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区之二：不承认敌人的优势；放大敌人的劣势。
　　上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中英鸦片战争，自诩为“天朝大国”的中国人丢尽了脸面，拥有四万万国民和一千三百万平公里庞大国土的中华帝国居然被来自面积只有中国五十分之一的两千五百个红胡子洋人在自家庭院里打得落花流水，被迫签订城下之盟割地赔款……根据“胜者英雄败者贼”的中国逻辑，这些“洋人”在中国人心目中应该是“英雄盖世”了。可事实不是这样，战败者对战胜者居然满脸的不屑和打心眼里瞧不起，依旧称英国人为没开化的“夷狄”。中国人认定英国人取胜的原因是一时饶幸，英国人并不具备胜利的基础；虽然眼下胜利了，但招惹天朝大国这样的“强敌”迟早有一天会“吃不了兜着走”。中国虽然一时受挫，但胜败乃兵家常事，中国对英国依旧拥有压倒性优势，要不了多久就会打上英伦三岛报那一箭之仇……
　　鸦片战争后的半个世纪，中国人看洋人哪里都不顺眼，洋人在中国人眼中根本就不能算人，尤其是洋人的长相更让中国式“帅哥猛男”找到了优越感。“象狮毛一样的红头发，象鬼火一样的蓝眼睛，象死人面一样的苍白皮肤，象高脚鬼一样的长腿，象野人一样的胸毛和腿毛，象鹰隼一样的鹰勾鼻子……”就是中国人对洋人的普遍印象；所以洋人在中国人眼里是不堪入目的。真实情况是：那时剃掉半边头发，背后拖着一条猪尾巴式的长鞭子，穿着长袍马褂的清帝国男人在国际上才是最最不堪入目的。
　　除了看不上洋人的长相外，洋人的饮食习惯也被中国人大加鞑伐，一个以牛羊奶为主食的民族在中国人心中与禽兽无异，目无祖先无父无君。就连洋人武器方面的明显优势“船坚炮利”也被“爱国”的中国人攻击为“奇技淫巧”……总之洋人没有一样东西让中国人瞧得起！
　　但洋人却打败了中国人？
　　整个十九世纪，中国人丑化洋人被视为“爱国”的表现，凡是承认洋人优势同时勇敢正视自身劣势的志士仁人通通被斥为“崇洋媚外”的“汉奸卖国贼”？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驻英公使郭嵩涛，这个十九世纪中国最杰出的政治家和真正的“民族英雄”，在英国当大使期间，不象绝大多数驻外公使一样沉溺于看希奇享乐混日子，而是怀着对国家民族巨大的责任心，潜心研究英国在近代强大的秘诀，同时对中华民族的落后原因进行勇敢而深刻的反省。他把在英国的所见所闻和自己的“思维成果”写成文字定期寄回自己的祖国，供总理衙门的决策层参考。下面是他寄给总理衙门的一则文字：
　　“西洋立国两千年，政治和教育，都非常修明。跟辽金崛起的情形，绝不相同。……西洋富强，固不超过矿业、轮船、火车。但它们所以富强，自有原因。……我们必须风俗敦厚，人民家给户足，作为基石，然后才可以谈到富强。岂有人民穷困不堪，而国家能富强之理。现在谈富强的人，把国家大事，看作跟人民无关。官员贪污，盗贼横行，水灾旱灾不断，上下交困，每天都在忧患祸乱。这时轻率的追求富强，只不过浪费金钱。……船坚炮利（“兵事”）是最末微的小事，政治制度才是立国的根本。……中国之大患，在于士大夫没有见识……”
　　如此真知灼见！如此开阔的胸襟！如此强烈的民族责任心！却被绝大多数中国人视为崇洋媚外的“卖国贼”，失去了驻外公使的资格，官越当越小，悲愤伤心之余辞职回乡，失去了忧国忧民的资格，在民间老死一生。
　　郭嵩涛的悲剧结局，最大的损失应该是我们中华民族，而不是他自己！

　　误区之三：站在远方斗狠；在自家庭院里骂娘。
　　人类最安全表现“勇敢”的方式就是当力量占优势的竞争对手走得很远时，在围观的众人面前作义愤填膺状，用对方听不见的声音挑战斗狠；或回到家里关上房门当着自家人的面抗议骂娘。我的童年时期是在农村度过的，村里有一个怯懦无聊但又不知天高地厚的下三滥，每次招惹是非都被对手打得爬在地下叩头，边认错边煽自己的耳光。等到打他的那个人走远时，此君的“英雄气概”就活灵活现了，一方面大骂对方不讲理仗势欺人；一方面扬言要报仇雪恨“走着瞧”，让对手在“不远的将来”付出“血的代价”……
　　前文中的那种“勇敢”行为不但与真正意义上的勇敢无缘，相反是一种根深蒂固且无可救药的自卑和怯懦。
　　鲁迅《阿Q正传》对此类人物的面貌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刻画。
　　可“阿Q”却是部分中国人人性的生动写照？！
　　部分国民的爱国行为在很多场合与“阿Q式爱国主义”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本来应该说给“敌人”听的话，偏要在自家人面前慷慨激昂。国民的爱国行为若表现为阿Q式，那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