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的目光集中于两个问题。一是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环境，二则是财富品质问题。在我们看来，这两个问题并不矛盾，甚至对于财富品质的质疑，也不过是民营企业家生存环境的另类表达方式。
　　李海仓无疑是一个优秀的民营企业家。在山西闻喜县，李海仓的口碑尽人皆知，李的企业是当地财政的支柱，李还是一个热心公益事业的企业家。但是正像我们曾经指出的那样，对李海仓之死的关注，其实是对先富起来的社会阶层生存状态的关注，其中折射出的是在转型期的中国，当新的社会阶层出现的时候，社会公众的复杂心理。
　　民营经济在中国的勃兴不过是近20余年的事，但是在这短短的20年间，民营经济所爆发出的惊人成长力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财富积聚速度之快也同样超乎所有人的想象。也正因为如此，民营经济能够在今天中国的经济总量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一支主导性力量。然而，在观察民营企业家这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时，一般的社会公众更多地注意到了数字所表达的巨额财富，却很少认真地探询财富光环背后的一切。事实上，隐藏在这背后的是一部中国第一代民间创富者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历史，是一部为了公平的经济和政治待遇而不停地奔走呼唤的历史。这部历史是对民营企业家生存状态的最真实的描述。
　　过去20余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对一个民营企业家生存安全的最大威胁绝不是生命意义上的，政策在任何层面的反复，一个红头文件，一个官员的更替，甚至于一个坊间传言，都可能动摇一个民营企业生存的基础。当我们指责一些民营企业家热衷于走政府路线的时候，却很少考虑在政府掌握大量资源的情况下，这是他们无可回避的求存之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还没有明确地以宪法的名义来为私人财产权利树起一道不可逾越的保护屏障，甚至在面对同一部法律的时候，民营企业也可能遭遇歧视性的待遇。创造财富的人甚至不能确保他的财富不受任何侵犯，这是怎样的一种尴尬呢？
　　在中国民营企业成长的历程中，任何一次对旧体制的突破都可能被看作是离经叛道的。我们甚至毋庸讳言，任何一次突破都可能包含着一些在今天看来并不值得称道的东西。但是我们如果肯于理性地历史地看待这个过程，本应在这些问题上体现出更多的宽容而不是仇视。
　　我们反对那些以此为依据，对整个社会阶层予以否定的观点，反对那些有意无意地强化社会群体分离和对立意识的评论。
　　尊重那些通过合法手段诚实致富的人，意味着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承认。一个明智的社会应该为致富提供更宽松的空间，还财富以本来的面目。本着这样的认识，善待富人，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让更多的人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义。
　　但显然，对于财富观念被长时间的扭曲了的中国人来说，要完成这样一种改变并不容易。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相信，更长期地影响这个先富阶层的其实仍然是来自民间的力量。正如一些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个先富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引发了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改变了中国原有的社会阶层关系及利益格局。新生社会阶层与原有社会阶层之间的和谐与协调关系是缺位的。在社会公众中积聚的怀疑和不满的任何一次小小的释放，对这个社会阶层的打击都可能是毁灭性的。在去年的查税风波中，我们无疑已经感受到了那种气氛。
　　我们应当承认，富人并不是贫富差距的根源。对于尚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来说，收入不平等更多根源于机会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创造一个公正平等的竞争和创业环境，为社会个体提供平等的创富机会才是应对收入差距的良药。
　　我们还应当意识到，中国正在走进一个改变的年代，一个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年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化和利益格局的调整仍然在继续中，重新构建一个全新的和谐与协调的阶层关系显得尤其重要。尽管这种重建的过程是漫长的，但无疑，这种重建不仅符合先富起来的社会阶层的利益，也符合所有社会阶层和中国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