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1887年4月13日—1936年1月5日），江苏泰兴人，地质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地质事业奠基人。1916年组建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并担任所长，1921年担任北票煤矿总经理，1922年主持召开了中国地质学会第一次筹备会议，1923年当选中国地质学会第二届会长，1929年兼任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1931年担任北京大学地质学教授。

1904年夏天,在一艘由上海驶往英国的德国客轮上,有三个年轻的中国人,他们是去英国留学的。其中一个年龄最小的，就是我国地质事业的创始人与奠基者、著名科学家丁文江先生。他被蔡元培称为中国现代稀有的人物，被胡适评价为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被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素尊称为其所见中国人中最有才最有能力的人。

丁文江出生于1887年，三岁入私塾开始接受传统儒家教育，由于他资质过人,聪明好学,经常受到老师的赞扬。1902年，“十有五而志于学”的丁文江认为“做学问非常要紧，要救国必先要求学”，于是他踏上了留学深造之路，最后以优异的成绩获得英国格拉斯大学地质学与动物学双学士学位。留学期间，丁文江深受达尔文等科学家的影响，领悟到了科学实践精神的重要性，精力充沛地游历了欧洲，积累了丰富的阅历和野外实践能力。

学成归国后，他自己筹措经费，对云、贵、川三省进行地质调查，“登山必到峰头，移动必须步行”“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他在此次调查中获取了许多科学资料，包括地图、日记和化石等，为中国地质科学研究淘到了第一桶金，开启了中国学者独立的野外调查之路，更为日后中国地学研究注重“科学实践”奠定了基础。著名的地质学家黄汲清曾将他比作“20世纪的徐霞客”，并称赞其实际成就又远超过徐霞客。

民国初年，国家积贫积弱，学术经费获取举步维艰。还未到而立之年的丁文江，果断承担起科学救国的学科规划师的重任，先是参与筹建了中国最早的国立科学研究机构——地质调查所并任所长，不足十年就将其建成中国第一所完整的科研机构，对中国地学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后他还发起成立中国地质学会。一些外国专家参观他参与培养的第一批地学新人所写报告、所测绘图件、所采标本后，惊叹其与欧美各大学无异。丁文江用不足20年的时间，完成了中国地质事业从一张白纸到跻身国际先进的跨越。

丁文江是中国第一位教古生物学的老师，他参与创办并长期担任主编的《中国古生物志》是我国最早在国际上有重大影响的科学刊物。轰动世界学术界的北京猿人化石的发现，同样得益于他对于新生代地质调查室的筹建和领导。发现了周口店遗址的安特生的早期化石采集计划也由丁文江批准。英国《自然》杂志誉其为中国地学奠基人，这种国际影响力与这份殊荣，即使在当今已经非常国际化的中国也绝无仅有。他在中国地质调查所、北京大学所培养出的地学人才，更是成为了中国地学各分支学科的奠基者。

除包括古生物在内的地质学外，丁文江在地理学、历史学、考古学和少数民族语言学等领域均有开创性贡献，是一位典型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1929年前后，他在西南地区从事地质考察时，请教彝族“师傅”，搜集整理有关彝族文化的素材，撰写了《爨文丛刻》。我国的彝文研究，就是从丁文江正式开始的。

在多年的地质考察工作中，丁文江深感中国地图学之落后，因此一直有意绘制一套完整的中国地图及分省图。1930年秋，丁文江邀请翁文灏等人合作开始编绘地图，他们广泛参考了近8000幅地图，搜集了大量天文测量的经纬度相关成果，采用了1000多个经纬点。在经过两年多夜以继日的工作后，《中国分省新图》和《中华民国新地图》先后出版，被合称为《申报地图》，在社会和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被认为是跨时代的新作品。在国外，这两套地图被称为“丁氏地图”，英国皇家学会的《地理杂志》和美国纽约地理学会的《地理评论》多次刊文评论，认为是“迄今为止最可靠的”中国地图。

丁文江作为一个有国际视野的科学家，同时又具有中华传统美德，在为官期间勤俭自励、清正廉洁、朴实无华。而且他注重科学实践的办事风格，勇于担当启迪民智、改良政治的责任，将“齐家、平天下”的家国情怀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引导与激励着其他知识分子在不论多么艰苦的条件下，都应该做“不怕无公道、只怕不努力”地负起“少数人的责任”。

1935年冬，日寇进逼，华北吃紧，考虑到京汉铁路全线供煤的问题至关重要，丁文江亲自去粤汉铁路考察，夜宿衡阳不幸煤气中毒，次年1月在长沙以身殉职，长眠于岳麓山。

“红黄树草留秋色，碧绿琉璃照晚晴。为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这是丁文江殉职前一个月在湖南麻姑桥进行地质考察时写下的一首诗。从此“出山要比在山清”一句，成为许多人珍爱的座右铭。这也正是丁文江先生一生真实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