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锦熙（1890—1978），语言文字学家、现代汉语语法教学体系的创立者、语文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在“黎氏八骏”中居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政协一、三、五届委员，全国人大一、二、三届代表。

1948年底，北平解放前夕，黎锦熙毅然撕掉国民党要他南下的“通知”，对家人说：“我要在这里，等一位唐宗宋祖都稍逊风骚的伟人哩！”次年3月，毛泽东入北平，6月17日，阔别30多年的毛泽东与黎锦熙相见，毛泽东非常兴奋，握住黎锦熙的手说：“黎老师，黎老师，您好哇！”

01“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的幸福，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

黎锦熙4岁读书，15岁中秀才。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他开始接受新学和维新思想，努力寻求民主革命的真理和道路，颇受梁启超思想影响。武昌起义爆发后，黎锦熙应湖南督军谭延闾之聘任秘书。不久，黎锦熙觉得“军队复杂，政纲不振，事不能办”，于是辞职。他先在《长沙日报》任主笔，后创办《湖南公报》任总编辑，几乎每天写一篇关于时局的文章，表述他的共和、民权思想。

五四运动前后，黎锦熙与钱玄同、赵元任等呼吁汉字改革。他决心“终身文字改革，豁出去了；个人环境毁誉，满不在乎”。

1916年，在黎锦熙主导下，教育部成立中华国语研究会（蔡元培任会长）。研究会成立大会上，黎锦熙发表了震动全国的《论教育之根本问题》，这篇文章，对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推广普通话影响深远。黎锦熙一再强调：推行国语，不仅要达到国语统一目的，而且要“唤醒民众”“巩固国防”；用“闪电式”的教育方法来“唤醒民众”；用“磁铁式”的教育方法来“巩固国防”。

黎锦熙与蔡元培、钱玄同、刘半农、赵元任等坚持“统一国语”。最终，他从大家反复酝酿的南京话、长沙话、天津话、北京话中，创造性地提出以“普通话”三字表示国语。

1918年，教育部公布了国语普通话的标准和黎锦熙与钱玄同创立的注音识字的方法。1920年，教育部把小学“国文科”改为“国语科”，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

1924年，黎锦熙率先在北京开办了第一届国语讲习所，撰写的《新著国语文法》第一次科学地、系统地揭示了我国白话文内在的语言规律，是我国现代汉语语法的奠基之作。

值得一提的是，黎锦熙对台湾地区的国语教育作出了特殊贡献。他认为台湾地区的国语办好了，不但可以迅速扫荡日本的五十年文化侵略，而且可以为闽粤苏浙等省做模范。为此，他于1944年倡导创办了国语专修科，并于台湾光复后，动员他的100多名弟子先后奔赴台湾，成为推行国语的骨干。

新中国成立后，黎锦熙参与研究和制订《汉语拼音方案》。他动情地说：“这个运动关系到千千万万个老百姓，我国文盲多，应该去做这件启蒙工作，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的幸福，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

02与毛泽东亦师亦友，毛泽东言“吾于黎君，感之最深”

早在1906年，年仅16岁的黎锦熙就将黎家的私塾改为小学堂，自任教员。他认为救国必须振兴教育，而教育之振兴，尤在于普及教育，开发民智。他先后在湖南省立优级师范学堂附中，湖南省立四师、一师，北京高师（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国文部任教直至病逝，一生从事教育长达70年。

黎锦熙是奖掖后学的楷模，他经常勉励学生说：“不怕不宽宏，就怕太笼统；不怕不聪明，就怕不宽容；不怕不用功，就怕乱翻动；不怕不勤奋，就怕如炮轰；不怕胆不大，就怕少规划。”这种深入浅出又饱含哲理的教导，使许多学生受到启发和鼓舞，毛泽东就是其中之一。

黎锦熙年长毛泽东3岁，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黎锦熙教历史，这是毛泽东最感兴趣的课程，他常到黎锦熙处请教，二人亦师亦友，无话不谈。

毛泽东对黎锦熙的第一印象颇为深刻：“中等身材，看上去比较清瘦，平时着一身蓝士林布长衫，穿一双圆口布鞋，戴一副玳瑁眼镜；讲课语言和缓，虽讲究辞藻，亦不失风趣幽默，于温文尔雅中，透出一种飘逸俊秀的学者风范。”黎锦熙后来跟家人谈起毛泽东学生时代的仪表和举止时说：“他个子很高，显得沉静儒雅，并无过激言行，上课听讲时从不浮躁，只是一双眼睛灼灼有光。他衣着一向俭朴，一望而知来自乡间，课间休息时，从不和别人打闹，对一切事物总是静思、观察……那时毛主席就表现出不凡的胸襟，言谈之间，不时流露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

当时，黎锦熙等组织了宏文图书编译社，并附办《公言》报。黎锦熙找了三名学生帮助抄写稿件，并给予报酬。这三名学生，一名不问文稿的内容，什么都抄；一名见到文稿中的问题总会提出来，并能代之润色；一名看到文稿中有与自己观点不同的文稿不抄。第一名学生一直默默无闻；第二名是田汉；第三名正是毛泽东。

在黎锦熙的日记中，从1915年4月至8月，“润之”之名出现了多达28次，所谈内容有“读书方法”“在校研究科学之术”“改造社会事”。日记中提到，4月4日到8月29日短短几个月时间里，毛泽东拜访黎锦熙近20次。黎锦熙在交往中看出毛泽东不是一般的青年学生，他称许道：“晚，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俩人略同，皆大可造，宜示之以方也。”

1915年9月，黎锦熙调到北京工作。11月，毛泽东写信向他诉说对环境的不满，欲退学，结尾深情写道“渴望兄归，一商筹之”。至1920年，毛泽东曾六次给黎锦熙写信，他们的感情不仅没有因为离别而结束，反而日趋加深。

毛泽东在1915年11月9日的信中称：“生平不见良师友，得吾兄恨晚，甚愿日日趋前请教。”在1917年8月23日的信中称：“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在1920年6月7日的信中称：“先生及死去了的怀中先生，都是弘通广大，最所佩服。”这些已足见他们之间的关系之深，情谊笃厚。

毛泽东这六封信的内容非常丰富，其中许多是关于学习的，涉及哲学、伦理学、佛学、语言文字学等学科；还有谈及他办报编刊，游学交友，计划组织自修学社，培养德、智、体兼备人才，以筹集资金组织留法、留俄勤工俭学等事。信中还大谈如何立志、如何做人、如何研究学问，以及他个人的近期安排、远期规划。信中还有许多指点江山、批评时政、改造社会的内容，如1917年8月23日的信，长达3300多字，综述了毛泽东观察、改造社会的看法和主张。黎锦熙看过此信，在日记中评写道：“大有见地，非庸碌者。”

1918年，黎锦熙在北京任国语统一筹备会常任理事，当时毛泽东在北京筹备组织学生赴法国勤工俭学之事，每逢休息日毛泽东就到黎锦熙家同他漫谈。黎锦熙总是特意安排这天的大部分时间同毛泽东交谈。每逢毛泽东来，他总是吩咐家里办些好菜，让他打打“牙祭”。毛泽东烟瘾大，却买不起好烟，黎锦熙便把他招待客人的“大炮台”香烟装满铁筒，让他过足烟瘾。

毛泽东曾在致萧子升的信中提到：“吾于黎君，感之最深，盖有生至今，能如是道者，一焉而已。”毛泽东心里的黎锦熙“可与之商量学问，言天下之大计”。

毛泽东投身革命洪流后，两人数十年间天各一方，音讯渺茫。但黎锦熙始终默默关注毛泽东，即使在白色恐怖时期，他也冒险保存着与毛泽东的通信和相关革命文献。

1952年10月，北京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黎锦熙响应号召，在家大扫除，他25年前藏在旧衣箱深处的一个纸包重见天日，纸包上记着“民十六”，纸里包裹的是毛泽东青年时代写来的六封信，以及其他珍稀历史文献。1927年，奉系军阀杀害李大钊后，传言要搜查某些教授的家，黎锦熙冒着危险把它们密藏起来。

1953年，毛泽东60岁寿辰。黎锦熙将六封信对勘年月，依据日记给信加注按语和脚注，写成《毛主席六札纪事》，精装成册，在扉页上题“敬以此三十年前的纪念文献资料为毛主席寿”，作为寿礼呈送给毛泽东。

03“我要在这里等一位唐宗宋祖都稍逊风骚的伟人哩”

黎锦熙对于关乎国家、民族之事始终是非清楚，爱憎分明。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后，黎锦熙在《沪案专号》上发表《新式战术和新式战略》一文，一边号召国人自强，“用最新的科学工具，最良的经济组织，来经营自己的园地”，另一边号召有钱人出钱，支持上海工人罢工，反抗帝国主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黎锦熙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深表不满。他在诗文中写道：“‘安内'残民众，和戎弃版图。乃云无抵抗，直是递降书！北虏吞龙锦，南锋指沪苏；国联犹束手，烽燧迫中枢。”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第二次合作，黎锦熙和毛泽东间接恢复了联系。毛泽东得知黎锦熙随校西迁到兰州后，托人问候老师，并从延安给黎锦熙寄赠了一本《论持久战》，黎锦熙收到后组织大家认真学习和研究。

抗战胜利后，黎锦熙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号召，与许德珩、潘寂等人在重庆共同发起组织九三学社，团结有名望的知识分子，配合毛泽东在党的外围开展反蒋斗争。

1945年8月，毛泽东冒着生命危险，亲自飞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黎锦熙闻知，十分担心毛泽东的安全，多次与家人谈起担心蒋介石对毛泽东下毒手。当毛泽东安全返回延安的消息传来后，他才松了一口气。

1948年底，北平解放前夕，蒋介石致信傅作义，要求秘密催促黎锦熙等北平教育文化界知名人士离平南下。北平师范大学几次派人劝说黎锦熙去南京，都遭到拒绝。12月26日，形势愈加紧张，教务长又一次来敦促，说这一天是最后的机会，当晚将派汽车来接。黎锦熙依然坚决拒绝，并撕毁了要他南下的通知。待来人离去，黎锦熙对家人说：“我要在这里等一位唐宗宋祖都稍逊风骚的伟人哩！”

就这样，黎锦熙留了下来，等候毛泽东的到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1949年6月的一天，毛泽东从北京师范大学代校长汤藻贞（毛泽东的同乡和幼年同学）那里得知黎锦熙等人在北平，十分欣喜。汤藻贞提议：“我叫他们来看你吧！”毛泽东连忙说：“不要，不要，我去看他们。”6月17日，毛泽东坐车到和平门北师大宿舍。黎锦熙已先从家中赶去迎接。

久别重逢，毛泽东与黎锦熙等人晤谈甚欢，不知不觉天黑了下来，毛泽东见大家谈兴正浓，说：“再和大家多讲一会儿话，就在这儿吃饭吧，我请客。”入席时，大家推毛泽东坐上位，毛泽东扶着黎锦熙的胳膊说：“这里您年龄最大，又是我的老师，哪有让学生坐上位的道理？”

晚饭后，毛泽东送黎锦熙回家。据黎锦熙回忆，毛泽东出门时，院中儿童高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说：“这就是你们先进教育发生的影响。”黎锦熙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1920年3月17日润之到我家后，至今不见快30年，身体比从前强壮。”

也正是通过这次叙谈，毛泽东得知黎锦熙、黄国璋、董渭川、鲁宝重等人都是九三学社员，对九三学社的历史功绩与现实贡献有了更加直观、深切的了解，这次交往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1949年9月，黎锦熙作为九三学社代表，出席新政协会议，参与、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黎锦熙在日记简略记载了参会情形，如9月23日记载：“9时，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二会议室举行国旗、国都、纪年分组讨论……我分在第二组，唯一、慕回另在第五组，召集人郭沫若、沈雁冰、张菊生主民国纪年，陈叔通反对，我综合主张：‘公历'为主，括弧标注——自由地注明‘民元'”。

10月1日，黎锦熙与毛泽东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开国大典。黎锦熙写下《天安门参加庆典》一诗，抒发走进新时代的兴奋之情：“青云遏鼓传嵩响，红浪翻旗引铁流。多病却无迟暮感，相逢握手尽交游。”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黎锦熙数日不思茶饭，抱病撰文，在9月14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峥嵘岁月中的伟大革命实践——回忆建党前夕毛主席在北京的部分革命活动》一文。

1978年春，黎锦熙接到中国科学院召开北京地区语言科学规划座谈会的通知，此时他因骨折住院。3月23日，黎锦熙在病床上口授了《对语言科学规划的几点意见》。他诚恳地说“希望我国能编出一部真正的大百科全书”，还深情地表示：“我今年已满89岁（虚岁），风烛残年，但我要活到老，学习到老，工作到老，只要我一息尚存，就把全部精力贡献给祖国的语文教育事业！”这是他准备的大会书面发言。四天后，黎锦熙却与世长辞。

黎锦熙一生服膺勤、恒二字，坚持写日记70多年，常言：“任重能背，道远不退；快快儿地慢慢走，不睡。”在纪念黎锦熙一百周年诞辰大会上的讲话中，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嘉璐用了这样三个称号——“学术之宗师”“教育之楷模”“爱国之志士”——准确地概括了黎锦熙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