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者：将军身经百战，从北伐、剿共到抗战、戡乱，历经大小战役无数。可否就您数十年的战场经验，归纳几点最重要的指挥与作战心得？

刘安祺：我从黄埔三期毕业，跟着总理、校长打天下，一辈子都在打仗。到了这个年纪回头看，战场上的教训，比胜利更宝贵。归纳起来，最核心的只有几句话：“战略重于战术，兵力重于地盘，士气重于装备，良心重于胜负。” 这十六个字，是我用几十年的血泪换来的。

访问者：将军能否分别阐述？特别是「战略重于战术」，您在东北与徐州战场的经历，似乎对此有深刻体会。

刘安祺：没错。大陆最后的失败，根子就在战略错误。上面一味强调“守土”，把兵力分散到无数点在线，以为控制的地区越大，越有面子，越能做国际宣传。结果呢？从东北到徐州，处处守、处处弱，变成“守土不打敌”。我们这么多兵，分散在几千里的防线上，被共军各个击破。

用兵的根本，不外“全军”与“破敌”。当破敌不可能时，就该优先求全军。全军的办法，在于缩短战线、节约兵力，把有限的力量集中起来，寻找敌人的弱点决战。可惜当时中央爱面子，不愿意主动放弃任何据点，最后连人带地一起丢。这是最大的教训。

访问者：那么“兵力重于地盘”，是否就是这个道理的延伸？

刘安祺：完全正确。我在青岛撤退时，为什么坚持不实施焦土政策？除了不忍心祸害乡亲，从军事上说，也是这个道理。当时我们的任务是“安全撤退，保存实力”，不是“毁掉城市，徒增敌人困难”。

我曾经对下属说：“军人的枪，该对着敌人，不是对着自己的工厂和铁路。”毁掉青岛，固然能给共军添麻烦，但我们自己的兵力并没有增加，反而会失去民心，更重要的是，背离了军人的本分。后来我们完整撤出八万多人，带走了武器装备，这才是最宝贵的“兵力”。城市可以丢，兵力不能丢；丢了兵力，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访问者：您提到“士气重于装备”，抗战期间您在风陵渡、灵宝与滇西的战斗，美械装备与国械装备的部队都指挥过，对此应有亲身感受。

刘安祺：抗战时，我们的装备远不如日军，后来远征军换了美械，火力大为提升。但我发现，装备好，不一定能打胜仗；士气垮了，再好的装备也没用。

民国二十七年（1938）风陵渡之战，我指挥部队与日军对轰，我们的砲火不如日军，但士兵们知道这是保卫后方交通线，一个个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硬是守住了渡口。后来在滇西，有些部队换了美械，反而产生了依赖心理，以为有飞机大炮支援，就可以松懈。结果一旦遭遇日军夜袭，没有了重武器支援，就容易慌乱。

治军的关键，在于养成部队的“精神气”。这种精神，来自将官的以身作则，来自平时的训练，也来自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我在青年军任职时，为什么强调思想教育？就是要让士兵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战。没有信念的军队，就算拿着最先进的武器，也只是一群乌合之众。

访问者：最后这句“良心重于胜负”，特别令人动容。将军在战场上，如何平衡军事任务与良心？

刘安祺：我一生经历无数战役，见过无数生离死别。最大的感悟是：和平可贵，生命可贵。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是不得已的手段，不是目的。

作为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但命令也有“合情合理”与“违背良心”之分。我在青岛时，上面有密令，要我破坏水电、工厂与港口设施，还从上海运来两万公斤炸药。我身为山东人，看着青岛几十万父老乡亲，怎么能下手？

我当时给下属的指示很明确：“我们要很有秩序地上船，不要使父老受到骚扰。因为我们还要回来，所以要为青岛父老留下一个完整的青岛，不准破坏任何水电设施和生产设施，以免四十万人口生存受到影响。”这条命令，或许不符合所谓的“焦土战略”，但符合我的良心，也符合军人的仁义。

胜负是一时的，良心是一辈子的。历史会记住胜利者，也会记住那些在战乱中守住良知的人。我这一生，打过胜仗，也打过败仗，但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没有滥杀无辜，没有为了一时的胜负，牺牲百姓的生命财产。这是我作为一个军人，最后的坚持。

访问者：谢谢将军的肺腑之言。这些经验，不仅是军事宝典，更是人生智慧。

刘安祺：都是些老实话。希望后人能从中吸取教训，珍惜和平，不要再重蹈战争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