度兴起和成熟的过程。《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兴起中的革命作用和资本的威力有非常精彩的描述。资本主义以空前的效率促进科技进步，创建丰裕社会，同时必然造成贫富悬殊和阶级对立。《宣言》指出，这种社会矛盾终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而且马克思还曾预言这一革命将在英国发生。但是历史没有实现这一预言。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些欧美国家都及时进行了改良，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现在的新名词叫“社会创新”。

英国是社会创新的先驱，早在伊丽莎白女王的统治下，1601年颁布了统称《伊丽莎白法规》的济贫法，是为政府用法律调剂贫富之始(事实上英国第一部济贫法出台是在1388年，不过范围甚小，此处暂不论)。到工业革命之后，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特别表现在城市条件恶化，英国最严重，同时又是城市改革的先驱。1845年恩格斯发表的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揭示伦敦工人的恶劣生活条件，到1892年恩格斯为此书德文第二版所写的“序言”中就承认：从那时以来，城市触目惊心的恶劣条件已得到改善，原著中所描写的情况很多方面都已成为过去。这一变化发生的半个世纪正是英国处于“日不落帝国”的全盛时期。在恩格斯的名著首发近百年后，就在反法西斯战争最艰苦的1942-1943年间，英国又出现了全面社会保障的“贝弗利奇计划”。这一计划尚未经国会通过就在国内发行50万份，大受欢迎，宣传部门印成小册子发给前线士兵，以鼓舞士气，让他们知道是在为怎样的生活而战。战争结束后，各政党都以这一计划为竞选的号召。1945年工党当选执政，第一批措施就是根据这一计划，通过一系列有关法律，付诸实施，延续至今。也就是说，英国不论在帝国盛时，还是在危急存亡之秋，改善本国人民生活条件的努力一直延续不断。

其他国家或先或后都建立了缓和矛盾、照顾弱势群体的各种制度，并根据各国国情百花齐放，逐步完善。事实上，人民福利也是各大国互相竞争的一个领域。俾斯麦时期的德国，以国家为主导的各项社会保险和福利政策在欧洲处于领先地位；法国强调民间互济，政府为辅。英国在半个世纪中在改善福利过程中一直以德国为竞争对象。美国发现自己在“人道主义”方面落后于欧洲，以德、英为榜样急起直追，到罗斯福“新政”时确立了美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才停止向欧洲学习。如果从中找出共性来，那就是，“大国”之为“大国”，其国民的基本权利和生存条件也须得到保障，并一般优于同时期的他国。当然，这种社会创新并非都出自统治集团的自觉，劳动者有组织的斗争、大众媒体的批判和监督、各种改良和革命理论——费边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形成推动改革的综合力量。思想界的百花齐放从人文、哲学走向更实际的社会科学也是时代的需要。没有这方面的改革，没有全民的最低福利保障，作为现代化的“大国”是难以为继的。

至于高水平的福利又带来新问题，这是另一课题，不在本文探讨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