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昏君，其实不见得个个都是昏庸之辈，乐不思蜀阿斗和“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毕竟是少数，其他即使如成天和嫔妃玩做买卖游戏的南朝东昏侯、整日介只知道做木匠活的明熹宗，其实也就是心思没放到大事上去而已，要论智商，恐怕也未必很差。他们中间的某些人，恰恰是因为太聪明了，结果倒成了昏君，而且是比上面提到的诸公更有知名度的大个昏君，这个人就是隋炀帝杨广。

　　杨广之聪明多才，恐怕放到中国历史上所有明君行列中也不会逊色。他自己也认为，就算是跟士大夫们比才学，他也应该做皇帝的。话虽有点浮夸，但此公才学确实有，还在当皇子的时候，就跟士大夫诗赋唱和，从流传下来的诗作来看，多少有点意思，至少不像现在名气很大的清朝乾隆皇帝的御笔那么俗气。《隋书》上说他“好学，善属文，深沉严重，朝野属望”，应当说有点道理。杨广文才不错，武功也有那么点，隋平南陈，他是行军元帅，北却突厥，他还是出征的主帅，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至少没有给将士们添乱，即使是痛贬他的史家，也不得不承认他“爰在弱龄，早有令闻，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绩。”可是，造化就是这样弄人，被聪明所误的人，在聪明人中十有八九，隋炀帝杨广就是一个典型。

　　如果不聪明而且多才，恐怕杨广不会那么多的大手笔的动作，后来让唐朝占了那么多年便宜，独享制度之利的制度创制，多半出于这个被后人骂为“炀”的皇帝，特别著名的是科举制度，正是这个制度，让中国的帝制有了世界上最完备和发达的官僚结构，被后世史学家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原色之一（许倬云），让法国著名的史学家布罗代尔惊叹，怎么中国那么原始的帝制，却有了一个现代化的官僚制相伴。当然，调动几百万民工，修东都洛阳，开凿大运河，以及兴百万大军，屡次征伐辽东，也是他的大手笔。只是这样的大手笔，最终让他丢掉了江山社稷。

　　历史上没有哪个皇帝像他那样，做了如此多的遗惠后世的大动作，却因此身死名裂的，不仅科举制让后来的皇帝把天下英雄尽数纳入彀中，而且大运河也让后来的王朝尽享漕运之利，然而他得到的只有千古的骂名（只有秦始皇有点类似，但秦的江山不是丢在他自己手里，史家对他的评价有贬也有褒）。无庸讳言，在当时，这些大手笔施展对于社会生活的破坏是灾难性的。中国虽然有着发达的商业，但却从来没有形成过统一的市场，发展出成型的商业社会，国家也没有对应的制度和税收策略；中国也不完全是一个内陆国家，但海洋经济由于受到商业发展的限制，更是进不了国家战略的视线，所以，历代王朝都只能以小农经济作为立国的基础，而小农经济是经不起国家大手笔动作的，修建东都和大运河，成百万人耽误农时，消耗储备，一已为甚，何况再乎？农业民族，从本质上讲是不宜扩张的，对外战争，最高的限度是防卫性的，以秦始皇这样的雄才大略，挟灭六国之势，击走匈奴之后尚且得修长城，可见进攻态势之不可取。百万兵上阵远征，百万人沿途馈粮，幸而战胜，尚且难以预后，何况战败！说到底，中国不是一个商业国度，可以方便地集中资源，也需要靠武力维持商路的畅通；中国也不是一个海洋国家，无视海洋的运输之利，也想不到出海谋取更多的资源。在自己限定的框架里，只能量体裁衣，量入为出，否则就要出大麻烦。

　　当然，在史家眼里，这个亡国之君跟他的同类一样，有着雪崩式的道德败坏的经历，矫情做假，荒淫无耻，挥霍无度，任用奸佞等等，野史小说更是把个杨广说得像恶魔一般：弑父杀兄，淫母奸嫂，杀人取乐，甚至还近乎色情地描写他坐着羊车在众多宫姬住处之间游走，为了能得到他的临幸，宫姬们竞相在门口堆满羊爱吃的食物。尽管后者荒诞得有点像后现代的先锋派小说，但实际上两者都是暗示隋朝二世而亡的原因，就在于隋炀帝的品质和道德的败坏。这种历史解释，实际上跟我们现在把社会的问题与农村的危机归咎为政府的腐败一样，有着大致相类的脉络，事实上，隋炀帝的奢费并没有耗尽国家的储备，而使隋朝从仓储之粮满赢，到饿殍满眼的转换，恰他动机看起来还不算坏的大手笔。今天也依然如此，真正能够撼动国本的，恰是我们政府的过于有为，我们政府的种种大手笔动作。因为，我们大多数的国土，我们的中西部地区，并没有进入工商社会，那里的政府还是在靠着小农在吃饭，而且，凡是大手笔的背后，往往蕴藏着更为可怕的腐败动机，伴随着一个个大的政府工程，腐败陡然升级，这一点，在隋炀帝时代就已经如此了。

　　“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格言，言外之意就是不能乱折腾、大折腾，老是翻锅。老子的这句话自从两千多年前说了以后，相信历代稍微明智一点的君主，都是铭记在心的，至少在现在，我们还没有资格忘了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