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宣铁吾，字惕我，黄埔一期出身，一生戎马，历任要职，却于家事上格外用心。我作为家中长女，自记事起，便常听父亲教诲女子立身行事之道。今逢家族修撰口述史，谨将父亲对我们姐妹的女德教育回忆成文，以存后世。

父亲常说：“男女有别，非地位之殊，乃责任之分。男子主外，当以报国齐家为志；女子主内，当以相夫教子为责。二者相辅相成，方为家国之幸。”彼时，沪上、南京等大城市已兴起女子解放之风，女子上学、工作、抛头露面者日增。家中姐妹偶有议论，羡慕那些新式女性的自由，父亲得知后，便召我们姐妹围坐，细细讲来。

他说：“今之世风日下，有些女子误信所谓‘解放’之说，抛家弃子，不顾家庭，此非社会进步，实为人心混乱之兆。女子之天职，在于相夫教子、操持家务，此非压迫，实为天赋之责任。一家庭若无贤妻良母主持中馈，管教子女，便如军队无纪律、国家无法度，必致人心涣散，家道败落。”

父亲并非反对女子读书，相反，他极力支持我们姐妹入学。他说：“女子读书，非为炫耀于人，乃为明理知礼。知书达理之女，方能教出贤孝之子，方能辅佐丈夫成其事业。”家中藏书，父亲特意为我们姐妹添置《女诫》《内训》《闺范》等书，要求我们每日诵读，却也不排斥新学，叮嘱我们兼读国文、算术，“不可做不通世务的书呆子”。

母亲是父亲女德教育的践行者。她出身书香门第，温婉贤淑，操持家务井井有条，对父亲敬重有加，对子女管教严格。父亲常对我们说：“你母亲是贤妻良母的典范，你们当以她为榜样。”他讲，母亲嫁入宣家时，家境尚不宽裕，她却能勤俭持家，将家中大小事务打理得妥妥帖帖；父亲在外领兵打仗，母亲从无半句怨言，只默默侍奉公婆，教导子女。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必有一位伟大的女性。”父亲不止一次说过这句话，“女子相夫教子，看似平凡，实则伟大。丈夫在外奔波，若无妻子在家稳固后方，便如无根之木，难以立足；子女成长，若无母亲悉心教导，便如无舵之舟，易入歧途。”

父亲对我们姐妹的言行举止要求极严。他说：“女子立身，当以‘娴静、端庄、勤俭、贤淑’八字为纲。”他不许我们涂脂抹粉，说“天然之美，胜于粉黛”；不许我们大声说笑，说“女子当柔声细语，举止有度”；不许我们铺张浪费，说“勤俭是持家之本，奢侈则败家之端”。

有一次，我与妹妹因争抢布料做新衣而争执，声音颇大。父亲听见后，并未斥责我们，而是唤我们到书房，指着墙上“家和万事兴”的匾额说：“姐妹同心，其利断金。你们是一母同胞，当相互友爱，相互扶持，怎可因些许小事争执？女子最忌妒嫉之心，妒嫉生，则家不和；家不和，则万事衰。”他还教导我们：“女子嫁人后，要孝敬公婆，如同孝敬父母；要友爱妯娌，如同友爱姐妹；要善待下人，如同善待亲友。”

父亲晚年退居台湾，对我们姐妹的教诲愈发频繁。彼时，台湾社会亦受西风影响，女子观念愈发开放。父亲忧心忡忡地说：“世风如此，非女子之过，乃教育之失。若女子皆不知相夫教子之责，家将不家，国将不国。”他叮嘱我们：“无论外界如何变化，你们都要坚守本心，牢记女子之责。”

父亲常以古之贤女为例，教导我们向孟母、岳母等学习。他说：“孟母三迁，为教子成才；岳母刺字，为励子报国。此等女子，虽未建功立业于外，却能教子成名，流芳百世，此乃女子最大之成就。”

1964年，父亲在台北病逝。临终前，他拉着我和妹妹的手说：“我一生戎马，未能看到国家统一，是为憾事。你们姐妹，当嫁贤良之人，当教贤孝之子，守住家风，便是对我最大的慰藉。”

如今，我已年过花甲，回首往事，父亲的教诲仍历历在目。父亲的女德教育，虽带有浓厚的时代印记，却也蕴含着家庭和睦的智慧。于今而言，女子固然可以追求事业，实现自我价值，但相夫教子、守护家庭之责，亦不可全然抛弃。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国家繁荣。此乃父亲留给我们姐妹最宝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