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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巨擘张元济       
出版巨擘张元济
[ 作者:向东    转贴自:参考网    点击数:74    更新时间:2024-05-29    文章录入:admin ]

 

 

今年是张元济逝世60周年。这位我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出版家、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图书馆学家,毕生与书有着不解之缘。身处乱世中的张元济,依靠“为古人续命”的强大信念,仅凭着一己之力,几乎保存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全部精华。

 

一入官场险误终身

 

1867年,张元济出生于浙江海盐的一个书香世家。1892年,26岁的张元济考中进士,受到光绪帝召见,随后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与他同年考中进士的还有他的浙江同乡蔡元培。彼时,晚清政局动荡不安,周围列强虎视眈眈,清王朝正处于内外交困、风雨飘摇的凄惨境地,大厦将倾,摇摇欲坠。

面对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年轻的光绪帝再也坐不住了。他命人广泛收集海内外的先进著作,试图以西方“新学”来扭转颓势。然而,举目望去,通晓西方文化典籍的官员,满朝上下竟无一人。

这时,年轻的张元济走进了光绪帝的视野。当时,他的正式职务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一名章京。由于知道光绪帝喜读新书,张元济便经常把自己收藏的典籍呈献给光绪帝。每次给光绪帝献书,张元济都要具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张元济呈”,光绪帝因此对张元济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8986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正式拉开帷幕。光绪帝先后接见了康有为、张元济等人。921日,“百日维新”宣告失败,光绪帝被囚禁于瀛台。张元济的“罪行”足以够得上坐牢杀头。幸得李鸿章相助,张元济被清廷给予“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

 

从南洋公学到商务印书馆

 

189810月,被革职后的张元济举家南下上海。半年后,在李鸿章的推荐下,张元济接受了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创办人盛宣怀的聘书,出任公学译书院主事。

1901年,公学总理突然病故,由张元济兼任此职。在任内,张元济创建了特班。设立特班的初衷,按盛宣怀的说法是——“造就桢干大才”。特班虽然只有一届,却出了李叔同、邵力子、谢无量等大名鼎鼎的人物。张元济为这批才俊聘请了一位总教习——他的老友、刚从绍兴来沪不久的蔡元培,由此也成就了张蔡二人“五同”佳话:同乡(浙江人)、同岁(1867年生)、同年(乡试、会试、殿试)、同僚(翰林院)、同事。(后来,蔡元培走上了教育救国的道路,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张元济则走上了用文化出版开启民智的道路,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出版家)

1903年,张元济又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决定:辞去南洋公学的所有职务,加盟商务印书馆。要知道,当年的商务印书馆只是一个手工作坊式的印刷工场,由排字工人夏瑞芳创办。张元济放弃了在南洋公学显赫的地位到一个弄堂的小厂里跟一个小业主合作,这样的转身,时人多有猜测和不解。

与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张元济把中国的希望寄托于“开启民智”,认为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他感到,南洋公学的规模还很小,那些人才远远不够用,他的思想开始从培养一批英才,转向对国民的普及教育。张元济还认识到,开启民智要出版好的书,要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因此他接受了夏瑞芳的加盟邀请。张元济是翰林出身,学贯中西,他的地位和声望无疑使商务印书馆与知识界、政界和教育界之间有了一座桥梁。

在张元济的擘划下,商务编写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全套教科书,组织翻译出版大批外国学术和文学名著,其中严复翻译的西学名著和林纾翻译的欧美小说影响尤为广泛。编辑出版中国第一部新式辞书《辞源》,开创了中国现代工具书出版的先河。同时出版发行了《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等刊物。

张元济以一种开明开放、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学术情趣,广集人才。据《商务印书馆大事记》记载:1920年到1922年间,陆续进馆的就有陈布雷、谢六逸、郑振铎、周予同、李石岑、王云五、竺可桢、任鸿隽、陶孟和、顾颉刚等,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中国文化科学领域的一代宗师。商务印书馆也因此和五四时期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一样,成为“各方知识分子汇集的中心”。

1926年,商务已经是远东最大的出版商。分馆不仅遍及中国,而且开到了香港南洋。至此,商务印书馆开始成为具有先进产业技术优势的图书出版社,其规模之大,设施之新,藏书之丰,珍本之多,管理之善,影响之广,为当时国内之最。曾享有“东亚文化宝库”、“亚洲第一图书馆”和“学者摇篮”等美誉。

 

深入书林寄此生

 

张元济主馆时期,为了方便印书馆编译图书查寻资料,同时也为商务印书馆新开展的影印古籍业务储备高质量的底本,自1904年起商务印书馆就开始广泛搜购相关图书文献,陈列在商务印书馆图书室中供内部人员使用。据张元济《涵芬楼烬余书录序》云:“余既受商务印书馆编译之职,……每削稿,辄思有所检阅,苦无书,求诸市中,多坊肆所刊,未敢信,乃思访求善本暨收藏有自者。”

张元济搜购图书文献的初衷虽是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之需要,然其還有一端,时值社会出现重大变革,政府衰败,国力式微。面对如此社会现状,张元济表现出了一个知识分子高尚的社会良知与拯救我国珍贵古籍文献的历史责任感,把尽力挽救珍稀善本散逸,当做商务印书馆购求图书文献的第一任务。他在致友人傅增湘的信中曾说:“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能使古书流传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分效力。吾辈炳烛余光,能有几时,不能不努力为之也。”

据史料记载,促使商务印书馆出资大力搜购古籍文献的另一重大起因还缘于1906年(清光绪32年),号称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的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十五万卷,宋刊百种以上倾售于日本财阀岩崎氏静嘉堂,导致祖国珍籍流落于外邦的惨痛事件。当得知皕宋楼后人陆树藩有售书日本的意图,尽管此时商务印书馆的全部资产价值仅区区几十万元,但仍愿出8万元来收购全部皕宋楼藏书,可此价格与陆树藩预期相差较大,最后商务印书馆只得忍痛放弃。眼看陆氏皕宋楼无数珍藏船载东瀛,张元济痛心疾首。事后他在给藏书家缪荃孙的信中表达自己的感慨心情。信中说:“丙午(1906)春间,皕宋楼书尚未售于日本,元济力劝荣华卿相国(指荣庆)拨款购之,以作京师图书馆之基础,乃言不见用。今且诲之无及。每一思之,为之心痛。”

张元济殚尽竭虑保存文化收购古籍文献的整个过程,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来总结,那就是“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弛域外”。(“求之坊肆”,指搜寻散落在坊间书估手中的文献要籍,零星购买。“丐之藏家”,即从藏书家手中成批收购质量高、数量大,有递藏渊源的古籍。张氏凡遇藏书旧家散书时,总是尽最大力量搜罗。“近走两京”是说他将访书的重点放在旧都北京和人文荟萃的江浙两地,“远驰域外”是表述张元济1928年曾远渡日本,在静嘉堂文库等收藏机构搜求我国流落域外的孤本秘笈。)

梳理张元济先生主持馆务时期的购求古籍文献过程,曾有四次大宗购书史实。

第一次在1904年,经蔡元培介绍,商务印书馆购得绍兴徐友兰熔经铸史斋善本古籍约50余橱,这批书成为商务印书馆图书室早期重要馆藏,1909年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图书室改名为“涵芬楼”。

第二次在民国初,张元济购得清宗室盛昱“意园”、广东丰顺丁日昌“持静斋”的不少旧藏;之前在光绪季年,商务印书馆曾登报征求故书,有太仓顾锡麟謏闻斋后人应募来售,其藏书多是黄尧圃士礼居和汪阆源艺芸书舍的旧物,宣统纪元八月(19099月),张元济亲赴其家观书,购得昭文张金吾辑《诒经堂续经解》等旧钞本数百册。

第三次是1925年,购得扬州何氏藏书4万余册。据《张元济日记》1920320日记,何氏拟售藏书“计明板3732本,抄本554本,内有数种计92本未计入,殿本1099本,普通书34898本,总共40375本”。

第四次为1926年北伐前夕购买乌程蒋氏密韵楼抵押浙江兴业银行旧藏精品,尤为称道的有蒋氏所藏《永乐大典》残卷10余册。此外,张元济还零星从长洲蒋氏十印斋、浭阳端方的宝华庵、江阴缪荃孙的艺风堂、巴陵方功惠的碧琳琅馆、南海孔广陶的33万卷楼以及荆州田氏、海宁孙氏等诸家购买了不少善本秘笈。

张元济不惜花巨资尽力收集善本图书,对当时尚不为一般藏书家所重视的各种地方志文献,也加以收购。据说在当时地方志普遍无人问津,只有日本人重视搜集。张元济先生不忍看着大批方志文献再流入异邦,加之商务印书馆当时正在编纂各种历史、人名地名等大型辞书,需要各种地方志文献以供参考,因此收集了各地各个时期的地方志达2600余种,计25800余册。其中计有元本2种、明本39种、清代及民国时期刊本2524种,商务印书馆因此成为当时收藏地方志文献最多的地方。

涵芬楼创设之时,张元济在给缪荃孙的信中提到自己“拟劝商务印书馆拨款数万金收购古书,以为将来私立图书馆张本”。可见张元济苦心经营涵芬楼的目的不仅在于藏,更在于成立公共图书馆,使无数的读者直接受益。到了20世纪20年代,张元济创设公共图书馆的夙愿终于实现。1924年,一幢五层的大厦,在宝山路商务印刷总厂对面建立起来。原来涵芬楼所藏古籍,全部转移到了三楼。图书馆被命名为“东方”,“聊示与西方并驾,发扬我国固有精神。”东方图书馆开馆后,每日下午定时开放,供公众阅览,但进门要纳两个铜板。

商务印书馆被毁,是自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中华文化的又一次大浩劫。在这场浩劫中,商务印书馆的办公大楼、厂房、机器设备以及出版物全部葬身火海;东方图书馆收藏的几十万册中外图书(其中不少是珍本和孤本)全部化为灰烬。

后来,张元济用本馆所藏,再加上各地藏书家的相助,影印出了百纳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等等,在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不幸的是,1932128日,中日两国军队在上海闸北交战。日本人的飞机先后往商务印书馆投下6枚燃烧弹,并扬言道:“我炸了你一条街,明天就可以修复,但是我炸毁了商务印书馆,你就永远也恢复不了。”日本人投弹后,位于上海宝山路的总管理处、编译所、四个印刷厂、仓库、尚公小学等全部中弹起火。

随后,日本人又潜入东方图书馆纵火。当日,浓烟遮蔽上海半空,纸灰飘飞十里之外。大火熄灭后,纸灰没过了膝盖。商务印书馆损失了80%的资产。东方图书馆的46万册藏书,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种,35000多册,悉数被毁,价值连城的善本孤本从此绝迹人寰。望着漫天飘舞的纸灰,张元济涕泪长流,悲痛欲绝。毕生为之奋斗的心血毁于一旦,不难想象,这对于一位嗜书如命的老人来讲,简直是生命不可承受之痛。

张元济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他一遍遍地念叨着:“这是我的罪过!如果我不将这些书搜罗起来,不是集中保存,仍然让它散存在全国各地,豈不可以逃过这场浩劫!”就在商务印书馆被焚毁后的第二天,已经退休6年、时年65岁的张元济又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上。他发誓,只要“元济一息尚存,仍当力图恢复”。

上海沦陷后,商务印书馆迁往四川,张元济却单身留置“孤岛”。日本人派来两名文化特务,说要求见张元济,并递上了印有“大东亚共荣圈”字眼的名片。张元济在对方名片上写下“两国交战,不便接谈”八个字,命儿子张树年拿到楼下交给日本人,拒不见面。

汪精卫叛国投日后,托人给张元济送去他和陈璧君合著的《双照楼诗集》,他嗤之以鼻,始终不理不睬。汪伪政府的浙江省长傅式说喜欢附庸风雅,给张元济送去一幅字画,并附上了11万元的支票,请张元济题字。张元济断然拒绝,退回支票,并修书一封:是君为浙省长,祸浙甚深......以是未敢从命。

困顿之中的张元济,始终拒绝和日本人及汪伪政府合作。哪怕卖字为生,张元济都不曾丢过作为一名中国人的气节。

 

励志恢复祖先藏书

 

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几十年,其馆内收到了太多好书,而这些书大多是经过张元济之手收入馆中者,以至于很多人都误会为:商务印书馆内的涵芬楼所藏之书,其实是张元济个人的旧藏。

产生误解的原因,可能因为早期商务编译所图书室(涵芬楼)收书工作,往往是以张元济个人名义进行的。1909年初《教育杂志》就刊登过由他署名的《收买旧书广告》。张元济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原来张元济在西藏路长吉里寓所的大门上钉有'收买旧书'的铁皮招牌,为此还发生过‘书包炸弹历险事件。登广告,钉招牌,主要目的是为涵芬楼购书。不用公司名义,一则可能为讲价方便,二则张元济自己也可从中收得乡邦文献和若干珍本古籍,有时还因为书价较昂而留作自购的缘故呢。

由此看来,张元济的确是以个人名义替商务印书馆收善本,并且是他先垫钱收购,而后再转给商务馆。如果遇到价格较贵的书,他也会明说,公司嫌贵的话,他可以个人买下。

海盐张氏乃是藏书世家,大多数资料将其家的藏书之史追溯到了明末清初的张惟赤,而张惟赤乃是张元济的九世祖。其实张元济的十世祖张奇龄也是一位藏书家,他的堂号是“涉园”,而后张家历代使用这个堂号,一直到了张元济这里。

对于张家世代藏书的情况,陈心蓉在《嘉兴藏书史》中称:“九世祖张惟赤将涉园扩建成海盐当地的林泉胜地,并着意搜藏图籍。绵延数代,到乾嘉之际张元济六世祖张宗松一辈时,藏书之富达到巅峰,除公有的涉园旧藏外,兄弟有六人以藏书著名,张宗松之清绮斋尤著名,宗松所藏书有万册,宋元刊本有50部、抄本290部。与当时江南藏书名家黄丕烈、吴骞、鲍廷博齐名。”这等高质量的收藏,等到太平天国打来之时,涉园所藏损失殆尽,顾志兴在《浙江藏书史》中引用了张元济之父张森玉的所言:“自更洪、杨之役,名园废圮,图籍亦散佚罄尽,而先世所刻书,更无片板存焉!”

因此到了张元济这里,他对于家族藏书史的继承,仅剩下“涉园”这个名称,而家中的藏书他却一本也未得到,但这个结果更激发了他要恢复祖上的所藏。而后张元济到各地搜寻,凡是看到钤盖有“涉园”藏章之书,他都会想办法将其买下。最终,他陆续收到了52部涉园旧藏,在战乱之后能够收到这等数量之书,也确实不容易。由此也可以看出,张元济何等重视祖上旧藏之物。

显然,张元济这样的购书方式,更多者是出于维护家族荣誉,因为他买回这些书并不关注是普是善,而重要的乃是其祖上旧藏之物,而他个人的偏好其实极为专精,因为他的主要着眼点只是宋刻本。

张元济藏有多少宋刻本?因为没有书目流传,难以得知,但他的所藏有一部分汇入了《四部丛刊》和《续古逸丛书》中,还有一些他的旧藏最终归了台湾的中央图书馆,苏精在《近代藏书三十家》中写道:“目前,台湾所藏已知曾经张元济旧藏的宋本,是‘中央图书馆的写本《宋太宗实录》、黄庭坚的《山谷琴趣》、欧阳修的《醉翁琴趣》、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权德舆的《权载之文集》等几部,数目虽不多,却每部都是连城珍贵。”

还有一事可证张元济确实有佞宋癖。当年海源阁之书散出之后,张元济也想买到其中最重要之物,张元济专盯着海源阁最精的15部宋版,他尤其感兴趣的是其中的几部北宋本,但这样的人间尤物当然价钱很贵,当时没有人能买下。于是张元济跟叶恭绰商量出了一种集资购买的办法,他们将股份分为了五份,张和叶各认一份;而上海大藏书家潘明训因为是银行家,所以他钱多,故而潘认购了两份;而剩余的一份,张元济则推荐刘承干来认购,因为刘也是巨富之家。张元济能够跟这样几位共同集资,足可见他也是實力不凡之人。

张元济为什么偏爱宋版书呢?他在《宝礼堂宋本书录序》中有着如下表述:“余喜蓄书,尤嗜宋刻。固重其去古未远,亦爱其制作之精善,每一展玩,心旷神怡。余尝言一国艺事之进退,与其政治之隆污、民心之仁暴,有息息相通之理。况在书籍,为国民智识之所寄托,为古人千百年之所留贻,抱残守缺,责在吾辈。”

19488月,张元济被选为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隶人文历史学科,当选的原因是“主持商务印书馆数十年,辑印《四部丛刊》等书,校印古本史籍,于学术上有重大贡献”。

1949919日,毛泽东邀请张元济同游天坛,陪同游览的还有陈毅、刘伯承、粟裕等,并合影留念。中间休息的时候,毛泽东请张元济坐在身边,问他早年在京做官时是否来过这里。张元济笑着回答:“这是皇帝敬天之处,我那样的小京官岂能来此?”毛泽东听了爽朗大笑。毛泽东还问了一些他早年参加戊戌变法,以及光绪召见时的情况。谈到商务印书馆,毛泽东说商务出版的书有益于人民大众,他读过商务出版的《科学大纲》,从中得到很多知识。毛泽东还说,商务出版的《辞源》,他在延安时总是放在案头,写作时常常翻阅。

1950年底,张元济得知西藏和平解放,他怀着喜悦的心情于1230日和次年415日、526日、829日四次写信给毛泽东,并先后寄去“告存诗”《积雪西陲》和古诗《西藏解放歌》。毛泽东复信对这两篇诗作给予高度评价。他们之间前后通信共有十多次。

1952年底,上海筹建文史馆,中央决定请张元济出任馆长。但张元济因偏瘫床榻,没有同意。翌年春,陈毅市长两度到其榻前转达毛泽东指示:“上海文史馆首任馆长非其莫属”。他不再推辞。

1958年春,周恩来总理到上海视察,特地去医院看望病情日趋严重的张元济。当周恩来对他说“主席特托我来探望您”时,张元济脸上流露出欣慰之情。1959814日晚8时,这位参与戊戌变法和为我国出版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参加开国大典、政协、人大工作的爱国老人,走完了人生之旅,与世长辞,享年九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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