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兰州，一位60多岁的残疾老人姜云春因怀揣“炸药包”讨债，被警方狙击手击毙。警方的作法是否合理姑且不论，讨债者声称怀揣炸药包的过激言行确实是导致这场悲剧发生的直接原因，虽然他并未真正携带炸药包。社会对此次事件的反思不应只停留在警方是否应该“当场击毙”上面，讨债者为什么采用过激手段进行维权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近年来我们已经看到了太多的类似行为。

　　用跳楼的方式维权早已司空见惯，媒体上常见民工爬上高楼或塔吊讨要工钱，轰动一时的宝马彩票案要是没有刘亮爬上广告牌以死相逼，还说不定是什么结果。用炸药包讨债的情况也不鲜见，前不久四川峨边县的亿万富翁葛君明就被索赔无望的农民张明春炸得身首异处。此类新闻上网去搜索能找出很多，这些事件的日益增多已经影响到了社会的稳定发展，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过激的维权方式反映的是交易双方履约方式和成本的问题。社会上的经济主体为了相互保证履行契约，有以下几种方式。首先是“各自实施”，也就是契约双方自觉地履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目前社会生活中契约不被履行的情况大量存在，维权行为一般是弱势一方面对强者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还有种方式是“第三方实施”，即由政府、法院等第三方监督契约的履行，并负责对毁约者进行惩罚。“第三方实施”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最后一种就是“相互实施”，即契约双方为使对方能够履约，依靠的是对方如果毁约，己方将能有效地对对方实施惩罚。身绑炸药讨工钱就是这么一种实施方式，它的交易成本非常之大，因为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很多人都承认现在的社会是缺乏诚信的社会，这是赖帐等毁约行为频频发生的社会背景。但是即使对方赖帐，人们还是可以借助“第三方实施”来保证契约的履行，西方国家中常常发生的“法庭上见”就是如此。而中国目前的现实是，弱势群体要想借助政府、法院的力量讨回公道异常艰难。地方政府在保护当地有钱有势的强者时往往无微不至，甚至为其设置专线电话，对于权利受损害的弱者的保护却远远不够。身绑炸药与葛君明同归于尽的张明春也曾想过打官司，可身无分文的他连状子都递不进，向行政机关申诉、举报更奈何不了当选为县政协副主席的亿万富翁。弱势群体要想通过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除了费用上的障碍，还要面对许多看不见的“门槛”。广西高院曾经下发内部文件禁止受理13类案件，很多都与维权有关，四川资阳市司法局用红头文件通知律师不要受理沱江污染索赔。面对弱势群体依法维权的现实困境，如果有人指责他们不懂法，不知道通过法律手段维权，就象白痴皇帝指责灾民“不食肉糜”一样可笑。

　　过激的维权行为频频发生，与其说是公民缺乏法律意识，不如说是我们的政府和法院没能承担起应负的责任和义务，不能通过制度上的“第三方实施”来保证契约的履行。在“各自实施”和“第三方实施”这两种契约履行方式都无效或不具可操作性的情况下，对走投无路的弱势群体来说，能对违约者实施惩罚的只有“伏尸二人，流血五步”的布衣之怒了。过激行为当然不应得到社会的支持，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和法院等国家机关首先要承担其自己的责任。

　　过激行为屡屡发生直接威胁到了社会的稳定发展，展现的是诚信沦丧，法治失效，弱者和强者之间隔着深深鸿沟的冷酷现实。如果我们的社会不能改变这些现实，“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只是一句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