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官德，就没有公德。孔子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民谚曰：上梁不正下梁歪。

上世纪50~70年代，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胡风案、《刘志丹》小说等的莫须有罪名、反右运动的“引蛇出洞”、大跃进的崇假、浮夸、文化大革命的罗织罪名、揭发告密，都使得中国人道德扫地。马克思对“只要目的正确，就可以不择手段”理论的提出者马基雅维里的赞扬，斯大林肃反运动的消灭异己，毛泽东对法家的推崇，都为无所不用其极的阶级斗争写下了权威的注释。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族复兴的曙光正隐约展现。但是，由于制度、体制、文化的沉疴旧疾的发作，中国正陷入官德不彰、社会风气日见衰败、道德日益滑坡的危局。

贪官们一面信誓旦旦廉洁奉公，一面肆无忌惮贪赃枉法，腐败呈大面积、群发性、高额度发展的趋势。反腐败也成为一部分人清除异己、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

据新华网，2003年两会一份提案披露，我国现有公务用车350万辆，每年耗资3000亿元（另一数字为3300亿元）。一辆公车可以养活40个下岗职工（而韩国汉城市政府仅4辆公车，发达国家连总理、首相使用公车都有种种的限制）。我国公款吃喝一年也花2000亿元。

一边是花天酒地，一边是数千万未解决温饱的家庭和数亿贫困家庭（按照联合国标准，贫困标准是年收入低于375美元，即3000余元人民币，从总体上来说，我国农村人口全部属于贫困）。而我国一年城市低保仅支出112亿元（2003年），农村连这点可怜的低保都没有。一边是高干病房至少三分之一的高干属于无病疗养，一边是农村贫困家庭哭天喊地的无钱就医、等死，谁能相信这个社会有爱心、有道德、有公平？

由于长期人治的影响，谎言与暴力也几乎充斥于当代中国社会。篡改历史、新闻造假、不讲信用、瞒骗浮夸的事不时发生。历史课本有时难觅历史真相，一些新闻是“制造”出来的；合法经营的小企业即使没有违法违规，也可以因为节水、治污等原因，一些政府部门一刀切说关就关；守法的公民仅仅因为上访、揭露地方腐败、没钱交纳乱摊派的税费、没带暂住证，过去官员说抓人就抓人，至今违宪违法的各种“学习班”、信访收容、劳教所仍然自行其道；有房产证的住房不经平等协商说拆就拆，刚刚承诺土地承包30年不变，但还没过几天，官员说征用就强制征用。

统计数字造假更是人所共知，民谚曰：“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级骗上级，级级掺水，水到渠成。”一些官员的假话为人民群众深恶痛绝，民谣又曰：“‘三讲’会上讲假话，‘三讲’过后胆更大。”“对上级甜言蜜语，对媒体豪言壮语，对外宾花言巧语，对群众谎言假语。”

农民因为农村户口，进城就受到种种来自官方的歧视——许多行业不许农民就业，不许农民报考县级以上的公务员；没有带暂住证，民工过去可能被打死（带了也可能被当场撕掉，然后人被带走，以完成收容任务。这一有悖宪法的收容遣送制度虽然已被废除，但它对人民心灵和道德的冲击是巨大的）；农民被有的人视为贱民，没有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农民子弟不能享受义务教育，农民的投票权（农民中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比例）远远低于城市居民。

违宪的劳教、某些地方惨无人道的监狱常常酿成报复社会的仇恨。而严刑峻法又成为一些官员的思维定式，据国内报纸报道，中国的死刑判决占世界死刑的一大半，是除中国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区死刑总和的三倍。由于司法不独立，冤案错案难以避免和纠正，上访之潮难以遏制，一些家庭为此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可见，中国社会的正义感衰落、道德滑坡主要是落后制度和官德不彰造成的。

（作者说明：本文中“权谋与暴力”、“道德危机”等论述均指两三千年以来中国官方、社会精英、主流人群的人际状态，并不否认中华民族从来有着无数正直、善良、朴素、高尚的人民和优秀的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