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敬年（1908—2016年），湖南省湘阴县（今汨罗市）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翻译家与教育家。1936年，杨敬年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1948年，获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起任南开大学教授。他曾任南开大学经济系学位委员会主任、中国对外经济合作学会常务理事等职，被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收入《大洋洲及远东地区名人录》，曾获授牛津大学荣誉院士称号。由于对发展经济学研究作出的突出贡献，被誉为“中国发展经济学第一人”。早年译有雅·科隆诺德《经济核算制原理》、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等经济学经典著作；1998年，杨敬年已是90岁高龄，依然笔耕不辍，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百岁时撰写回忆录《期颐述怀》。2016年9月，杨敬年在天津病逝，享年108岁。

坎坷曲折的求学之路

1908年11月，在湖南汨罗江畔一户贫穷的农民家里，一个男婴呱呱坠地。孩子的父亲杨海宗却并未因孩子的出生而增进与妻子的感情，夫妻不和的阴影仍然笼罩着这个贫穷的家庭。孩子出生后不久，杨海宗离家出走，从此杳无音讯，留下孩子和母亲黎蔚霞相依为命。这个苦命的孩子就是杨敬年，在他刚刚满月的时候，母亲带着他回到了娘家生活。

杨敬年的外祖父黎贞，是湘浙两省的秀才，曾经担任过湖南省议员。黎贞经历坎坷，却十分热爱国学，晚年隐居家乡开设学堂从事教育事业。杨敬年幼时便在外祖父的教导下开始读书识字。幼时的杨敬年是一个活泼调皮的男孩，在外祖父严格的教育下，逐渐收敛起贪玩之心，开始认真读书。杨敬年10岁时，母亲改嫁他人，此后他就和外祖父一起生活。到13岁的时候，他已能熟练背诵四书五经，奠定了坚实的国学基础。此时，西方的思想文化引起了少年杨敬年的好奇。他曾阅读《英雄豪杰传》一书，从中了解到华盛顿、林肯、拿破仑等人物事迹，这让他充满了向往。杨敬年自幼便与外祖父朝夕相处，外祖父的以身作则、言传身教，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帮助他树立了远大的理想。到十四五岁的时候，杨敬年的学问已经小有成就，外祖父认为他文理清通，已经可以胜任乡村教师的职责，但如果能到城里学习后再执教则更为理想。于是，他的叔祖父杨志高借钱资助他到岳阳县立高等小学读书。1924年春，杨敬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校提供食宿，还发一套校服，这对经济拮据的杨敬年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1927年，杨敬年考入位于长沙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入学仅三个月即因爆发“马日事变”而离开学校。此后的日子，杨敬年以教书为业，但仍在继续寻找读书的机会。1929年夏天，他到南京学习了测量和无线电课程。1932年，杨敬年考入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行政系。毕业后杨敬年无意从政，放弃了到江苏省民政厅工作的机会，选择到南开大学继续读书，成为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师从著名学者何廉、方显廷、陈序经等人。在南开大学，杨敬年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卢沟桥隆隆的炮声打断了杨敬年平静的学习生活，他不得不中途辍学，逃离京津。抗日战争期间，杨敬年先后在贵阳中国农村建设协进会、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资源委员会、财政部等处工作了7年。1945年，杨敬年顺利考取了留英公费生，进入牛津大学圣体学院攻读政治学哲学经济学专业（PPE），开始了三年留学生活。在繁忙的学习之余，杨敬年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先后担任了中国留学生会主席、留英中国学生会主席，并于1946年率领留英学生组成的中国学生代表团到布拉格参加世界学联成立大会并当选为理事。经过三年的勤奋学习，1948年5月，杨敬年顺利完成了毕业论文并通过了答辩，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其论文《英国中央政府各部职权的分配（兼与美国及英国各自治领比较）》首次从历史上和理论上探讨了现代国家中央政府的职权分配问题，受到答辩委员会的好评。该论文现藏于牛津大学图书馆，时至今日在公共管理学科领域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逆境中默默耕耘

1948年8月，刚刚获得博士学位不久的杨敬年，原打算赴美发展。恰逢此时，南开大学校长何廉向他发出邀请，希望他回国任教。而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也向他伸出橄榄枝，希望他赴岭南大学任教。经过反复考虑，杨敬年最终选择了到南开大学任教。1949年，天津解放后，杨敬年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创办了财政系，兼任系主任，并聘请财政专家陶继侃、李建昌担任教授，为国家培养财政专业人才付出了很多心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敬年积极追求进步，参加马列主义夜校学习，满腔热情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他自学俄语，还翻译了三部苏联的学术著作。其后，杨敬年遭遇了人生的低谷。1957年，杨敬年被撤销教授职务，先是被下放到经济系资料室劳动改造，后又被下放到农场、基建工地劳动，命运仿佛和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杨敬年原来是4级教授的工资待遇，每月可以领取207元，被下放后每月仅有60元的生活费，日常开销捉襟见肘，还要支持女儿、侄女上学，有时窘迫到需要变卖家当才能解燃眉之急。作为读书人，杨敬年对书籍有特殊的感情，是一名“书痴”。他在离开英国归国前夕，曾经收到南开大学何廉寄给他的500元钱，他全部买了英文书邮寄回国。有一次，在万般无奈之下，杨敬年甚至想忍痛卖掉家里的藏书。他找到了当时天津最大的旧货市场天祥市场收购旧书的老板，打算以每本5角钱的价格出售，但还是没有舍得卖掉，又把书籍带回了家。最后他卖掉打字机才渡过了难关。

经济上的困难已经让杨敬年饱尝艰辛，而家庭的不幸对他来说更是沉重的打击。1974年，杨敬年的妻子李韵兰突发脑溢血而终生瘫痪。在妻子住院抢救的日子里，杨敬年陪伴病床九个日夜不曾合眼，他禁不住老泪纵横，年轻时的往事一幕幕出现在自己眼前。1925年，17岁的杨敬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奉叔祖父之命与19岁的农村姑娘李韵兰结婚，到李家做了上门女婿，婚后夫妻恩爱，感情融洽。妻子瘫痪以后，杨敬年开始精心照料妻子的日常生活，就这样坚持了23年，一直到她去世。天有不测风云，1976年，杨敬年夫妇唯一的儿子因病去世，留下了没有工作的儿媳和年幼的孙子。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家庭的重担，再次考验着杨敬年，但他没有被压垮，而是勇敢地面对人生的不幸与磨难。

在这段灰暗的人生岁月里，他细细品味着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一遍又一遍地聆听着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中获得了莫大的慰藉；对学问的追求，也让他获得了安慰和力量。“能受天磨真铁汉”，这是他的同乡左宗棠说过的话，杨敬年经常挂在嘴边。他要成为真铁汉，决不向命运低头，决不屈服！他要用自己的行动消化苦难，还要作出成绩！在被迫离开三尺讲台的22年里，杨敬年沉浸在南开大学经济系资料室里外文书籍的世界中，开始将有学术价值的英文著作译为中文，前前后后共翻译了8本著作，共计230多万字，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译著《英国议会》以“蓬勃”的笔名出版；译著《白劳德修正主义批判》《1815—1914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分别由三联书店和商务印书馆出版；其后杨敬年又陆续翻译了《不稳定的经济》《美国第一花旗银行》《垄断资本》《银行家》等著作。这些译著要么不署其名，要么没有稿酬。1974—1979年，南开大学承担了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正式记录的英译汉工作，由杨敬年最后审核定稿，译稿多达200万字，翻译质量颇佳，受到国务院的通令嘉奖。值得一提的是，由杨敬年等人翻译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学术著作《经济分析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受到学术界欢迎，一时洛阳纸贵，重印多次，成为经济学经典著作。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杨敬年在这段漫长而备受煎熬的岁月里，将全部的心思都集中在了阅读和翻译外文著作中，孜孜矻矻，废寝忘食。辛勤地劳作，使他暂时忘却了世俗的苦恼。

夕阳无限红

个人的命运往往和时代的风云变幻密切联系在一起。1979年3月，杨敬年恢复了教授的职称和工资待遇，住进了新落成的高知楼。年逾古稀的杨敬年终于迎来了人生的春天。他终于得偿所愿，可以重返三尺讲台，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虽然已是71岁的老人，杨敬年却充满了青春的豪情。这是他迟到的青春，从70岁开始焕发。他将满腔热情投入到工作中：“欲为国家兴教育，肯将衰朽惜残年。”

当听说学校需要有人承担1977级英语、俄语的教学任务后，杨敬年主动请缨，开始讲授专业外语课。为了让学生学习到原汁原味的外语，杨敬年指导学生直接阅读外文原著。他自己平时也注意阅读和翻译西方学术期刊上的经济学论文，密切关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动态，敏锐地发现了当时中国急需的一门经济学新兴学科——发展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最早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逐渐形成了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术界研究发展经济学已有30多年的历史，而当时我国学者鲜有人了解这门新兴学科。杨敬年认为发展经济学对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产生的问题有所帮助，需要认真研究、批判吸收。

1982年，杨敬年率先在中国的大学开设“发展经济学”课程，成为我国最早讲授和引入发展经济学的学者。他之前阅读翻译的大量发展经济学文献，为讲授课程奠定了基础。他1979年前撰写的学术著作《科学·技术·经济增长》，属于发展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也为他授课提供了方便。作为一门新兴经济学学科，杨敬年成为在这个领域中的拓荒者，为后来学科的发展付出了很多心血。由于没有现成的教材可用，他就自己动手编写教材，用五年的时间编写出了54万字的《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还获得了教育部优秀教材奖。他还编译出版了《西方发展经济学文献选读》，包含60篇学术论文，为学界继续研究发展经济学提供了便利。与此同时，杨敬年对教书育人工作也兢兢业业，先后指导了20名研究生，并坚持给经济系学生讲授专业英语，持续了13年，一直到86岁退休。

退休后的杨敬年依然在经济学研究的领域辛勤耕耘。在他90岁高龄的时候，还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一经出版即成为畅销书，这是他晚年在经济学领域作出的一个巨大贡献。众所周知，亚当·斯密是西方经济学的鼻祖，《国富论》是重译次数最多、影响力最大的经济学经典著作。据统计，《国富论》的汉译本已多达78部，贯穿了中国近现代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发展和变迁产生了很大影响。既然学界已经有了不少《国富论》的中文译本，杨敬年为何还要再次重译该书呢？事情的缘起是，1997年前后，陕西人民出版社决定以《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书》为丛书名，出版一套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具有持久影响力的学术名著，并确定了翻译的四个原则，即名家、全译、专业水准、面对高端读者。《国富论》因其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被纳入第一批拟出版的图书。由于《国富论》面世已有二百余年，英国社会和英语表达方式也有很大变化，重译该书，要求译者有深厚的学术素养和娴熟的语言表达能力，难度可想而知。陕西人民出版社遂联系杨敬年，期盼他承担重译《国富论》的重任。杨敬年自认为“余勇可贾”，遂欣然答应。

为早日完成《国富论》的翻译工作，杨敬年制订了周详的翻译计划：每天凌晨3点起床，翻译4个小时，7点准时锻炼，1个小时后吃早饭、休息，再看会儿书；11点半吃午饭，下午进行校对，对下一篇做准备工作，晚上8点左右睡觉。他每天都过着这样有规律的生活，进行着高强度的脑力劳动，这对一个九旬老人来说，是多么不易！功夫不负有心人，11个多月后，杨敬年终于完成了74万字的《国富论》译文，并于2001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2005年，该书出第二版，杨敬年增译了原书的主题索引，还对全书进行了重新校对，全书共计80万字。后来又出版了第三版的珍藏本。杨译《国富论》受到了市场的欢迎，读者高度评价该书的翻译质量和专业水准，前后印刷16次，总共发行了10余万册。杨译《国富论》具有诸多优点。首先，在版本的选择上，根据美国兰登书屋“近代世界最佳著作丛书”收集的《国富论》1937年版译出，该书根据的是亚当·斯密生前的最后一版，即第五版。其次，杨译《国富论》中加入了熊彼特、萨缪尔森、马克思等经济学巨匠的批注，参考熊彼特《经济分析史》中为《国富论》写的“读者指南”，给每章每编都写了导读。最后，杨译《国富论》增译了6万字主题索引，所用页码都是英文原书的页码，在中文版中用边码标注，便于读者查找具体问题，而不必阅读全书。

在翻译《国富论》的过程中，杨敬年相濡以沫的妻子溘然长逝，他和妻子自结婚以来，一起度过了漫长的坎坷岁月，互相扶持着走过了73年的风风雨雨。妻子的病逝，让年迈的杨敬年陷入了无尽的悲痛之中。

活到老，学到老，研究到老，这是杨敬年的人生写照。在80岁高龄时，杨敬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治学视野宽广，认为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切忌将自己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现代学科划分过细未必是好事。在他晚年时，已经将学术研究的范围大大扩展，开始撰写《人性谈》，旨在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方面全面审视人性，他说：“到了90岁，才把自己要说的话出版了。”在他100岁的时候，又出版了27万字的自传《期颐述怀》，回顾了自己百年的人生历程，以自己的人生智慧启迪读者。他说，人生唯一动机，就是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他把“学问”视为兴趣和生命。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面对逆境，杨敬年坚守尊严，不卑不亢，他认为人生要“以义制命。不管自己处于什么境地，认为该做的事情，我就还是做。命是我不能改变的处境，义是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也许就是他最终取得人生成功的秘诀吧！

“生命从百岁开始”，晚年的杨敬年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在教学科研方面作出了杰出的成就，不愧是“天地智者”。由于杨敬年的巨大学术贡献，他被英国剑桥传记中心收入《大洋洲及远东地区名人录》；2004年又被美国马奎斯世界名人传记中心载入《世界名人录》。2016年6月15日，杨敬年被牛津大学圣体学院授予荣誉院士，希望以此“赞誉杨敬年教授在中国大学任教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凭籍善良和谦逊，正视人生中巨大困苦的坚韧不拔的精神”。2016年9月4日，杨敬年以茶寿高龄在天津病逝，享年108岁。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杨敬年依然在思索着中国的未来，他的一生，都在践行着经济学家经邦济世的人生情怀。 

（孙洪升为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景寿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