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一样的民族

　　当场上的比赛是在中韩两队之间进行时，你不免就有一种担心。即使是在中国队大比分领先的时候，你仍然不能挥去心头不祥的预感。一个屡试不爽的预测是，中国队在最后几分钟被对手翻盘。
　　在无数次中韩对抗中，中国足球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耻辱的“黑色三分钟”。
　　2002女排世锦赛上，中国女排史无前例被韩国队挡在四强之外。每一局都是在最后几分的争夺中被韩国队反超。
　　丰田杯围棋赛，二十多岁的王磊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被五十岁的曹熏铉用乱战拖垮……
　　奇怪的是，同样的错误被一次次重复，简单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2002年釜山亚运会男篮比赛的前一天，《体坛周报》已经把金牌记到了总奖牌榜上。第二天的比赛中，中国队一路领先，因为太没悬念了，我在最后几分钟里离开了电视机。然后，在随后的体育新闻里，我听到了中国队在最后五十二秒被韩国击败的消息。
　　又是败在最后。
　　盘点二OO二年的重大比赛，男排、女排、男篮、女足、女乒、围棋，中国队都是败给了韩国人或者朝鲜人。
　　你不能不承认，中韩运动员之间存在着差别。虽然他们都长着同样的面孔。

　　中国人和韩国人从外表看没有什么区别。
　　文化上也没有什么差异。
　　历史上，中韩两国如同一家，韩国与中国内地的联系密切甚至超过中国内地与边远地区的联系。
　　可以说，在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中，韩国是与中国最相似的国度。
　　然而，两国人在许多方面的表现，却又是截然不同。

　　在韩国旅游，路边的山上都是郁郁葱葱。韩国六十年代还遍地秃山，现在全部都已绿化。在韩国不论城市还是乡村，到处都是干干净净，极少见到乱扔垃圾的现象。
　　韩国的公务员五信条之一是“美化并保存我们民族永远的家园”，即“国土保存”。韩国的饭店里用的是淀粉制造的绿色牙签，无论多豪华的宾馆都没有一次性牙刷、牙膏和拖鞋。在韩国购物，没有人会提供你塑料袋，你得自己购买纸袋。韩国人象爱护自己的客厅一样爱护国土。
　　在中国旅游，沿铁路公路你会看到一条白色垃圾带，塑料袋快餐盒迤逦不绝。中国北方道路两边，秃山多于青山。
　　西双版纳的森林覆盖率由60%已经下降到了30%。中国草原三分之一都已退化，并且以每年2万平方公里的速度发展。全国水土流失的速度是每年一万平方公里，沙漠以每年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增加。可是在中华环保基金会的调查中，有四分之一的人不知道什么是环境保护，近三分之一的人认识不到我国的环境问题。

　　中国的文物流失速度惊人。美国最大的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东方文物，绝大多数来自中国。美国各博物馆的中国石雕比故宫还多。万里长城目前只有三分之一基本完好，另有三分之一残破不全，三分之一已不复存在。祖先留下的千姿百态的民间文化和历经万年的乡士艺术、民俗器物，大部分在还没有得到完整的记录和保存前，就已经消失。中华民族近8000年的民族民间文化面临断裂的危险
　　和中国的丰富文物比起来，韩国的文物古迹并不多。韩国人对这点微薄的家底万分珍视。为了保护一处小小的古建，韩国人可以拆了大楼，改了马路。在韩国，一处不起眼的小陶窑遗址，一段乱石砌成的古墙，一座小庙，都可能是国家重要的“有形文化财”，被郑重其事大兴土木地建馆保护。韩国人非常重视民族传统的教育。到节假日，许多年轻的父母带着他们的孩子，去参观博物馆，耐心认真地给孩子讲解里面的韩国文物，介绍古代韩国人是怎么生活劳动的。

　　中国人把“四书五经”、“忠孝仁义”当做封建糟粕，把建祠堂修家谱祭祀祖宗当做封建迷信活动，各地孔庙大多在文革中被砸毁，传统典籍被束之高阁。韩国的孔庙大部分还完好，韩国人每年二月和八月初一都要祭祀孔子。在韩国，至今的社会共同道德，仍然是中国宋代提出的“八德”：“孝弟、忠信、礼义、廉耻”。韩国人重视家谱，中秋节全国放假三天，所有的人都要回家祭祖，感谢祖先带来丰收。

　　2001年，小泉首相敬拜靖国神社。中国人大常委会再一次发表严正声明，表示强烈不满。20名韩国青年，身披韩国国旗，聚集在汉城独立门公园，集体砍下自己的手指，寄往日本驻韩大使馆，表示强烈抗议。不久，日本发生修改历史教科书事件，中国人大常委会再次严正声明。韩国则采取了外交上最强硬的的行动，召回了驻日大使。汉城多次发生群众游行，人们焚毁了日本国旗，践踏日本领导人的头像。
　　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在中国发生的几次刺杀日本军人的行动，居然都是韩国人所为，并无中国人做出这样的举动。

　　中国人喜欢看美国大片，近年来韩国电视风靡中国。《铁达尼号》上演之际，在中国创了电影票价的历史纪录，这部电影比任何一部影片赚的钱都多。然而当时在韩国居然有成千上万的人抵制观看《铁达尼号》，理由很简单，如果有300万韩国人看这部电影，那么韩国所有的外汇储备都会流到美国去。电影学家还分析说：“韩国人在一定程度上，相对于好莱坞和欧洲片，他们对本国影片更为偏好。”
　　不止是电影。韩国人提倡身土不二，以用国货为荣。而中国人则更喜欢进口货。

　　中国人从小教育孩子不要吃亏。在中国的大学食堂，打饭时学生们总是挤做一团。然而留学韩国的中国人却发现，韩国学生自动排队，饭票都是自己扔在盒子里，无人监视。到韩国生活的中国人发现，韩国公园里陌生的小朋友之间也会互相分给对方一些正在吃的零食，“初来时我有点不习惯，不敢让孩子接受。时间长了，我也慢慢教育自己的孩子分一些零食给其他小朋友吃。”

　　足球就不用比较了，可以对比一下球迷。韩日世界杯期间，韩国球迷的表现给全世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们在场上服装统一、用具统一、口号统一，数万人掀起红色巨浪，高呼“大韩民国”，让人感觉到强烈的震撼。而中国球迷人数也不少，可是都是四五十人各自为战，从服装到口号，五花八门，形不成合力，只感到杂乱。比完赛，韩国球迷都要收拾好身边的杂物再走。可是中国球迷所到之处，垃圾遍地，其中竟有许许多多的小五星红旗！

　　中国人的口碑

　　中国的国民性为人垢病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了。
　　一个玻利维亚籍华人在网上发了一张贴子，说他在这个南美国家屡遭歧视。在这个国家，如果你是日本人，他们会肃然起敬；如果你是韩国人，他们也会和你套套近乎，说韩国货不错。可是你要是说你是中国人，他们立刻会换上一副嘲讽的表情，怪声怪气地喊：POLLO
　　RECO（鸡好吃，因为华人在这里开餐馆叫卖烤鸡的多）。原因是近年来偷渡到此地的华人日益增多，“五花八门的失身份、伤国体的事出了许多”。
　　这个贴子让我深受刺激。我听说过发达国家歧视我们，把我们当成《大红灯笼高高挂里》那些留着辫子的“清国人”，可是头一回知道原来受中国援助的第三世界小国国民也一样看不起中国人！
　　从那以后我开始稍为注意此类信息，结果屡屡让人震惊。一个在美国生活了半年的中国学生在文章里说：“问十个中国人，有九个知道美国总统是谁，而问十个美国人，也许会有一个勉强知道中国主席是谁。在他们眼中，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认为中国是大国。在他们眼中，中国是落后的，是没有人权的……而中国人是愚昧的，是低级的，是性无能的……”。
　　一个西方国家在《中国旅游指南》中告诫旅游者，中国人有如下不同：“一、缺乏公共道德，如随地乱扔东西，买票购物不排队；二、缺乏守法精神，如不守交通规则；三、服务态度差，上班聊天……”
　　在有些国家，“CHINESE”或者“中国人”是一个用来骂人的词……
　　不再举例了，例子不胜枚举，再举下去会有更多让人无法忍受的说法和词汇。我终于明白了，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并不完全是旅游者面对镜头或者话筒的滔滔不绝的友善之词，也不并完全是参考消息或其他媒体上转载的对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的连篇累牍的由衷赞美。
　　当然，上述所引仅仅是一种偏见，仅仅是部分外国人的说法，他们接触到的仅仅是部分中国人。对于他们的这些歧视和偏见，我们有理由义愤填膺，有理由痛加驳斥，也有理由找出各种原因加以解释。
　　然而，我们没有理由一笑置之或者不屑一顾。我们不应该只搜集外国人的溢美之词而听而不闻他们的刺耳语言。那些偏见偏激甚至恶毒，然而既使是谩骂也不会是无缘无故地产生的。反思一下这些话语，也许更有利于我们客观地认识我们这个民族给其他国家的印象，更有利于准确地认识自己，也更有利于我们向着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前进。
　　我们这个民族自身是否有着严重的缺点，只要随便举几个例子就可以一目了然：
　　走遍国内的大小城市，最引人注目的是遍布大街小巷的“办证”广告。几乎是中国城市每条街每面墙上都堂而皇之地公布着造假者的联系方式。在世界各国中，这应该是独一无二的风景了。面对这样的怪诞荒唐，公安机关和市民们一样视而不见，习以为常。
　　一个在国内也广为流传的说法：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发明了一种打国际电话不付费的方法，也就是用一根线把硬币穿起来去打：投进去后还可以再取出来。
　　许多中国人都知道日本人对在日中国人的歧视，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在日犯罪的外国人中，中国人占了一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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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痛恨歧视，可是更重要是的，我们必须反思我们为什么被歧视。因为，仅仅愤怒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中国人，你为什么这样

　　都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不过，民族性格却不断变迁。翻开《春秋列国传》，你会发现，那时的中国人特别有血性。赵氏孤儿、七百壮士、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一个个动人心魄的事故，演绎了那个时候男人们的壮烈与决绝，告诉后代什么叫轻生重义、生死相许。
　　读春秋故事，你会惊异于他们的单纯和透明。春秋战国时的中国人，活得有声有色，死得爽快清白。在后人看来，他们也许有点稚拙，有点简单，但却象少年人一样让人感觉到生命的挺拔和亮丽。
　　在周边民族还处于沉睡中时，中国人已经开始了思想启蒙。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思想活跃，智慧奔放。智者辈出，学说林立。进入思想青春期的他们充满了创造的冲动和诉说的欲望，在早期中国文明史的天空中喷发成一道道绚丽的朝霞。
　　可惜的是，好景不长。一个叫嬴政的外表孱弱内心冷酷的男子挥剑过早结束了中国的青春期。秦始皇的过错不在于他统一天下，也不在于他修长城，而在于他视天下人为自己的猎物。他的老师韩非子告诉他，人是一种本性卑劣的动物，他们渴望的只有利益而惧怕的只有暴力，所以，人不值得尊重也不能相信。统治天下的方法就是“执长鞭以御宇内”，用法、术、势来束缚和操纵，就象对待拴在车子前面的牲畜一样。
　　这个历来被中国人视为雄才大略的人创立了一整套暴力基础上的统治方法，把所有人都变成了奴隶，变成了劳工，变成了为他驾车的牲畜。他“焚书坑儒”、“以吏为师”、“以愚黔首”，取消了民众的自尊和思想，终于达到“偶语者弃市，腹诽者诛，道路以目”的程度。中国人的群体人格受到了第一次粗暴摧残，人的尊严大打折扣，不择手段的实用主义者开始更能适应这个严酷的社会。汉高祖刘邦就是一个典型代表。楚汉战争中，刘邦被杀得大败，带着一对儿女和谋士滕公坐着一辆大车逃跑。为了让车子跑得快点，刘邦好几次把两个孩子推下车，都被滕公又拉了上来，气得刘邦“欲斩之者十余”。项羽威胁刘邦要杀了他的父亲做肉酱，刘邦却一副嘻皮笑脸，告诉项羽做成了肉酱别忘了分他一杯尝尝。
　　史书记载，“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他极富亲和力，看门的和大头兵和他都能一见如故，然而一转脸又能忘恩负义，刚刚坐定了天下就开始杀戮那些为自己卖过命的战友。这个满嘴粗话的地痞的胜利，宣告了中国人精神上的第一次劣化。他证明，项羽式的高贵、矜持、理想主义已经不适于中国，而随机应变，不择手段的卑劣之徒却能脱颖而出。随着项羽在乌江边的引刀一快，中国人身上最后一缕春秋精神也随之东流。
　　秦汉以降，中国被安置进一套日趋成熟的“王霸杂用”的统治制度中，中国社会虽然没有了春秋战国时的青春活力，却保持了长时期的和平稳定，中国人民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保留了上古社会一脉相传的质拙单纯。中华文明选选领先于四邻，中国人民充满了泱泱大国的自豪和自信。这种自信在盛唐时达到顶峰。
　　盛唐是中国人永远的回忆。那个时候，中国是全世界最富强的国家，中华文明的灿烂光华一直幅射到欧洲。中国的四邻纷纷向中国表示由衷的敬意，毫无保留地向中国学习。长安的大街上，陈列着欧亚大陆各国的货物，随处可见来自各国肤色各异的商人和求学者。那时候中国人人格的基调是阳刚、开放、乐观、健康、进取。他们还没有学会裹小脚、谈道学、立牌坊，没有发明出那么多莫名其妙的清规戒律。女子丧夫可以再嫁，夫妻不合可以离婚，文人用华美的词赋公开歌颂性爱，诗人们用清新的诗歌表达生命的热情。中国历史上人格最健康的皇帝唐太宗出现在那个时候，他为人理智而又富于人情味，雄才大略又懂得尊重民众。最伟大的诗人李白也出现在盛唐，并且也只可能出现在盛唐，他飘逸豪放的诗风充分表达了那个时代的胸襟和气魄。

　　然而，多灾多难一直是中国的夙命。唐朝之后的一千年间，中国大地上政权不断更迭，外族屡次入侵，给中国人的心理和性格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改朝换代”这个词在中国人心中的意义也许和其他任何民族不同。中国道德的根基就是“忠”和“孝”。君存与存，君亡与亡，此乾坤之大义。一女不嫁二夫，一臣不事二主，改朝换代对每个人特别是每个士大夫来说都是一个考验。改朝换代就象一个巨大的刑具，每隔一二百年，中华民族就要被缚上去，生割活剥，从一个家族的权力骨架上剥下来，移植到另一具骨架上。虽然每一次都会有无数的人“投井”、“堕城”、“阖家自焚”，然而，大多数人最终还是得选择屈辱地活一来。这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个人格受挫和自我否定的过程。
　　不幸的是，中国的皇位实在太诱人了，历代皇帝都为保住皇位绞尽脑汁，然而改朝换代之频繁还是独一无二。不要说没有日本那样的万年一系，甚至也远不如朝鲜王朝那样稳定。自唐亡之后，朝鲜只经历了高丽和李朝两个王朝，而中国却历经五代十国北南宋元明清。仅仅唐宋之间短短的54年，中国北方就换了梁唐晋汉周五个王朝。其中最短的后汉只存在了四年。
　　再好的钢材，你反复弯折它也会金属疲劳。再质朴的民族，在这样不断的尴尬面前也会变得冷漠。中国人的自尊和自信，本来是建立在忠孝为本的道德之上。然而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对“忠义”的摧残，都是对“投降”的奖励。“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次摧折。走马灯式的攘夺皇位，使血性一次次被嘲讽，使越来越多的人不再象以前那样坚持、相信和认真。中国人的单纯和刚烈在这一次次弯折中渐渐消失，维系这个社会的道德纲常日渐被架空，人们越来越油条。不管从哪个方向来的大兵进城，他们都熟练地插上顺民的牌子，摆上香案，跪在城门两边迎接。
　　然而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宋朝之后，跪迎大军的中国人两度发现马上的征服者居然是浑身腥膻的异族。对于习惯于改朝换代的中国人来说，这又是一次新的巨大的心理打击。在蒙古人野蛮的屠城面前，原来的天朝大国的子民只得接受被列为“末等公民”的耻辱，忍受长达百年的蒙古人暴政。满洲人南下，中国人的境遇更为难堪。每个人都得把以前“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头发剃去，只留下头顶铜钱大一点，梳成一根小辫儿，叫“金钱鼠尾”式。 
　　忍辱偷生的生存状态下人格健康无从谈起。元朝和清朝两代被异族奴役的经历，让中国人性格中的自尊自信受到毁灭性打击。宋元之间，中国人的集体人格出现了又一次显著劣化。宋朝虽然衰弱，却出现了岳飞、杨家将、文天祥这样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民众的抗争风起云涌。在此之后，铁骨铮铮的中国人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了灵魂和身体的分裂。他们越来越熟练地把大道理和实际行动分开，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动物式的生存方式。越来越多的中国式智慧发展起来，比如“好死不如赖活着”，比如“唾面自干”，比如“退一步海阔天空”，比如“个人自扫门前雪，那管他人瓦上霜。”如果说春秋时的中国人象一张挺刮的白纸，干净爽利的话，那么几千年来这张白纸经受了太多的揉搓，已经变得软沓沓脏兮兮，看不出当初面貌了。

　　和改朝换代、异族入侵交错相伴的，是专制统治的日趋严密。
　　从秦始皇开始，几乎每一代皇帝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怎么样才能保证皇位永远不让他人染指？
　　这个问题是秦朝之后一千三百年间中国政治的全部焦虑所在。每一个皇帝都为此夜不安枕。
　　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千方百计扼杀民众的活力，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社会稳定。为此，就要防止人们独立思考，阻止人们自发组织，消灭任何能对皇权构成威胁的势力。
　　不论统治者在整个社会中所占的人口比多么微小，然而只要他掌握了绝对权力，社会就会不可避免地向着他所希望的指向发展。不管这个方向是多么荒谬，对绝大多数人们来说是多么的不合理。于是，一千三百年间，中国社会始终坚定不移地走向越来越严密的专制和越来越死寂的僵化。
　　继秦始皇创立了大一统制度以后，汉武帝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推行思想专制。唐太宗通过科举制度，把全社会的智力资源集中到功名利禄这一个指向，有效地防止了智力活动的多极多向发展。元朝皇帝们强化里甲和连坐制度，不许汉人使用兵器，甚至不许用菜刀。文盲皇帝朱元璋则取消了丞相制，凭借小农本能，把中国社会退变成了一个大村子，他自己充当事事都要管的村长。全国老百姓穿什么样的衣服、住什么样的房子、房后种什么树、院子里养几只鸡都得由他一人规定。清代干脆连内阁也取消，彻底把天下变成一个人的天下。为了不让人们乱说乱动，清代最伟大的三代帝王康熙雍正乾隆更是把文字狱推向极峰。一个道士提出人是用大脑思考而不是用心思考，被康熙认为是“危险人物”处决。精神病患者发病时自称皇帝，被乾隆凌迟处死。文字狱的盛行甚至使朝廷的大臣们之间都不敢相互通信，不敢写日记，生怕被人抓住把柄。
　　皇帝们的智力接力，使得中国的专制制度达到了近乎完美的地步，中国社会终于融成了铁板一块。这个社会的本质特性就是超稳定，对任何改革的愿望都给以毫不留情的打击。由于不惜代价以换取稳定，千余年下来积累了无数的弊病，然而想要改变一点，却几乎不可能。数亿人的智力被牢牢禁锢，活力被有效扼杀，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如同带着沉重镣铐的囚徒，就象清朝末年的外国观察家所说的那样，极端麻木然而又极端富于忍耐力。

　　中国历史越往后翻捡，人文气息就越淡，高贵、仁慈、宽容、尊重这些美好的字眼越来越稀少，代之而起的是越来越重的猜疑、自私、残忍和卑鄙下流。中国文化在高度成熟之后散发出腐烂的霉味儿。政治家一个比一个多疑、阴毒、残忍，士大夫的骨头一天比一天软，文学艺术作品一篇比一篇气质委靡，缺乏创造力。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夺得皇位后，把敌人的女儿们送到妓院去当妓女。有一天，太监禀报他说，这些妓女们平均每天被二十条汉子轮奸。年小的都怀身，节除（夕）夜生了个小龟子，又有个三岁的女儿。 朱棣闻听，哈哈大笑，说道：
　　依由他，小的长到大，便是摇钱的树儿。
　　明朝后期，太监魏忠贤在朝廷畸形的权力变迁中居然成了主宰大明命运的人。这个赌博喝酒之外一无所能的文盲加地痞把大明天下搅得天昏地暗，然而却有无数翰林进士公卿大臣拜倒在他门下，做他的干儿子。知识分子们的气象里没有了孔子的随意自然、司马迁的独立自我，李白的放纵洒脱、苏轼的达观平和，越来越多的是司马光的拘束保守、黄道周的泥古不化、王念孙的寻章摘句、海瑞的自我折磨。而普通老百姓则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他们象阿Q一样能安然接受一切不合理现象，能对别人的痛苦不闻不问无动于衷，他们在极端穷困的物质环境中却还乐天幽默，把一点点的现世享受咀嚼得有滋有味。

　　上述分析当然是粗线条、感性化、不成熟不周密不严谨不全面的。然而，有一点是不证自明的：正如任何一种性状背后都有基因的决定一样，中国国民性的所有负面表现都可以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找到原因。
　　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西方观察家们对那时中国人最深刻的印象无过于他们的忍耐、麻木。中国人在任何不合理的现象面前都选择了屈服和忍耐。“这种忍耐力导致了在中国所看见的最悲惨的景象：富人的食物多得吃不完，很容易夺取，然而近处却有成千的人默默地饿死了。对这种古怪现象，中国人已经习以为常。”外国人奇怪的是，灾荒年月那些饥饿绝望的难民，“却不团结起来，向地方官员要求一些救助”。外国人反复地询问这些灾民，得到的回答是：“不敢”。
　　在暴力和专制面前，中国人也曾经进行过壮烈的抗争。蒙古人征服欧亚过程中遇到的最顽强的对手是中国人。满洲人入关之初颁布剃发令，无数南方城市奋起反抗，不少城市宁可全城人被杀光也拒不剃发。中国历史上有过无数次轰轰烈烈的大起义，掀翻过一个又一个专制王朝。
　　然而，不论反抗多么顽强多么壮烈，中国最终还是没有逃脱被异族征服的命运。无数次的揭竿而起，以血流成河人口减半的代价，并没有换来人民权利的伸张，反而使专制制度越来越严密。
　　曾经有无数热血沸腾的仁人志士，看到了这个社会的重重弊端，挺身而出进行改革。然而从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到康有为维新，几乎所有改革家的下场都是身败名裂。
　　几千年的经验教训终于让中国人意识到，要改变中国社会中的任何一点都是几乎不可能的。就象一个屡次越狱屡次失败的犯人，除了安守狱规之外，他还能做什么呢？

　　中国历史上也曾经有过不少坐言立行信守原则的刚强男子，比如清官海瑞。他读书时就发誓要信守圣贤教导，终生按儒家标准堂堂正正地做人。结果他在官场上一生都遭到排挤，终生报负不能施展。在中国官场上有一条著名的“淘汰清官定律”，清官在官场里注定混不下去，贪官却能如鱼得水。
　　由于统治者放弃一切地追求社会稳定，造成了不合理的制度得不到及时调整改革，社会制度越来越僵化越来越行不通。于是，在表面制度之下，出现了一种不能公开却行之有效的潜规则。那些坚守原则的人成了“道学家”、“傻子”，被社会竞争无情地淘汰，而那些把道德口号喊得山响，在实际行动中却完全遵守利益原则的人却轻易成功。由此造成了中国国民性中为人垢病的另一点：表里不一，没有原则。中国人精通表态和行动之间的区别。每位读书人都会背诵清正廉洁的口号，可是做了官之后大部分都贪污受贿。人人都会大讲忠君爱国，实际上则只爱自己的一家一姓。中国人的造假能力在清朝就受到外国人的关注，“中国的店家在招牌上没有不写上‘童叟无欺’、‘货真价实’、‘真无二价’的，但十有九家卖假货”。 
　　现在中国人的造假能力更是举世闻名。除了满大街人们见怪不怪的办假证广告外，还有许多其他民族永远想不到的独创：
　　往油条里掺洗衣粉，可以使油条挺拔好看。
　　在宰羊前注射阿托品，能使肉质鲜亮，还可以使羊因口渴而大量饮水，从而增加重量。
　　在质次的沤黄米粉中掺入甲醛次硫酸钠，可以做成洁白的上等米粉。
　　在面粉里掺上滑石粉，降低了成本，又使面粉增白。
　　给陈大米抛光，可变成新大米。
　　用尿泡水果，可以使水果看起来非常水灵。
　　给黄鳝喂避孕药，可以迅速增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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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是个缺乏坚定信仰的民族。整个中国几千年来就是个劣性竞争的大舞台，越是心狠手辣背信弃义表里不一如刘邦朱元璋慈禧太后者越有可能取得成功，当然他们必须有足够的演员素质，能装得仁义无比；而越是天真仁慈的人越遭到惨败，比如那个好面子的项羽和圣贤之书读得很好的建文皇帝朱允炆。由于帝王们的无耻表演和破坏性使用，仁义道德三纲五常的效用实际上很早就部分破产了。中国人在历史上经历了太多的欺骗，所以他们早就不信任何东西，并且也不相互相信。皇帝总怀疑功臣们要夺取皇位，所以必须杀了他们才能放心。连最仁慈的皇帝李世民在玄武门杀了自己的兄弟之后，还毫不手软地把他们的儿子们都杀光。
　　所以中国人缺乏合作能力。朋友合伙做生意，最后会因为钱而成为仇人，因为谁都怀疑对方多吃多占；在封建大家庭中，充满了勾心斗角小肚鸡肠。每一个中国人都精明无比，而捆绑在一起则立刻开始窝里斗。所以有了那句著名的流行语：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是一条虫。
　　至于中国人没有公德心，中国人脏乱差，这更容易在历史上找到解释。正如鲁迅所说，中国历史上只有两种时代，一种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另一种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中国人从来没有过当家作主的感觉，这个国家只是别人的私产。他不过是别人的奴隶，所以没有必要替别人去珍惜什么东西。中国人只会爱惜自己院墙之外的东西，对院墙之外的东西，他们有着旺盛的破坏欲。路灯虽然并不碍自己的事，但是一定要打坏；漂亮的广场，可以毫不心疼地弄脏；虽然一家只得到了一块砖，但雷峰塔也一定要倒掉。
　　中国人不认真，差不多就行。中国人讲究中庸、圆融。只有没有楞角的人才能在这个规矩畸形的社会里如鱼得水吃得开，而过于叫真的人注定被潜规则淘汰。
　　中国人残酷，缺乏同情心，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环境过于残酷，自己被生活所虐待。中国没有照顾残疾人的习惯，中国人对生活中的残酷现象习以为常，甚至有时候，中国人乐于从虐待他人中得一点心理补偿。

　　徒劳的“改造国民性”

　　在来到中国前，西方人的头脑里装满了关于中国的美好想象。伏尔泰说，中国人“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应该置中国于所有民族之上。”凭借流传到欧洲的中国书籍，他们想象中的中国物质丰富，文化发达，由贤明的皇帝进行着有效的治理，人们彬彬有礼，道德高尚。
　　然而，随着鸦片战争的舰船来到中国的西方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们看到的中国城市肮脏污秽，看到的中国人麻木呆滞。这些中国人如同带着镣铐的犯人，“脑力衰弱”，“缺乏创造力”，“利已心强”，“因循守旧”，“理智混乱”，“没有时间观念”，“含糊对付”，“没有同情心”，“爱撒谎”，“不守信用”，“表里不一”…… 
　　对中国人性格进行过深入研究的传教士明恩溥在和中国人接触三十年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多方面的需要，归根结底就是一个迫切的需要——人格与良心。”
　　随着中国国门的逐渐打开，越来越多先知先觉的中国人意识到了国民性的问题。他们反观自我，感觉到的痛楚失望比外国人要痛切得多，所以分析和批判也较外国人激烈锋利得多。从严复、梁启超、孙中山到鲁迅、胡适再到柏杨、龙应台，人们连篇累牍地列举分析、一代一代地痛心疾首。他们不约而同地擎起“改造国民性”的大旗，在先改造制度和先改造人的选择面前，大部分人认同了后者。人所公认的旗手鲁迅在一九二五年说了这样著名的话：“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造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在那一代人眼里，中国人国民性中的劣根性是一切问题的罪魁祸首。只有中国人全体都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中国才有可能推行现代化的各种制度，中国才能复兴和强大。否则，不论什么好东西，一到中国，立刻就变了样。
　　那么怎么样才能脱胎换骨呢？传教士明恩溥提出的对策是引进基督教，帮助中国人建立真诚品质和利他精神，建立起坚定的信仰。梁启超这样的老派改革家则提出“新民说”，靠每个人的意志力来涤荡自己头脑中积累的千年污垢。鲁迅、陈独秀等激进主义者则提出全盘扫荡传统文化，“不读中国书”，以破坏民族性赖以产生的文化基础。他们的学生毛泽东最彻底地贯彻了他们的主张。
　　毛泽东是改造国民性运动中最伟大的斗士。与其说毛泽东一生的奋斗是为了推翻旧中国，建设新社会，不如说是为彻底改造中国国民性更为恰当。早在青年时期，毛泽东就认定只有彻底改造国民性，才能救中国。他说：
　　国人积弊太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概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期深，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
　　他提出中国的出路在于，“有大气量人”，“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毛泽东一生根深蒂固的理念是思想意识决定一切，因此一切建设都应该从改造思想入手。毛泽东一生都在努力做这样的“大气量人”。在四个伟大中，他只喜欢“伟大导师”这一称号。他以摧腐拉朽般的宏大气魄掀起了一场摧毁传统文化的社会运动，通过揭发批斗等手段，破四旧，立四新，进行文化大革命，力图彻底清除中国人头脑中盘踞了数千年的封建文化，代之以崭新的共产主义情操，使中国人“在灵魂深处暴发革命”，一变而成为共产主义新人。
　　然而，将近百年的轰轰烈烈的改造国民性运动，取得的成效却似乎并不令人心慰。梁启超临死时看到的中国，比他出生时更令人失望。鲁迅则是带着对改造国民性的灰心绝望去世。而毛泽东对中国人的改造，在他死后被发现似乎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反右”、“文化大革命”，似乎进一步摧毁了人们互信的能力，空前发展了相互猜忌、相互提防，使人们对理想、崇高、纯洁这些字眼敬而远之。中国人的道德素质在文革中出现了有中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滑坡，
　　改革开放后现代化路途上中国遇到的核心性问题，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和民族性的相关：国民素质、官员素质、信仰危机、道德危机、诚信危机、贪渎习惯、公德缺乏、内耗争斗、反应迟钝、精神麻木……
　　虽然经济增长速度骄人，虽然中国的外表日新月异，虽然中国的部分地区已经宣布完成“现代化”，然而许多中国人的头脑并不比一九一一年以前清醒多少，一些中国人的所作所为让人想起中世纪：
　　据2002年8月31日《齐鲁晚报》消息，某县一包工头李某开着小货车将一老者撞成重伤。李某下车把老人扔进沟中，任其死去，而车上10名民工对此竟无动于衷。《生活日报》报道，9月2日，湖南浏阳一16岁少年在网吧被5少年乱刀砍死，在整个砍杀过程中，旁观的数十人如同在看暴力片一样投入，居然没有一个人打电话报警！
　　沈阳市慕马大案案发后，沈阳人并不恨这些贪官，他们认为拿钱办事的贪官比不办事的还是要好一些。“他们虽然犯了罪，却也为沈阳人民干了些事情”。甚至有人认为他们还不算特别贪，在官员里尚属比较清廉，只是不幸撞上了“枪口”。
　　当这样的消息经常进入你的视线时，你当然会不自觉地联想到鲁迅当年谈到的“看客心理”。现在的看客们，居然比鲁迅当年批评的要更加冷漠。如果客观地评价当下中国人的整体道德素质，我们只能说比鲁迅当年是更加恶化了。所以，才有了报纸杂志上痛到绝望的批评，才有了前面所引的外国人对中国人的种种负面看法。
　　积累了一百年的失望，形成了这样一个结论：中国人的劣根性是天下最顽固的事物。每个中国人一生下来，身上已经携带了“过滤性病毒”，并且终生无法治愈。日常生活中，你常会听到这样的议论：
　　中国人，没治……
　　中国人只有造假的本事是世界第一……
　　再过一百年，中国人还得是这个熊样，永远不会有出息……
　　自我放弃、妄自菲薄经常出现在流行的话语中，不论是海内还是海外。
　　龙应台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中有这样的描写：
　　有一天黄昏，和一位瑞典朋友去看淡水的落日。河水低潮的时候，密密麻麻的垃圾在黑色油腻的污泥中暴露出来。好不容易找到一块离垃圾远一点的地方，刚坐下来，就看到这个毛毛头，五岁大的小男孩盯着我们，转身对抱着布娃娃，更小的小孩，用很稚嫩的声音说：
　　“妹妹，我会听英文，这个外国人在说我们台湾很不进步……”
　　我愣住了——因为我的金发朋友一句话也没有说。这个小毛头在捏造故事，可是他捏造了怎么样的放弃啊！中国民族的自卑感已经这么深了吗？

　　一样又不一样的韩国人

　　在青海的龙羊峡我第一次见到了上游黄河。流了一千多里的黄河仍然清澈见底，这让我惊讶不已。原来，黄河也有过少年一样的清纯。只不过越到下游，遭遇的土地越贫脊，汇入的支流越多，终于混浊不堪，成了举世闻名的浊流。中华民族也如它的象征物黄河一样，漫长的历史使它憔悴，许多东西不再分明。
　　韩国人曾截取了一脉上游黄河，注入鸭绿江。由于水短流直，地处偏僻，鸭绿江大部分水身保持着清澈碧绿，直到入海才有一点轻微污染。和韩国人接触久了，你会觉得，韩国人身上有着中国春秋时代人物的气质，他们简单、直爽、刚强、轻生重义，他们的本性没有受太多污染。

　　朝鲜历史的源头与中国纠缠难分。
　　传说因为殷纣王昏庸无道，他的叔父箕子一气之下，远走朝鲜，建立国家。这是朝鲜半岛第一次出现国家。
　　秦汉更迭时期，数万名燕人避战乱进入朝鲜。其中一个叫卫满的燕人头目赶走了箕子的后代，建立了卫氏朝鲜。
　　汉朝征服朝鲜，把朝鲜变成了汉朝的四个郡。
　　汉朝灭亡，三国争雄，朝鲜渐渐脱离中国，获得独立。不过，朝鲜与历代中原王朝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宗藩关系，在文化上受到中国的强烈幅射。唐朝时期，许多朝鲜读书人千里迢迢到中国来参加科举考试，考中了就在中国当官。宋元时期，朱熹理学在中国流行，朝鲜也把朱子学说做为本国人的道德准绳。明朝中国出现了大儒王阳明，朝鲜读书人也开始研究阳明学。朝鲜也因为自己受中国文化影响最深而十分自豪，认为自己是世界上除了中国之外的第二个文明国家，自称为“小中华”。
　　同质的社会、一样的文化，两国的民族性当然会有太多的共同点。朝鲜国王很好地学习了中国皇帝的统治术，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们的专制统治比中国还要严密。朱元璋要求老百姓无故不许外出，要出门百里就要开通行证。而朝鲜干脆给所有老百姓都挂上胸牌，上边写上自己的姓名、年龄、出身和住址，官府衙役可以随时翻看行人的号牌。朝鲜一样实行科举制，一样表彰“节妇”、“烈女”，官员一样贪污腐化，读书人一样保守顽固。宫庭中充满了血腥和残忍，承平之日，大臣们也全神贯注于窝里斗，“东人”、“西人”、“老论”、“少论”掐得你死我活。韩国人和中国人一样的崇拜权威、官本位。在经济起飞前，韩国人的脏乱差比中国还甚。
　　尹保云在《韩国的现代化道路》中这样描述古代朝鲜社会：
　　封建主义的束缚下，广大人民一直处在极端落后愚昧的状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散漫的、糊口水平的农业社会生活。同旧中国的广大人口一样，他们习惯于儒教的传统的统治方式，重人情，讲关系，不重法律，不讲原则。老百姓习惯给官送礼，请官吃喝，搞好关系，遇到问题也可以通融。官也习惯于吃喝和受贿，在酒席桌上变卖国家的原则。只要在官府找到靠山，日子就好过得多，税收也可以减免。即使触动了刑律也可以买通官府而得到宽大处理。
　　仅仅读这一段描写，你能分出它是中国还是韩国吗？
　　然而在如此多的相同之下，却隐藏着一些微妙的不同。

　　韩国人和中国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一刚一柔。
　　中国国土广袤，气候变化很大，东西南北的民性本也有万种差别。千百年来，由于不断迁移融合，逐渐形成了宽容和平，随遇而安的统一性格。
　　朝鲜国土面积狭小，只相当于中国一省，地理环境比中国还要封闭，几千年来逐渐形成了单一民族。由于地理接壤，朝鲜人的性格气质与中国东北人相近，都是粗朴豪爽，刚强不屈，并且由于半岛和山区的封闭性，朝鲜人形成了特有的固执坚定。
　　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很多变故，有过很多次的逆来顺受。所以，中国人经验丰富，深通妥协的智慧，善于随机应变，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
　　朝鲜自古与外界交往不多，历史简单得一张纸就可以写尽，所以民族性格中保留了许多上古遗风，血液里还残存着游牧于阿尔泰山时代的凶悍野性。
　　从汉末到清末的两千年间，朝鲜屡遭外族入侵，但却从来没有接受过异族的直接统治。他们在危险和挑战面前总是毫不犹豫地选择直接抗争，并且总是从自己的倔强刚强中得到回报。612年，好大喜功的隋炀帝率领水陆两部共一进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浩浩荡荡远征朝鲜。这个数字几乎和当时的朝鲜全国人口差不多了。当时，隋朝正值全盛，四夷宾服，汉朝版图全部恢复，只有这个小小的朝鲜还没有屈服，以如此巨大的兵力来征讨此弹丸之地，每个隋朝人都认为易如反掌。如果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朝鲜人的最佳选择当然是俯首称臣。然而朝鲜人却不懂什么叫“识时务者为俊杰”，他们选择了“以卵击石”，并且居然凭借难以置信的顽强，硬是在辽东城和平壤城前挡住了隋军，隋军损失惨重，大败而回。
　　隋炀帝恼羞成怒，他倾全国之力，再三再四挥兵东指，然而，还是不能深入朝鲜一步。隋朝因为远征朝鲜而耗尽国力，不久灭亡。
　　时隔二十年，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唐太宗又率兵来到平壤城下。他不相信朝鲜人象传说中的那样顽强，他认为隋朝的失败是因为隋炀帝的无能。这个十八岁起兵所向无敌的皇帝希望自己为中国挽回面子。然而，同样是三次远征，同样是三次惨败。
　　朝鲜人就象一把没有弯折过的钢刀，一次次的反抗象一次次淬火，结果是使这把刀越来越锋利。面对外族，他们没有中国人这样深刻的屈辱记忆和心理伤害。所以他们不懂什么叫“屈服”、“隐忍”、“大度”、“圆融”。他们只知道“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虽然经过了千年死气沉沉的封建统治，他们的血性并没有消磨，他们的骨头一如以往的硬。当他们在二十世纪醒过来之后，这种刚健立刻化为经济建设中的奋斗精神，化为体育场上的拼搏意识，化为国际交往中的强硬不屈。

　　韩国人和中国人另一个本质上的区别是一个认真一个不认真。
　　几千年来，中国的经济文化一直领先于朝鲜。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文化普及，经济发达，社会流动性大，人际之间的竞争也就非常激烈，中国人在这种磨练中变得越来越精明。而朝鲜社会长期经济十分落后，文化也不普及，普通百姓长期处于闭目塞听状态，所以社会成员受中国文化的负面影响也较小。正象中国边远地区的人们通常都比较淳朴自然一样，朝鲜人身上也保留了更多的自然本性。
　　中国人的信仰可虚可实，可进可退。如同太极一样空灵玄奥。积极进取时，信奉的是入世的儒学，遇到挫折时，又可以退隐到佛道两家。在号召和呼吁时，是堂皇正大的礼义纲常，然而在处理实际问题时，又常常迂回前进，紧贴利益。在中国，能够通达权变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人物。历代伟大的君主或者杰出的大臣都是深通阴阳两道的人物，他们一手紧握道义，一手紧握利益，两手都抓，两手都硬，进退自如，功成名就。
　　而朝鲜人则远比中国人心实。他们不懂什么叫融合、迁就，既然接受了儒学就要彻底放弃佛教。因此，在儒学传入朝鲜后，儒教与佛教之间发生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把佛教彻底赶出了意识形态领域。韩国学者黄秉泰称韩国的儒学类同于“原教旨主义者”，坚持学说的绝对纯洁，毫不走样。黄秉泰说：“由于继承了朱熹理学这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化体系，韩国儒学一直忠实地搬用它，并严格地奉行它。”“它的目的不是满足韩国社会制度和人民的文化需要，而是要求韩国社会制度和人民必须遵循的永恒而又普遍的道德、政治准则。”“韩国的理学虽然来自中国，但它却比中国的理学更为周密、更为正统。”
　　在中国，真正严格信奉儒学的只有读书时的知识分子和道学家。读书人一旦走入社会，就学会了“变通”，不再做书呆子；而道学家则历来是被人嘲笑的对象，“道学”两个字成了骂人的代名词。至于普通百姓，则从来没有理会过那些天理人欲的大道理，他们更多是遵照习俗活着。
　　朝鲜历史上没有对传统道德进行破坏性过度使用。朝鲜每一代王朝都延续很长时间，“忠孝”这种价值理念从来没有受到过嘲笑。朝鲜社会经济文化不发达，所以也没有形成中国那样发达的潜规则和中国老百姓那些弯弯绕的奇怪智慧。古代朝鲜的读书人普遍都“认死理”、“读死书”。他们紧抱朱子学说的教条不放，并且贯彻到日常生活中，一举一动都到书上查根据。在他们的带动下，程朱理学在朝鲜被世俗化了，成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准则。现代儒学家杜维明教授指出：“另一有趣的现象是儒家传统的民间化”，“韩国人说韩国是儒学的母国，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

　　韩国人和中国人的第三点不同是一个急躁一个从容。
　　韩国人的褊急性格是举世闻名的。到了韩国，你会发现韩国人最常用的口头语是“快点快点”。韩国人什么都快，走路快，开车快，经济发展快，当然盖好的大楼有时候倒的也快。韩国人的最大缺点是没有耐性，考虑问题容易偏激片面。
　　而中国人的慢性子也是闻名遐迩。在中国，政府官员的首要素质就是“成熟稳重”，什么事都要“研究研究”。中国人看问题最讲究全面辩证，四平八稳。麦喜温说：“中国人的另一个长处是悠然的态度。中国人来访时，无论让他怎么等，他都不会生气。神经麻木、悠然和韧性的结果使中国人总能达到目的。中国人认为发火是白耗体力。”
　　形成这种反差的原因同样在于地理和历史。由于面积小人口少，朝鲜作为一个国家，反应能够相当迅速。一片云彩过来，全朝鲜都要下雨；国王的命令，第二天就能得到回应。由于历史简单，文化较浅，对挫折的记忆不深，朝鲜人也很少有中国人那样患得患失心理。
　　而中国的体积使它的动作不能不缓慢悠然。这就象一只大象，再怎么敏捷，看上去也是笨头笨脑。在资迅时代以前，一个消息从中国一端传到另一端，往往需要数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皇帝的命令，即使是十万火急，用六百里快马日夜兼程地传递，等到了目的地，也可能成了昨日黄花。中国太大，情况太复杂，任何一项措施，慎之又慎，否则很可能覆水难收。庄子在几千年前就对此有明确的见解，他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是一个体积庞大的国家经不起折腾，否则就会象煎小鱼一样，翻腾几下，这条小鱼就碎了。
　　由于这种庞大，使得历代中国政治家的大脑不堪重负。于是，他们选择了偷懒的办法，什么事都一刀切，什么事都按旧例来。遇到矛盾最佳选择就是进行搁置，不予处理。于是问题越来越多，制度越来越畸形。黄仁宇老先生一再痛切中国没能实行“数目字上的管理”，其实就是由于手工时代，“数目字上的管理”根本无法应付中国的巨大和复杂。所以，科学理性的管理最终在西欧小国而不是中国这样的大国发芽发展起来，并且在韩国这样的小国被迅速应用，而中国至今仍然不得不借助一刀切的老法宝。由此也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停滞，中国人的工具理性缺失，中国人缺乏时间观念和忽视精确，都与中国的体积密切相关。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丰功伟绩的另一面。

　　老人和少年

　　中国人习惯喝茶，越烫越好。一壶在手，可以消磨一个下午。韩国人没有喝茶的习惯，他们喜欢喝凉水，即使是大冬天，也是一扬脖子，咕咚咕咚灌下去。
　　中国曾经大富大贵过，也曾经几度败落；中国有过长时期的天下太平，也有过记不清的暴政、混乱、灾难。在漫长的历史中，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在中国都发生了。中国人实在是世界上最见多识广的民族，所以他们也积累了最丰富的生存智慧。中国太老了，他退尽了火气，磨光了锐气，一切都不相信，一切都别太认真，一切都慢慢来，一切都四平八稳，全面辩证，水来土掩，兵来将挡。
　　而韩国人则如同一个未经多少世事的少年人，还没有被世事磨去楞角，还没有失去信的能力。他血气方刚，身手敏捷。

　　当危机到来的时候，老人和少年的反应当然不同。
　　西方炮舰的重击惊醒了睡梦中的中国。屡遭重创之后的中国慢慢清醒，开始了自强过程。由于头脑长久不用，关节锈得太死，一生积习太深，所以自强的过程异常艰难痛苦。在迫人而来的形势面前，中国的举动显得过于迟钝，软弱无力并且犹豫不绝。他时时刻刻摆不脱过去的经验束缚，动不动就习惯性地想走老路。在一再的打击下，他彻底丧失了自信，从原来的极刚愎顽固一变而为极懦弱自卑。他环顾自己家里，觉得样样不顺眼，处处不如人。于是把自己的旧家底起名叫“四旧”，一把火烧光，一点点地搬进西方家具。可是由于房屋格局和西方不同，洋式家具怎么也放不下。于是“对付”的老本能又发挥作用，折掉一条腿或者去掉一扇门，甚至把电冰箱当成大衣柜使，弄得不伦不类，还起名叫“有中国特色”。
　　环顾整个世界历史，没有哪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比老大中国更曲折、更艰难、更痛苦。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认定文化是罪魁祸首，一再为选择什么样的新文化而不断争吵，长期陷入主义之争的泥塘而不能自拔。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儒教文化和优良传统，被我们当成“封建”扔得差不多了；然而几千年形成的顽固积习，直到现在仍然沉重地压在中国人身上。这一事实让我们再一次看清，“文化”和“民族性”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文化”是一种观念，而“民族性”则是一种习惯，一种更多属于下意识的东西。就象挖鼻孔一样，观念上明知不雅，可有时手指不知不觉就循着快感伸了进去。

　　在1840年中国惊醒的那一刻，朝鲜还在中国的身边睡大觉。中国都开始洋务运动了，朝鲜人还没有醒。直到被日本人吞并了，韩国人才猛醒过来。
　　韩国人少年一样强烈的自尊心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刚刚经受的耻辱象火一样每分每秒都在烧灼着他。急躁的性格让他匆匆忙忙地踏上了现代化之路。
　　由于政治环境和急切性格，韩国人幸运地没有陷入“主义”之争，他们另辟蹊径，务实地选择了经济发展这条道路。
　　韩国人的顽强和刚烈在经济发展中表现出来。他在现代化过程中用极大的意志力去克服几千年养成的惰性，以“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的决绝去改变自己旧日的生活习惯。他说到做到，雷厉风行。
　　1961年，朴正熙发动政变，闪电般地夺取了政权，用铁腕结束了韩国独立后十多年间的政治软弱和社会混乱。朴正熙给韩国政府注入了一种强烈的军人气质。他推行“更生”政策，对腐败的旧政府进行了一次大清洗，使大批年轻军人掌握了政权。在此后十多年间，他一次又一次掀起反腐败运动，禁止官员们喝咖啡、跳舞、听日本音乐。他一次又一次数量惊人地清洗哪怕有轻微腐败的官员，用专制手段建立了一支唯意志力和清教徒精神的官员队伍。
　　在其他后发展国家，腐败的集权官僚队伍都是社会进步的最顽固障碍。而朴正熙却借用了韩国社会根深蒂固的权威主义传统，用官僚集权专制，把全国组织成了一支发展经济的军队。韩国人的服从意识、秩序意识、集体意识、等级意识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韩国公司都有点象军事化组织，要求雇员剪短头发，穿灰色制服，左胸口袋上虽着姓名标志，还使用许多军事术语式口号，如“工业战士、边建设边战斗”、“出口战”、“占领100亿美元出口高地”等。企业家把员工的思想统一起来，使他们象孝敬父母一样忠于公司，使他们能忍受恶劣和条件，在低收入情况下加班加点。
　　韩国人的急性子和勤奋是经济发展的内燃机。一九六O年以前，韩国人曾经被认为是一个懒惰的民族。然而现在，韩国人以一种完全不同的风貌出现在世界面前。韩国人的步速世界第一，比香港、东京还要快。七八十年代，普通的韩国人都自愿加班加点工作，不要加班费。结果，仅仅几十年，韩国就成长为一个经济巨人，由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变成第十一个经济大国。
　　韩国人的认真专注，一丝不苟，使他们在学习西方过程中从不应付苟且，而是做就要做到最好。十几年前还有许多经济学家嘲笑韩国的汽车想打入美国的想法。而今天韩国的汽车产量超过百万量，大宇集团的汽车就定下目标每年45万量出口到美国。韩国手机起步很晚，然而短短几年，三星手机就在世界手机世界占据领先位置。
　　经济发展所收获的并不仅仅是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造成了社会结构的变化。朴正熙用铁腕手段去打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对整个政治体系进行彻底的改造。官僚机构由过去抑制社会活力的工具变为服务于经济发展的现代型管理机构。改变了“官本位”、崇尚“主义”、“空想”的社会风气，创造出尊重科学、理性和个性以及重视实利的社会精神气质。
　　随着教育的普及，韩国人的参政意识、参政能力大幅度提高。他们用韩国人特有的不屈不挠精神去争取民主，为了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昌盛大声呼号。虽然人口比中国少很多，在争取民主的过程中，他们流的血却是中国的许多倍。在学生运动和示威游行中，即使面对比自己强大数倍的军警和强烈的催泪瓦斯，人们仍然猛冲而不会退却。经过民众的牺牲和一些开明的政治领袖的顺应潮流，使韩国幸运地比较顺利地由权威型政治转变成了民主政治。
　　社会进步使韩国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六十年代以前，韩国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韩国人也是世界是最被人瞧不起的民族。梁启超在《朝鲜灭亡之原因》中甚至把朝鲜亡国归因于朝鲜人的国民性。他认为朝鲜人是个爱说空话、窝里斗比中国还严重、厚颜无耻、性格阴险、贪图安逸的民族。
　　韩国人自已也承认民族性存在着致命缺陷。朴正熙上台的宣言中，就直言不讳地指出了韩国人的缺点：
　　缺乏独立精神、懒惰和不劳而获的愿望、缺乏开创精神、缺乏进取精神、可恶的自私自利、荣誉感的缺乏、缺乏良好的判断力。
　　他举出“人民的缺点如逍遥自在、趋炎附势、游手好闲、奴才主义，以及依赖别人的恶习”。
　　他宣布：“我们的革命的最终目的是消灭我们的祖先留下的不幸的遗产：相互憎恨和宗派主义、浪费、混乱、懒惰、不诚实。”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朴正熙的目的大部分都已经达到了。韩国人现在在世界上以团结、民族主义、勤奋好强、整洁、认真而闻名。

　　从韩国人的变化看改造民族性

　　近几年来，到韩国旅游的中国人越来越多，谈韩国厕所的人也越来越多。几乎每篇访韩游记中都要提一提韩国的“化妆间”。2000年一位游客在游记中写道：
　　汉城的公共设施很完备，最感慨的是公厕。不要说宾馆饭店的厕所，就是小到只有几张餐桌的小店其厕所都十分干净。我没有见过有收费的厕所，但所有公厕都提供卫生纸洗手设备和镜子，大单位的厕所还有供残疾人用的专位，设计得十分周到。相比之下我们许多公众场所的厕所简直令人可怕。人家那把厕所称为化妆间，真是名符其实，我在那总能看到韩国妇女在镜前描眉画目。
　　厕所在这里成了衡量中韩差距的一把尺子。不少去过韩国的人因此得出结论说，“韩国人是出了名的爱干净”，“韩国人是个极重整洁的民族。”自然而然，厕所被提升到了民族性的高度进行解读。 
　　然而，一百年前一个中国武官考察东三省，顺路入朝鲜境。他看到的朝鲜却是惊人的“脏乱差”。
　　“府城墙高不过八尺，皆乱石堆砌，楼堞颓坏，内无街道，民居错杂，住低小草房，门前污秽。”
　　“城内荒陋至极，民苦可知。朝鲜民情太惰，种地只求敷食，不思蓄积，遇事尤泥古法，不敢变通，读书几成废物，平居好游，文理欠通，笔谈数十句，多半费解，谈时务辄加菲薄，可憎可怜。”
　　朝鲜之游给聂士成留下的印象是朝鲜的贫穷，朝鲜城市的肮脏，朝鲜男人的懒惰，朝鲜上层社会的拘泥古法，不思进取，不敢变通。那个时候，中国人的观念已有所变动，开始向西方学习，兴起洋务运动。而朝鲜还坚持闭关锁国，对外界不闻不问。

　　一百年前，中日韩三国农村的厕所处于同一水平。都是在地上挖一个坑，上面放两块木板。
　　一百年后，日本人发明了一种新式便器，便后它会自动喷出温水把人的屁股冲洗干净，然后再进行烘干。日本人的厕所简直跟闺房一样，里面不仅芳香扑鼻，还像工艺展览室一样放置着各种花束等装饰品。
　　韩国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在厕所里采用水冲设备。经过几十年发展，已经接近于日本厕所的卫生水平。而且，韩国人还独出心裁，把厕所的名字改为化妆室，引起中国人的阵阵惊慕。农村经过新村运动，也基本都用上了现代化厕所，不过，在边远地区，个别地方还在使用旱厕。
　　而在中国，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许多高级厕所比日韩还要豪华。不过，在广大农村，基本上还是和一百年前一样，没有丝毫变化。厕所是中国人自卑的原因之一。一个多世纪以来，外国人到过中国，印象最深的除了长城、故宫的辉煌，也许就是中式厕所的恶臭了。不少老外把对中国厕所的印象形诸文字，许多次地被《参考消息》转载回来，让中国人无地自容又无可置辩。

　　中日韩三国在开国之初都被认为是缺乏公德心的社会。津田左右吉在1916年在《我国国民思想的研究》中指出日本国民性中“公共意识不发达”。韩国教育家金在恩也曾经说“韩国人的心灵深处潜藏着权威主义、利已性、无秩序主义等等。”
　　中日韩三国的球迷看球都有过乱扔垃圾的习惯。最早是日本球迷从西方学到了退场时带走垃圾的良好习惯。然后是从来不向日本人服输的韩国人也开始这么做。

　　或者我们应该重新定义“国民性”。事实上，许多所谓的“劣根性”反映的是前现代化的社会性格。散漫、一盘散沙、懒惰，这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小农社会生活节律相适应；不敢独立思考、缺乏开创性、因循守旧，这是专制社会培养出来的顺民品质；而缺乏自尊、没有原则、动物式生存，则反映了严酷的生存条件对人性的扭曲。而诸如“团结、合作、爱国、清洁、开放、学习”之类的优秀品质是现代社会对人们的要求。现代社会的高效率让人们必须善于自我组织、自我教育，现代社会的物质成就使人们有条件建立自尊和自信，现代社会的激烈竞争让人们培养出强烈的创新意识。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大部分的“劣根性”或者所谓的“中国国民性”改名为“前现代化社会性格”？
　　我们社会中屡屡为人批评的没有公德心，不遵守规则，即是因前现代化的社会体制使广大民众没有充分体会到国家主人的感觉和对规则的充分信任，他们自我感觉基本还是几千年来被政府管理的被动者，所以没有做主人的自豪感责任心和积极性。所以他们往市政府的广场上乱扔垃圾。在他们的眼里，这个耗资巨大的广场建设的时候并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也不考虑普通市民的喜好，只是官员们的政绩工程，所以他们激不起珍惜之情。所谓中国人善于忍耐，是因为中国人表达的渠道还不够畅通，或者反映的问题并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如果建立了有效的机制，中国人也会眼睛雪亮，雷厉风行。几千年的积习之所以现在还有力地影响着我们，是因为还有适合它们生存的土壤。

　　对一个人来说，性格决定命运，命运又反过来影响性格。对一个民族来说，历史决定性格，性格又反过来影响历史。
　　一个人不走出自己的思维误区，不改变自己错误的行为模式，而仅仅要改变自己的性格，是不可能的。同样，一个民族，不谋求社会机制的改革，而单纯要改变落后的民族性，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充分现代化的社会，才能产生“现代性格”，否则，无论用多么大的力量去进行思想改造、进行宣传鼓动，进行典型引路，都如沙上建塔，是一种不可能成功的本末到置。
　　中国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中国人的性格气质因此存在许多缺陷。只有象韩国人那样奋然前行，用大力气却改变社会制度机制中至今仍然存在的种种不合理，才能使中国人的性格气质发生根本性改变。反思国民性的努力应该最终指向对制度对经历的反思。只有在中国真正雄起在世界上之后，只有在一个成功、公平、每个人都能扬眉吐气的社会里，中国人才能重拾春秋的刚强和盛唐的自信，重新找回一个泱泱大国人民的感觉。 
　　中国人身上并没有“过滤性病菌”，中国人的缺点并不是什么无药可治的“劣根性”。换句话说，中国人没有必要自卑，更没有理由放弃。适用于其他民族和社会的方子到了中国，大抵也会药到病除。但是，如果我们非得坚持“中国特色”的诊断，采取“中国特色”的疗法，只在家里跳大神，或者走街串巷找什么“猪肉炖大枣”“糖水熬白梨”之类的偏方，那可是真正的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