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从中国历史来看，还是从世界历史来讲，这个时代肯定是个了不起的时代。自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有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方面的转变，甚至在政治方面也有转变。在经济方面呢，中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那个贫穷的经济体，一下子跃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一个差不多是封闭状态的经济体，转变成了世界最大的贸易国，而且差不多已经成为世界新一轮全球化的带头者了。

在这些变化背后，是从原来的计划经济向中国自己的市场经济制度转变。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这些年中国让数亿人脱贫了，这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个奇迹。虽然还有不少穷人，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快到9000美元了。

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也很突出，像人口寿命、教育、社会保障、住房这些方面都是。从政治方面来讲，1949年之后建立的制度顶住了各种各样的挑战，把各种危机都化解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表现出很强的韧性和灵活性，还能与时俱进呢。

这个伟大时代中的伟大实践，得有人来阐释、升华，进行概念化和理论化处理，这样才能构建起基于中国经验的中国社会科学体系。显然，这是中国知识界的任务。这本该让中国知识界迎来伟大时代的任务，可现实却极其残酷，在中国成为世界社会科学界最大的实验场之际，中国知识界却步入了一个悲歌时代。

说是知识的悲歌时代，并不只是因为权力、金钱和大众对知识前所未有的轻视，也不是由于知识老是被用来装点门面、变得可有可无，毕竟知识向来就是低微的，也理当如此。如今知识悲歌的根源，是知识创造者自己不再认同知识，他们失去了自身的主体地位，还心甘情愿地沦为其他事物的附属品。中国大学数量众多，每年校庆不少，可一回回校庆就是对知识的一回回羞辱。

每次校庆的时候，大家都只会因为培养出了多少政治人物、多少富豪而自豪，可就是说不出培养出了钱学森生前所说的那种“大师”。其实啊，现在大学或者研究机构办的各种公共论坛、学术研讨会，都把能邀请到大官大富当成目标，知识本身反倒成了非常次要、有没有都行的陪衬了。

知识体系是每个文明的关键所在。要是没有这个关键部分，任何文明都很难在世上存续与发展，最多就变成未来考古学家研究的遗址罢了。从知识创造的角度讲，是伟大的知识创造催生了文明。在西方，从古希腊一直到近代的文艺复兴，再到启蒙时期，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知识时代。要是没有这个时代，现在人们看到和体验到的西方文明可能就不存在了。中国也一样，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到宋朝的朱熹，再到明朝的王阳明等，这些都铸就了中国文明的核心。

对于知识创造者而言，知识创造在本质上始终是个人的行为。虽然有时候会呈现出群体知识的形态，就像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那样，但群体知识也是以个人知识体系为根基的。只是若干学者达成了共识，才构建出相互强化的群体知识。

同时，在中国“学而优则仕”这种政治环境下，表面上看，知识是由政府里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士”）这个阶层创造的。不过得指出，政府从来都不是知识的主体。

当然了，这可不是说政府在知识创造的时候就没责任了。政府既能给知识创造出好的、有用的环境，也能妨碍知识创造。所以呢，从知识创造者这个主体出发，去反思当代中国知识方面的悲哀状况，这样更能接近事情的本质。就是说，我们得回答“咱们的知识创造者都干啥去了呢？”这个问题。

有个常见的现象，在中国社会里，一直以来都是“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争智于孤”。在这当中，“争名于朝”指的是政治人物，“争利于市”说的是商人，“争智于孤”针对的是知识人。现代知识人已经没有了“争智于孤”的状态，都跑去“争名于朝”或者“争利于市”了，有些知识人更过分，还想名利双收，这就是如今知识悲歌的根源。

在朝廷里争名。现在和过去有差别了，以前是“学而优则仕”，学习的目的就是当官，而且学和官之间没有界限。现在学习的目的已经远超（起码在理论上是这样）当官了，并且学和官之间有了界限。虽然很多知识分子当官了，但“当官”的心态还是很重，所以仍然用各种间接的手段在朝廷里争名。当然，这背后还是有很大的“利益”。都争着通过和“朝廷”的联系来争名，这种现象到处都能看到。

有些学者给政治局讲一回课，就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了。如今做智库评价指标的时候，大家都把争得大领导的批示和认可当作最重要的指标。还有不少知识分子在大官面前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

不管是被邀请去给政治局讲课，还是文章得到了领导的批示，这或许能算一个指标，但绝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最重要的指标。知识有它自身的衡量标准。要是知识分子拿这些来评判自己知识的价值，那可就不仅是严重异化了，而且都很难说是有知识了。

在市场上争利，这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是新情况。以前呢，从理论上讲，知识分子和商业离得挺远的。从心理认同来讲，知识分子往往自视清高，不太好意思谈钱的事儿；从制度方面看，“士、农、工、商”这种社会的安排，把知识分子和商人分开了。当然了，在实际生活里，两者也常常有交集。但现在可不一样了，知识分子以利益、金钱为根本，公然地跟企业混在一起了，各个产业都“养”着一帮为自己说话、做广告的知识分子呢。

有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房地产业。在中国，房地产发展到如今这么荒唐的状况，不只是跟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有关，还跟这个产业“豢养”的一大帮知识分子有关。这些人在每个阶段都在论证政府房地产市场政策是正确的，他们是在推波助澜，而不是纠正错误。

在现代社会里，知识分子除了跟政治权力、商业利益产生关联外，还找到了别的争名逐利的办法。就像争名于“名”，也就是靠炒作那些已经出名的人来让自己出名。研究名人也不是不行，这也算是知识生产和创造的一种方式。但在如今的中国，大家不是在认真地研究名人，而是完全按照自己或者别人的需求，随便地糟蹋名人。

就像王阳明，他是一位大家，现在被炒得特别热。但很可惜啊，根本就没人实实在在地去研究王阳明。可以预料到，如果现在这种状况持续下去，“阳明学”不久就会变成一种特别庸俗的宗教，不但没法让人心静，反而会把人心搅乱。

在所谓的“国学”里，这种现象随处可见。大家期望的国学精华没见到，那些“牛、鬼、蛇、神”却泛滥开了。中学是这样，西学也这样。就拿马克思来说，在全球范围内，如今中国有数量最多的马克思研究机构和研究者，马克思差不多都成官方的“国学”了。可认真看看这些机构和学者的成果，有多少人真懂马克思呢？对他们来说，马克思只是政治，只是吃饭的家伙。

在互联网时代，知识更有了“争名逐利”的条件。这起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知识分子借助互联网进入了“市场”，将自身和自己的知识“商业化”。当然，更多的是做“二道贩子”，就是自己没知识，光倒卖别人的知识。互联网是传播知识的得力工具，可这儿的“倒卖”和传播不是一码事，传播是让知识普及化，而“倒卖”仅仅是为了赚钱。

瞧瞧现在越来越流行的“付费知识”，就能明白以后知识会变成啥样了。另外，互联网还让社会各个地方的各类“知识”（像宗教迷信、巫术之类的）登上了“学术舞台”，而且有成为主流的很大趋势呢，毕竟衡量知识价值的是钱和流量。

而后者的力量特别大，还把前者给拖下水了。现在的知识分子都在抢流量呢，所以大家都争着低俗、谄媚，媚俗和流量肯定是成正比的。更遗憾的是，官方也老是把“流量”和社会影响力划等号。这样一来就不难明白，就连官方媒体也和很多自媒体一样，大模大样地媚俗。

从古到今，不管国内还是国外，真正的学者就没一个会争名逐利的。好多学者为了捍卫自己知识方面的尊严，连命都搭上了。历史上，知识人被权力和资本迫害的事儿可不少。到了近代之后，才慢慢有了言论自由的保障。对大部分学者来说，名利可不是他们追求来的，只是他们创造知识的时候顺带产生的东西罢了。

好多学者活着的时候创造出的知识，当时的社会根本就不认可、不接受，他们日子过得穷困又潦倒。那些学者要是能远离名利，才是真正有名却没利的。

知识人一进名利场，就没了知识想象力。没知识想象力的知识群体咋搞知识创造呢？一个国家要是没有知识创造，又咋崛起呢？知识对民族和国家崛起很重要，所以最近从上到下都在倡导知识创造和创新。国家也投了好多财经资源，培养重点大学，打造新型智库，吸引顶尖人才啥的。可现实特别糟，国家投入越多，名利场就越大；名利场越大，知识人就越腐败。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表示中国还未建立起近代大学，这一说法很有道理。还得补充一点，中国不但没建成近代型大学，而且和传统书院制度相比也差得远。其实呢，不管是近代大学还是传统书院，关键不在大学制度或者书院制度自身，而是大学和书院里的主体，也就是知识人。

有了追求知识的知识人以后，这些制度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和发展起来；要是没有知识人，哪怕是最好的大学和书院，也不过就是个住人的地方罢了。更坏的情况是，要是知识人自甘堕落，这种地方越好，知识就越被羞辱。

知识圈在走下坡路，知识也在走下坡路。虽说预测是有风险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这种趋势不能扭转，那中国很快就会进入一个知识被完全“殖民化”的时代，也就是全面弱智的时代。原因很简单，人们已经回不到传统的、不需要太多知识的时代了，知识是必需的，可人们由于没有自己的知识，那就只能走“殖民”的路子，也就是借用和炒作其他国家的知识。

在很大程度上，从“五四运动”起，中国就朝着这个方向前行了，只不过如今的发展速度，是之前几十年难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