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在狂轰滥炸南斯拉夫当中，悍然以导弹袭击中国驻南大使馆之后，忧患意识就从我心中产生。进一步认为，中华民族需要有忧患意识。 
　　树立忧患意识的根据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树立这个意识？这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并不安宁，我们中华民族面前仍有危险，我们不能在安乐中沉睡。 
　　首先一个清醒的认识是，我们多年来与之发展外交关系，并通过这种外交关系进一步发展经济文化交流关系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其政治统治力量的本质是什么。这个答案是现存的，但从那是起越来越昭然若揭。历史已经证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种扩张型的文明，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在垄断性国际资本的经济基础上，这种扩张本性得到强化。几百年的血腥历史为这种扩张本质基础上的侵略、征服、掠夺、镇压、欺负等等罪行作了充分的纪录。二战以后，一方面帝国主义的扩张本性在某些领域得到强化，这就是用政治军事力量保护它们以西方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利益。另一方面，由于以下一些重要因素，使该扩张本性的表现形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①，德国法西斯给欧洲人民造成的灾难，使欧洲人民的国际公理意识增强，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不得不有所收敛或改变方式。由此产生的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使战后漫长的岁月有了一个国际关系约束性的准则。②社会主义阵营的产生，造成两级世界，有一个牵制力量，使帝国主义大国难以为所欲为。③国际生产力的发展与第三世界人民战后觉悟的空前提高，使老殖民主义模式失去必要性，新殖民主义得以取代，同时也使第三世界各国赢得了政治独立。但是，上述变化，并未能使西方资本主义扩张文明及其帝国主义阶段的侵略本性得到改变，然而却有利于弱小国家在大国对峙的格局下生存发展。西方与东方对于广大的中间地带，都有争取盟友、塑造形象的问题，西方列强不得不尽量掩盖自己固有的本性。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两极世界变为一极世界，两个超级大国只剩下美国一个超级大国。随着华约军事集团解散，原来跟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事集团相抗衡的军事力量不复存在。牵制力量没有了，西方帝国主义开始显露出它们凶恶的嘴脸，政治统治集团的种种顾虑逐渐解除，顺应战后的国际公理意识假象已减少了必要性。北约集团乘着东欧剧变的余威，尽力东扩，不惜以最野蛮的方式来扫除东扩的障碍。这几年的事态，从现象上看是美国率西方列强推行霸权主义政策的升级，从实质上来说是帝国主义阶段的西方资本主义扩张性文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度复苏。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西方扩张文明的复苏，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发生的。原有的殖民体系已基本终结，第三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已有相当发展进步，国与国之间存在着日益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并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着国际性的种种规范来维系着，世界性的文明增进达到人类历史未曾有过的水平，联合国体系已发挥了五十多年的作用并越来越重要。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以美国霸权主义为代表的西方强权政治扩张势头来得那么迅猛，那么暴烈，那么赤裸裸地践踏联合国宪章原则，说明人们对于这种扩张力量的本性和发作的潜力是完全认识不足的。 
　　自近代史以来，中华民族饱受西方列强的侵略、欺凌，种种历史悲剧罄竹难书。从１８４０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这些摆着“文明”臭架子的西方强盗，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的野蛮罪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不再受列强欺侮了，但帝国主义强加给我们的局部战争、冲突、封锁和军事威胁仍持续了几十年，大约到六十年代末以后才由另外的麻烦所替代。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政府和平外交政策的成功，在相应的历史条件下为我们赢来了近二十年的和平环境，我们与各国的和平交往广泛开展，我们与世界、特别是与西欧和美国的联系日趋频繁。中国人民是怀着美好的愿望走向世界的。我们不断虚心向世界各国学习他们先进的事物，我们在遵循国际公约的前提下为推进和平与发展起作用，我们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国际经济合作，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开放型经济中大力与国际惯例接轨。一代青少年基本上是在与各国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中成长的。 
　　我们从患难中走来，从困境中走来，今天中国可以称得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香港澳门也以和平方式回归或即将回归祖国了。因此，一种安乐意识必然在这一代人中产生。然而，中国人民能处在安乐中吗？从我国驻南大使馆被炸，到美国与台湾发展军事合作，都在昭示着一个前景，在一个可以为政治私利而根本不遵守国际规则、不顾忌国际公理的强大势力面前，中国这样的国家是没有安全可言的。 
　　从国际关系来看，中国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同世界各主要大国充分就国际务件进行协商，与各主要大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我们虽与西方各国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不同，但中国主张世界多样化，多种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并存，根本不妨碍别国对社会制度的选择，本来不构成对任何人的威胁。中国理应在这个世界上享有和平生活的权利。但这一切，只能在通常的外交事务中起作用，也许可以获得西方一些有良心的政治家的赞许。对于国际强权政治势力来说，中国独立自主、维护和平的态度恰好是不利于他们称霸的，因而中国为国际强权政治势力所不容。这只是一层。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明、富强、民主的国家，据说因不符合他们的“价值观”，也为这些霸权主义势力所不容。这又是一层。最深的一层，恐怕还是因为：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永远是西方资本主义扩张文明的异己力量。除非他们那里发生变化。 
　　在这里，我们想纠正某些人的错误想法，以为美国等西方国家仅仅是要帮助中国人反对一种制度，建立一种制度；等到他们想要建立的制度在中国已成现实（例如也象东欧一样发生剧变），中国就可以安安稳稳地生活在“世界大家庭”当中了。的确，西方敌对势力很想这样做，但这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因为西方资本主义扩张文明，本质上是超制度、超意识形态的，带有国家集团利益的性质。他们并不仅仅要你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向他们投降（当然，这是重要的一步），而是要你把民族利益连同子孙后代的生存发展权彻底干净地奉献给他们。北约并不因为南斯拉夫社会制度的变化而稍有宽容，也不因为俄罗斯完全按照西方意图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有平等对待。 
　　鉴于上述分析，中华民族怎能自我麻痹，以为可以沉湎于安乐之中呢？ 
　　新千年伊始，实际上存在着八国联军侵华１００周年的国耻纪念——尽管当局极力想要人民遗忘这段历史。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那段被西方列强共同蹂躏的悲惨岁月。其中一个极为震人魂魄的理由，就是西方列强再度联合侵华的卷土重来，不是没有可能的。当然，中国已经不是当年在腐败的满清朝廷统治下那个孱弱的中国了，我们已是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我们的对手也更强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成员国，经过战后五十多年的经营，总体上是向上发展的。在国际政治上，他们从各方面挤垮了以前苏联为首的华约集团；在经济上，这些国家完成了工业化，进入了后工业社会；在技术上，这些国家是新的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策源地，握有世界最强大的科技力量与最先进的产业群；在制度上，产生了较成功的、可容纳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多种市场经济模式与西方政治法律制度，因而国内局势的稳定性远超过第三世界。这些变化中的积极方面，本来是应该造福与人类的，也确实在给西方各国的国内人民带来了好处。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未使西方国家的制度、法统、社会意识发生根本变革，战后西方国家的发展成果仍然未能摆脱为霸权主义者所利用的命运。中国与自己的纵向相比，尽管是天渊之别，与这些西方国家的横向比较，差距却仍然巨大。落后就要挨打，决不仅仅是个历史教训，还是一个需要继续避免的悲剧。 

　　当今世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的保障，一是基本资源，二是市场空间，三是经济力量。正是在这三个方面，中华民族都遭到严峻的挑战，而挑战的严重性，都是缘于西方霸权主义对我们的长远算计。 
　　例如，北约对南斯拉夫动武从科索沃问题发难，中国就有好些“科索沃”，将来很可能成为西方霸权主义发难的突破口。最典型的，一个是台湾，一个是西藏。将来西方强盗极有可能向今天对南动手一样，打着“维护西藏人权、制止种族清洗”的旗号，对华施以武力侵犯。也极有可能打着“自由”或什么旗号，以武力将台湾分裂出中国。９８年美国与日本订立了新的美日共同防卫指针，把台湾包进他们可以武力干预的“周边事态”中，就已经显示出这个野心了。他们分裂西藏，并不是为了西藏达赖集团及其农奴主的利益，而是图谋占我中华民族两条母亲河的发源地――青藏高原，占我另一条母亲河――雅鲁藏布江，掐住我们子孙后代生存发展所需的水资源。他们分裂台湾，图谋是阻碍中华民族对周边海域的利用开发，剥夺我们子孙后代生存发展所需的海洋资源。进入２１世纪后，经济发展对水资源与海洋资源的依赖将更加深，我们将对青藏高原的水资源加大开发利用，对周边海域的海洋资源加大开发利用。然而，有了西方霸权主义干预别国内政的外在逻辑，有了他们剥夺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内在心思，我们难以有基本资源供给的安全保障。 
　　经济全球化是国际生产力发展的大趋势，所有国家经济上相互依赖愈益加深，国际市场对各国国民经济的意义更为重大，国际竞争更加跨越国境而起作用，这些就是经济全球化的伴生情况。然而，西方霸权主义不但力图通过维护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使本国经济实体在国际市场上继续占有垄断地位，更恶劣的是运用强权政治力量动不动就对别国搞联合贸易制裁，蛮横地剥夺他人的生存发展权。今天一些弱小国家的遭遇可能就是我们明天的前景，只要我们不服从美国的指挥棒，他们就采取类似行动，或借口“人权状况不满意”而打击我国的外贸，或借口对别国卖了武器而进行贸易制裁（他们自己有权当世界最大的军火商），或什么借口也没有，就是蛮横通过阻止我国商品输往他国的法律，因为他们“有权”以国内法来行使国际公法的职能。这些不是什么臆测，而是已经不断发生的事实，只不过眼下还未恶性爆发罢了。中国“入关”――“入世”，加入世界多边贸易体系，其实是西方各国很想干的事，但为了压制中国在国际经济方面的发展，硬是以不合理的要价来阻挡了我们十几年，这些先生们的耐心和沉着真令人领教，但更使中国人民领教的是他们剥夺我们发展的市场空间的决心。如果我们还不懂得他们的用心，那真是傻瓜了。 
　　经济力量是一国在霸权主义弱肉强食原则面前得以自卫的依托。在现代生产方式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世界即将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资产是发展经济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就象一切后起国家（如当年的德国、美国、日本，亚洲四小龙）一样，中国同样可以通过参与国际分工，争取后发优势，提高经济技术水平。但是，西方发达国家打着制度差异的旗号，通过“巴黎统筹委员会”障碍了国际技术充分流动几十年，这一套“冷战”做法现在是明收暗不收。美国政府宁肯保持商品贸易逆差，也不顺利给国内商家向我国出售哪怕是二手技术。他们算的显然不是经济账，而是阻碍中国经济上强盛的政治账。而当我国打开国内市场大门，让西方国家的企业在我国市场上大赚其丰厚利润的同时，某些算了经济账还要算政治账的双重人格的所谓企业家，却拿出浑身数解，图谋只占市场不给技术的单方有利结果，以垄断知识资产取得经济上的支配权，破坏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不用说，２１世纪的对外开放，发展机遇是增加了，经济风险也增大了，我们不得不更多地研究西方双重人格者（既是经济人又是政治人）们的用心，维护中国的经济安全。 
　　新世纪在凝重的气氛中到来，给我们的图景是：政治上霸权，配合着经济上的支配权，文化上的单向渗透，信息上占领制高点。西方资本主义扩张文明对第三世界的生存发展权再一次发起新的挑战，中华民族应该懂得这个挑战，应该在开放的世界中与之较量。 
　　树立忧患意识，是为了避免中国和世界变为霸权主义为所欲为的地方，这应该是全中国、全世界人民的共识。当前，世界上最强的经济、科技、军事力量，暂时被霸权主义的人格承担者们掌握。我们的希望在于： 
　　首先期待于我们自己――中国人民。中国人民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而现在我们没办好的事情太多了。我们误认为这个世界太太平了，民族凝聚力有所松散。一批人了解西方，不是去努力学习人家的长处，为我所用，而是不理智地崇洋，无骨气地媚外。在涉外事务中，牺牲国家大利奉献给外商，换回个人小利。一批人腐败堕落，耗竭了社会的经济实力，妨碍了我们推行“科教兴国”战略，国家用于发展科学教育的钱被人私分、挥霍、浪费，还竟然得不到纪检、司法部门的打击。没有生活压力的年轻一代中，不少人过多追求享乐安逸，降低了我们后代的综合素质。生于忧患、死与安乐，祖宗的这一训诫必须重温。艰苦奋斗、振兴中华，老一辈的优良传统必须发扬。 
　　期待于历史上一直受帝国主义压迫、剥削、掠夺的第三世界人民，在相互团结、互相支持、共同反霸、共同发展上有新的认识和进展。战后几十年，帝国主义为了破坏第三世界联合反霸，多次挑起各国自相残杀。一些国家政府眼光短浅，竟然为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敌人。霸权主义散布的“中国威胁”谣言在我们的邻邦中竟还有市场。长期受帝国主义侵略而又得到中国兄弟般援助的国家，竟然一胜利就推行亲痛仇快的国策。从七十年代后期给我们造成了十几年的外部不安宁。如此下去，势必给真正威胁第三世界生存发展的西方霸权主义以渔翁之利。霸权主义集团是很理智的，他们为了称霸的世界性利益，可以紧紧抱成一团。北约的骨干国家，能 “顾全霸局”，以“德”报怨，自觉地接受美国的指挥。如果第三世界不顾大义，没有团结精神，被各个击破的前景是难以避免的。但愿中国能以她的繁荣强盛与理智，为第三世界带来一些精神召唤。 
　　期待于西方各国人民，包括美国人民、西欧人民。欧美各国人民是文明的、友好的，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创造了工业文明，并正在创造后工业文明，他们有许多比我们更高级的先进意识，如科技时代意识、太空意识、生态意识……。然而，他们毕竟是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扩张性文明阴影下的人民，他们许多人的理性是有缺陷的，这就是不能平等地看待第三世界人民，还以为第三世界各国是要等待着西方文明来拯救的。我们要用扩大交流来促进相互了解，用事实来对西方各国人民进行启蒙，要用世界人民共同前进、平等发展的阳光，驱散他们心灵中的阴影。 
　　这些期待，要成为现实，的确是太难了。不办好自己的事，不产生先进的经济社会成就，我们就没有影响力。 
    忧患意识使我们警醒，使我们振作，使我们发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