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人农民的政治地位在下降，改革成果不能被公平分享
　　
　　中国改革大概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78年到1993年左右，第二个阶段是从1993年以后到现在。第一个阶段的改革是一种全赢的游戏，所有的社会阶层在改革当中都受益。唯一的不同是有些受益多一些，有些受益少一些。当然，期间也有短暂例外，1988-1989年上半年，有30%的人生活水平绝对下降。当时的改革不叫下岗，叫优化劳动组合，结果改革的步骤就放缓了一些。
　　
　　1993年以后，在小平南巡推动之下，出现了新的改革大潮，结构调整加快，这一波结构调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结构调整之一。时间非常短，大概5年左右就完成了。同一时期又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如果从1993年或1994年算起的话，年平均增长率在8%以上。在财富大量涌现的时候，也有一批人生活水平绝对下降，将近5000万人从岗位上下来了。这不能看做是一个必然现象。如果有更好的机制的话，更公平地分享改革成果是完成可能的。
　　
　　这里承担代价的不仅仅是城市中的下岗职工，还有相当多的农民。1996年和1997年政府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农民收入在前几年有所下滑的情况下提升得比较快。以后虽然政府千方百计地提高农民收入，但农民社会水平包括医疗、教育等方面指标下降得十分严重。
　　
　　之所以说它不是个必然结果，是因为在指导思想、再分配机制、普通民众的表达和参与机制上都有需要检讨的地方。首先，国有企业减员增效这个提法需要分析。不能只算经济帐和着眼于一个企业，还要看社会成本，这是指导思想上的问题。
　　
　　其次，在财富大量涌现的时候，本来可以让所有人在不同程度上分享到改革成果。但由于财政制度改革的严重滞后，我们缺乏有效的再分配机制。从受益比较多的阶层多收些个人所得税，来补偿受损阶层，这个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再次，弱势团体在决策过程中声音太小，有个简单指标，五届人大代表当中，来自普通工人和农民阶层的人占了40%以上。而现在，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64%，但他们的代表仅占全国人大代表的8%，与五届人大时期的21%相比下降了许多。并且我们还规定，与城市相比，农村4倍的选民选举一个代表。来自普通工人的代表也越来越少，从五届人大时期的27%下降到九届人大时期的11%。而民主党派总共只有57万党员，但他们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占有13%的席位。在党代表大会当中，也有这个问题，领导干部的比重非常高，有时占到75%以上。无论是人大、政协和党代会都应加强一般民众的代表性。一个社会集团利益是不能由其他社会集团来代表的。如果这个代表性不解决，那么再分配机制就没有办法得到充分重视。在就是我国近些年来，在少数人大大富裕起来的同时，一些社会群体的生活水平不但没有提高，还第一次出现下降。
　　
　　公民应高于纳税人，税收不一定影响经济增长
　　
　　政府从老百姓身上拿出来的钱的确已经不是小树木了，但不少不是以税收形式实现的。真正以税收形式从老百姓、企业拿来的钱现在不到GDP的18%，与其他国家相比，这个比重非常小。我国个人所得税仅仅占GDP的0.5%，而一般发展中国家可以占到4-5%，是我们的10倍，而发达国家可以占到20%。从横向上比，我们所得税比重小得惊人。
　　
　　从纵向上比，所得税最早是英国人18世纪末期建立的。美国最高法院曾经宣判征收所得税违反宪法，认为“这是共产主义性质的税收”。但20世纪初，在民众要求下，所得税通过宪法修正案的形式进入了宪法体系。个人所得税税率最高的时候曾高达90%，现在美国联邦个人所得税最高的约为35%，除此之外，还要缴纳所在州的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等。而其他一些国家比如福利国家，个人所得税率最高的仍然在60%以上。至于中国，我和胡鞍钢先生做过一个测算，发现城市居民中越穷的人实际税率越高。我们的所得税现在是一个累退而不是累进的性质。现在，政府要纠正这个问题，相关既得利益群体通过报刊，提出异议，并且动员一批学者大叫“防止劫富济贫”，一般社会群体恐怕没有这个能力。
　　
　　财产权不是绝对的，而人权却是绝对的。如果社会里有的群体基本保障都没有，富人就应该从自己所得的里面拿出一部分来，这也是为了富人利益。因为穷人如果生活得不到保障，整个制度也就不稳定。富人和穷人如何相互共处已经成了我们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邓小平很多年前提出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当时假设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会自觉自愿地把财富与公众分享，实现共同富裕，或者是通过政策实现共同富裕。现在的情况是，先富起来的人有一部分并不愿意与公众分享财富。他们不仅在财富分配上占有优势，而在舆论资源上也占有优势。他们还在积累政治势力，影响公共决策。有些人说，没有代表权就不纳税，这个口号总的来说是对的。但到了既得利益者嘴里，这是为了他们进一步在各种代表机构扩大势力做舆论准备。我个人十分反感某些人提的“纳税人”这一概念。因为它假设只有纳税人才应该受到保护。我认为，公民概念比纳税人概念重要得多，即使不纳税的公民也应该和纳税人一样，在公民权利方面平等。
　　
　　有人担心富人的创业积极性问题。影响企业家创业积极性是西方右派理论家反对所得税的论点之一。事实上不是这么回事。美国征收富人所得税比较少，但自战后以来，其经济增长率平均看来，不但不比西欧一些福利国家高，反而要低。这说明，收税不一定影响经济增长率。从理论上讲，增加或减少1%的收入，对富人刺激作用并不大，而对穷人来说，就很不一样了。增加1%，对刺激穷人的生产积极性，对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作用是很明显的。
　　
　　不是增长都可以带来稳定
　　
　　经济增长前面要加上很多限制语，比如公正、民众参与、环保等。过去，我们一直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到了实际工作当中，就变成了增长是硬道理了。从历史上看，有很多国家，在某段时候经济增长是很快的，但是后来都出了大麻烦。我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南斯拉夫，国内很少有人知道，20世纪50-70年代，它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四小龙是差不多的。由于不注重再分配，地区差距急剧扩大，是后来分裂的祸根之一。另一个例子是阿尔及利亚，这些年这个国家给人的印象是社会很不稳定，经常发生内乱。而20世纪50-70年代其经济增长平均高达8%。增长不一定带来稳定，这是研究发展的专家早就得出的结论。南美洲很多国家20世纪60年代的发展可以说是突飞猛进，随后就是骚乱和政变，当时很多学者就提出这个看法。这已经是三四十年前的事情了，不是新发现。因此，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增长都会带来社会稳定。增长前面要加上“公正”这样一个限制语。
　　
　　效率和公平并不存在绝对矛盾。许多跨国家和跨时段的实证研究发现，长期来看，比较公平的国家平均经济增长率要高于不公平的国家。我们强调稳定的时候是因为稳定面临着重大挑战。政府已经采取了大量措施。从对财政支出的分析就可以看出，过去几年，政府工作力度不断加大。 1999年和2000年做财政预算时，没有包括的社会保障类开支到年中都大幅度增加，达到几百亿元甚至上千亿元。这些钱可看做安定团结费。又如，今年年初，城市居民中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只有1000万人，而到7月份的时候就达到了2000万人。如果你看一下民政部文件就会发现，中央每个月都在催各地落实全面低保。这是个重大措施。前不久，中央开了一个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力度很大，规格很高，这是一个新步骤。
　　
　　很多人陷入贫困有三种原因：失业、子女教育支出和疾病。最重要的原因是失去工作。这几个问题，政府正在逐步采取步骤解决。但是，政府税收只占GDP的18%，其中中央政府拿到的只有7%，政府能力还需极大地加强。
　　
　　只要解决这些问题，短期之内，还只能期望决策者的良心发现。从根本上说，需要加强民众表达和参与机制的建设。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社会低层要有制度化的、充分表达的机制。这需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
　　
　　我一般不用民主这个词，并不是因为有意避免这个词，而是我感觉人们一提到民主就理解成西方的多党制，而我强调的是两个内容：表达和参与机制。这是民主的实质。更进一步说，我强调的是给更低层的群体更多的表达和参与渠道。我宁愿用这两个更具体的词汇。这里的表达和参与机制不仅体现在国家一级的代表机关中，还包括民众天天生活在其中的企业和社区。在有些西方国家，企业董事会必须有工会代表，而在我们的《企业法》里面反而没有这种规定。
　　
　　加强表达和参与机制建设的目的是使更多的社会阶层能够分享改革开放成果。中国改革已到了必须问一下如何分配改革成果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