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四月，军委决定成立训练总监部，统管全军的军事训练和院校工作。军委任命刘伯承同志为训练总监部部长。由于他在南京军事学院任院长兼政委，而且身体不好，军委让叶剑英同志代理训练总监部部长职务。我兼任副部长，被任命为副部长的还有肖克、李达、周士第、彭绍辉、郭天民同志。训练总监部下设计划监察部、陆军训练部、院校管理部、科学条令部、军外训练部和军事出版部等部门。

训练总监部组成后，继续重点抓军队院校的建设。叶剑英同志曾说：“军队在和平时期的中心工作是训练，而部队训练的重点又主要是干部，因此担负训练干部任务的学校工作，就成为军队中心工作的中心。”他多次出席院校工作会议，对院校训练给予具体的指导，具体参与制定全军院校培养干部的规划。

在院校建设方面，叶剑英同志经常强调的问题，一个是加强对院校的领导，一个是理顺培训干部的体制。他指出，要办好院校，首先要加强各总部、各军兵种对院校的领导，再是各院校党委和首长加强对本校训练工作的领导，才能保证提高教员和学员的质量，训练出合格的学员。早在一九五六年，叶剑英同志就提出军队院校要坚持“三级制”和“两股绳”的训练体制。所谓“三级制”，就是：第一级，由士兵、军士晋升为尉官时，或没有受过正规院校训练的尉级军官，必须进中级指挥学校接受由单兵教练到营战术的完整教育；第二级，由尉官晋升校官，或在尉官、校官任职期间内没有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干部，必须进军事学院（包括军兵种学院）学习诸兵种合同战术；第三级，校官晋升将官，或军以上军官在任职期间没有进过正规院校学习的干部，必须进高等军事学院受一次完整训练，学习战役法、战略学等基本军事理论。除完成教育采用这“三级制”外，另外同时建立速成训练制度，将普及和提高结合起来，这就是“两股绳”。速成训练，主要根据战术技术的发展有重点地、短期解决军官的深造和提高问题。

此外，叶剑英同志极力主张在全军开展现代条件下的军事训练。他指出，现代战争有三个特性，即：战争出现的突然性，战况发展的迅速性，组织协同的复杂性。

一九五七年，全军都加强了在使用原子武器条件下，军队行动特点的训练，初步取得了现代条件下合同战术训练的经验。

一九五六年六月，党中央为纪念建党三十五周年，向全国发出了一个指示，号召学习五个文件，其中包括《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学习与时局》等毛主席的著作。要求通过学习提高思想水平，克服主观主义（指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特别是克服在学习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训练总监部开办了读书班，通过学习这五个文件，不少同志对前一段的工作进行了反思，认为我军的训练工作中，有生搬硬套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倾向。大家分析了苏联和中国国情不同之处，苏联军队和中国军队成长过程中的不同传统，两国军队的装备水平也有很大差距，这些都决定了我们不能全套照搬苏军的制度，不能照抄照用苏军的理论。

我通过学习和思考，觉得这些同志的意见是可取的。几年来我军的训练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由于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我们在学习苏军经验时，未能强调很好地结合我国我军的具体情况，采取有选择地学习的态度。同时也认识到，“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我们的经验不足，因此，我们不宜偏重追究责任，而应该很好地吸取经验教训。

当时，我提出几点意见和部里的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商量。一是战略方针和训练方针的关系。在一九五六年三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同志重申了我们必须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具体内容包括：战略上的防御战和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战，战略上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阵地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等等。这个方针是依据我国的工业化程度，科学技术水平，军队的装备仍处于敌优我劣的情况提出的。当时曾有同志说，考虑到中苏同盟，中国和苏联加在一起，从总体上看我们优于敌人。这里有一个思想方法问题。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的原理，我们制定战略方针，固然应该考虑到苏联的援助，但这是外因，不能作为制定战略方针的根本依据，而只能从我国内部情况作根本的依据。因为这种援助数量的多少、范围的大小、时间的迟早，是受世界局势的变化制约的，事先难以作出准确的估计。战略方针决定训练方针，对原子武器的防护（包括攻防作战的教育），无疑是对的。对高级干部进行一些使用原子武器条件下的攻防作战训练也是需要的，但应该考虑到，要使我们的军队完全像苏军那样在使用原子武器条件下作战，短期内是达不到的。

这不是苏联会不会给我们几枚原子弹的问题，而是还须具备其他许多条件。如部队机械化，制空权，通畅的运输线，足够的经常不断的弹药和装备的补充，这些都不能只决定于外援。因此，我主张按“敌有我无”为背景进行战术训练，“敌有我无”训练好了，到“敌有我有”时，问题比较好解决。当时，我提出，应根据我军的战略方针和各部队担任不同任务的实际情况，具体解决训练工作中一系列问题。如战术训练和作战任务如何紧密结合的问题；平原和山地作战训练的比重问题，水网、稻田、江河战斗的地位问题；海洋防御的战术问题，要塞守备部队独立作战的战术问题；要塞守备部队和机动部队相结合的战术问题；机动部队（兵团）在一定的时间地点如何形成优势的问题等等。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够使我们的训练符合于战略方针的要求。

二是战略和战役、战术的关系。毛主席指出：“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因此，战役战术训练必须适应战略方针的要求。所谓适应并不是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战役战术训练就应该多搞防御，战略上以劣胜优，战术上也应该如此。显然不能作这样的理解。事实上，只有在战役战术上采取进攻，才能适合战略上的积极防御；只有在战役战术上集中优势兵力，才能达到战略上以劣胜优的目的。这并不等于说，在战略上我们的经验不适用了，在战术上就不适用了，在战役战术训练上就不需要考虑了。因为在过去战争中我们战役战术上都采用了以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只是由于战略形势的不同，所能形成的战役战术优势程度就有差别，所采取的战术也不完全一样。既然在战略上我只能以劣胜优，反映在战役战术上的优势必然是有限度的。就战斗持续的时间来说，短时间可形成优势，但时间长了就可能变为劣势；还可能由于制空权的关系，夜间可形成优势，白天就不一定是优势；就地形条件来说，山地要比平地形成优势的机会多一些；就距离敌人远近来讲，近距离的战斗的优势可能多些。其他如运动战比阵地战容易形成优势，突然袭击比直接接触下进攻的优势可能要大等。当然，这种一定限度的优势，随着战争的发展是会变化的，由于不断的胜利，终会由一定限度的优势转化为全面的优势。由此看来，战役战术必须服从战略并为战略服务。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敌人的经验，不仅在战略上是适用的，而且在战役战术训练上也必须考虑进去，加以体现。否则，虽然口头上承认训练方针要符合战略方针，实际上仍然会使训练工作和战略方针脱节。

三是战术和技术的关系。技术是战术的基础，战术反过来又向技术提出要求，并影响和刺激技术的改进和发展。但不等于说技术是先进的，战术就一定是先进的。事实上我军在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技术装备比敌人落后，可是我们的战略战术却比任何敌人都高明。我军在技术装备低劣、财力物力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能够一次又一次地消灭强大的敌人，壮大自己，赢得战争的胜利。在历史上我军技术装备虽然一直都是落后的，但是我们经过长期战争的锻炼，有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独特经验，加之毛主席在许多军事著作中充分地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阐明了我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虽然我们的军事学术目前还有某些缺陷，但从思想体系来看，则是非常先进的。有了先进技术只能提供产生先进军事学术的客观可能性，要把这可能性变为现实，还需要具备其他许多条件。比如人心的向背，战争经验的多少，以及能否用正确的思想方法总结这些经验等等。因此，决定战术先进与否就不仅仅是技术，人及其主观的能动性是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基本条件。因此我军虽然缺乏先进技术装备，但只要根据客观情况，正确地反映战争的规律，军事理论就是先进的、优越的。拿它来指导战争就能使胜利的可能性变为现实。否则即使有最先进的军事技术作基础，也不可能产生先进的军事学术。假若机械地认为，技术是先进的，战术也一定是先进的；或者认为技术落后，战术也一定落后，就会不自觉地陷入唯武器论的泥坑里去。

除了训练方针不能照搬苏军的以外，经过几年实践，使我认识到苏军的有些条令、制度也不完全适合我国我军的实际。诸如一长制、领导机构的设置，考试方式的“三堂会审”，“六小时一贯制”等，都不应完全照搬。

这些认识的变化，在我来说有个学习渐进的过程。开始提“不走样地学”等口号，没有强调有选择地学，对训练工作产生了消极影响，助长了照搬照套，对于教条主义倾向的出现，我是有责任的，也是有教训的。正是因为初步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和教训，我在训练总监部一些内部会议上，提出“存在教条主义，应该反对教条主义”。但是部里有的领导同志和一些部门的负责人不同意我的观点，误认为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否定几年来训练工作方面的成绩，并主张应继续强调全面地学习苏联经验，应该提出注意的倒是反对保守主义，反对经验主义。更多的人对开展这两种观点的讨论，感到忧虑，认为会造成部队和学校在训练指导思想上的混乱。这种讨论当时只是在训练总监部内部进行。有一次，《战斗训练》杂志社召开全军通讯报道业务会议，我去讲话提出应该在训练实践中注意克服教条主义倾向，训总另一位领导同志则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这样就把训总领导层争论的问题公开到部外去了。参加会议的报道骨干都是很敏感的，很快在全军范围内出现了究竟应该反教条主义还是反经验主义的议论。在此之前，南京军事学院在学习五个文件联系实际时，也出现了争论，集中表现在战役系学习的我军一批高级干部，在学习战役法之后，认为我军装备还较落后，如果打起仗来，必须以劣势对优势，还得使用我们自己的传统打法。大家还认为讲战例不能只讲苏德战争的十次打击，还应该讲我们解放战争后期的三大战役等等，迫切地要求在战役教学中做出适当的改革措施。军事学院的许多教员和学员也认为，实际工作中照搬照套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倾向是存在的。当时，刘伯承院长在外地养病，大家对刘帅是体谅和尊重的，主要意见是针对当时在学院主持日常工作的同志提的。

一九五六年九月，我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作为代表参加了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十一月，我带了一个工作组到南京，在军事学院和总高级步校开了若干次座谈会。那时，刘帅依然在外地养病，因此没有机会向他请示和听取他的意见。通过这次调查研究，我写了一份比较系统的报告，主要肯定了几年来学习苏军的成绩；同时指出学习中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把一些不适用于我军的东西也学来了；并提出了一些改革的建议。这篇报告后来以文章形式摘要登在《解放军报》上。

一九五七年二月，彭德怀同志和陈赓代总长、总政谭政主任等去南京军区，检查国防工事构筑情况，也到南京军事学院检查工作。彭德怀同志和学院各方面人员进行了交谈。事后他对学员讲了一次话，又以同样内容向党中央和军委作了书面报告。既肯定了学院的成绩，也指出了教学工作中存在着教条主义倾向，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并作为军委日常工作的负责人，承担了责任。随后，军事学院党委做出了深入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决定。军委随即批示同意学院的决定，并指出在执行中须向群众反复讲清楚，不要追究责任，不然就会出现偏差。同时指出教条主义现象，不仅在学院教学工作中存在，在全军许多工作中也不同程度的存在。如果要论责任，军委的责任更大。当时，《八一杂志》全文刊登了彭德怀同志的报告，学院的决定和军委的批示。

一九五七年三月，叶剑英同志主持训练总监部党委扩大会议，围绕训练工作的指导思想问题，开展学术讨论。会议断断续续开了一个月，大家充分地发表了意见。虽有争论，但气氛尚好，是一次学术性较强的会议。会议没有达到统一认识的目的，但大多数同志认为，现在时代不同了，装备改变了，作战方法和训练方法也应随着改变。既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也要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我军的优良传统，几十年革命战争的经验，一定要坚持，要发扬。绝不能把自己的好传统和好经验丢掉。叶剑英同志在最后的发言中，肯定了会议的成就，认为每个人的发言都包含有许多值得肯定的内容，并要求大家深入学习，消除分歧，加强团结。

叶剑英同志那时主要的精力是忙于筹建军事科学院。军事科学院的筹建，是叶剑英同志经过长期酝酿以后，在一九五六年向军委正式建议的。当年十二月军委批准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叶剑英任主任，黄克诚和我任副主任，彭绍辉、井泉、洪学智、余秋里等任委员。

筹备委员会的工作主要是调配干部，修建营房，并制定军事科学院的基本任务、指导思想、组织规程、编制体制等。经过一年多筹备，建院工作逐步就绪，组成了军事科学院的临时党委，叶剑英同志任党委书记、院长兼政委，委员有宋时轮、彭绍辉、杨至诚、钟期光等；筹备委员会的工作随即结束。

一九五七年底，叶剑英同志离开训练总监部去主持军事科学院的工作，军委任命肖克同志为训练总监部部长，我不再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回总参作战部任专职副总长的工作。

一九五八年正月，党中央发出指示，要反对生产建设中的浪费现象和保守思想。当时，训练总监部的主要领导同志认为，训练工作中的保守思想主要表现为拒绝学习苏联的经验，死抱着我军过去的经验不放。几天之内，训总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而且指名道姓地写道：军内保守的代表人物就是张宗逊。那时，正值反“右派”之后，“左”的思潮已经影响到各个方面，训总个别领导同志把头年关于训练方针的讨论，也说成是政治上的大是大非，掀起一场政治风波。三月，训总决定召开四级干部会议，肃清我的“保守思想影响”，并要求我到会听取意见。当时的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同志把训总的要求告诉了我。黄克诚同志说，既然他们要你去，你就去吧！听一听都讲些什么，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你有什么意见也可以在那里讲。于是我又奉命重回离别了三个月的训总听取批判。当时，我在组织上、行政上已同训总无任何关系，既无权参与会议的领导，也无法获得会外的任何信息，只能只身坐在被告席上挨批。发言者的帽子不断升级，从“保守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到“反苏”“右派”等等。被点名批判的还有孙毅、彭能鲁（在我兼任院校部部长时他们曾任副部长和处长）等几个同志。我听了一个月批判之后作了一个发言，对军事训练中产生教条主义问题承担了责任，并重申了我对反教条主义倾向的认识和态度，彭施鲁同志也作了一个系统的发言。这一下子听不到答复性的意见了。

正当此时，党中央在成都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毛主席在会上做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发言，主要指的是经济建设中不应该迷信和照搬苏联的经验。成都会议精神一传达，训总四级干部会就很难开下去了，只好宣布暂时休会。

五月，我党召开了“八大”二次会议，紧接着从五月二十七日到七月十三日，在北京又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这次军委扩大会是在成都会议时决定召开的。当时毛主席指出军队的工作落后于地方，要求通过军委扩大会议以整风的方式来改变落后状态，同时研究军队的整编问题。在会议开始后不久，其他总部曾列席过训练总监部四级干部会的同志，把训总争论的问题提了出来，这样军事训练工作中该不该反对教条主义，又变成了军委扩大会议的一个议题。毛主席在会议的过程中作了“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的批示。训总的主要领导同志在这次会上受到与会同志的批评。由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以来，党内实际上滋长着一种过激的情绪，常常把一些工作的争论，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上看待，于是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有的同志把教条主义倾向也上升到“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来批判，而且把教条主义和正规化等同起来。因为我刚刚在训总四级干部会上挨过批，军委扩大会上某些同志的发言虽然偏激，却与我的观点基本一致。我也作了一次发言，主要阐明如何正确学习外国经验的问题。

军委扩大会议之后，在全军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搞成了一场政治运动。致使凡是负责训练工作的领导干部，都被迫检查自己的教条主义问题，有些同志还受到过火的批判。在这种气氛下，刘帅对在军事学院的工作做了自我批评，叶帅也表态说在训总没有交好班。使整个搞训练工作的同志都有种灰溜溜的心情。这些做法不仅伤害了搞训练工作同志的积极性，而且打乱了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对军队训练和院校教育造成很大损害，给全军建设带来了不良后果。

在军委扩大会议之后，军委决定撤销训练总监部，训总各部合编为院校管理、军事训练、军事出版三个部，分别由郭天民、李作鹏、孙毅任部长，划归总参建制，分工由我主管。

训总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是批判我的经验主义，接着又批判肖克同志的教条主义，许多同志跟着表了态，甚至说了过头话，互相伤了感情。后来撤销训总，编为三个部归我主管，由于我的思想工作做得不细，不少同志心情不够舒畅，成为后来特别是“文革”中折腾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