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天看来，造成中世纪“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的原因，是中国先后比较好地解决了皇权与分封王权、皇权与教权的关系。在这方面秦始皇创造的郡县制，当推首功[1]；而成功将释、道两教融入其中的以“忠君报国”为最高使命的新儒学，更是功不可没。看到欧洲政教二元对立所造成的恶果，中国历史学家翦伯赞说：

佛教没有取得国教的地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2]

二

有学者认为，中国儒学与佛教、道教，甚至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一样也是一种宗教。这是不对的。

因为宗教比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甚至中国道教，都有教徒必须从思想到人身服从并且独立于世俗政权之外甚至与世俗政权相对立的教主和教权组织，而儒家在任何时候——不管它在孔子时期、还是在董仲舒时期或宋明理学时期——从没有在世俗国君之外出现过需要儒士献身或服从的教主遑论教权组织。儒学始终以现世为服务对象，以世俗生活经验为其认识基础[3]，以世俗国家为自己的“组织”，反对在世俗国家之外另立其他政治中心和体系[4]。尽管历史上儒家内部学派纷呈，但在世俗国家权力上它们并没有自己的特殊要求。在国家面前，儒学要求“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5]；在社会生活上，儒学要求人们上事国君[6]，下事父母[7]，反对凌驾于国家之上的任何神学权威，同样儒学也不会向社会提出特殊的“教权”诉求。儒学中也有“天”的范畴，但它只是“道”的化身，而不是人身必须服从的“天主”。在儒家看来，民本社稷即“天道”，除此在儒学中就没有其他绝对的东西了。与宗教不同，儒学中的“天”并没有形成与世俗国家相对应的另一套组织系统。世俗皇帝而不是其他“天主”是替天行道的“天子”，世俗国家只是替天行道的公器。天人之间是合一的，其间没有其他神的介入。作为儒学创始人孔子在儒士心中更多的只是思想导师或教育家而非必须从思想到人身都要奉献和服从的教主。顾颉刚先生评价孔子说：

他是一个最诚实的学者，不说一句玄妙的话，他决不是一个宗教家。他自己既不能轻信宗教（“敬鬼神而远之”，“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作一个宗教的信徒，又不肯自己创立一种宗教来吸收信徒。他只是自己切实的求知识，更劝人切实的求知识。[ 8]

孔子本人并不追求做被人崇拜的“圣子”，他的目的，用顾颉刚的话说，就是“造成君子”。顾颉刚做过统计并得出结论说：

我们读《论语》，便可捉住它的中心问题——造成君子。一部《论语》提出君子的有七八十条，但说到圣人的不过五条。把这七八十条提出君子的话归纳起来，可以得到几条主要的观念：（一）有礼貌（恭、敬），（二）有感情（仁、惠），（三）有理智（知、学），（四）有做人的宗旨（义、勇）。这实在是切实的人格陶冶。[9]春秋时的孔子是君子，战国的孔子是圣人，西汉时的孔子是教主，东汉后的孔子又成了圣人，到现在又快要成君子了。[10]孔子被许多人推做圣人，这是连自己料想不到的。[11]

儒家君子修性的关键是对世俗国家高度认可，也可以为此奉献，但其前提是国家还是保民的公器。尽管各阶级对“国”和“民”有不同的解释，但儒士忠君的目的还是为了报国保民。儒士也可以批评国君，但目的是为了社稷安危。孟子点出了儒学的精义，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2]这些都是中国儒学区别于宗教的最重要的特征。正因为这些特征，以儒家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国才没有陷入中世纪欧洲式的裂变，中国大一统版图才得以保留并藉此承接过从欧洲转移出来的优势竞争力。

鉴于此，将儒学视为与佛教、道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并列的“儒教”是不妥当的，而将它归入被用于治国理政因而是在中国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思想流派甚至意识形态则比较合适。反过来想，如果儒学——即使是汉宋以来的儒学——在中国真的成了“国教”，那我们就很难解释为后人称颂的苏武、岳飞、于谦、林则徐等含冤却不变节的行为和古代志士仁人“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13]精神的文化寓意。翦伯赞先生说“佛教没有取得国教的地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我们同样可以认为：儒学在中国没有成为“国教”，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换言之，如果儒学在中国真的成了“国教”，那中国历史也将不可避免地上演欧洲中世纪“两个中心曰‘患’”的大悲剧。

三

值得说明的是，史家多将北魏太武帝与周武帝实行的这两次灭佛运动归因于佛教和儒学及道教之间的宗派冲突，但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认识，笔者认为这实质上是君权和要与其分权的教权的冲突。

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反佛政策在与道教结盟之后为什么又要反他们早先所青睐的道教呢？这是由于佛道二家各奉其主，与君权保持距离甚至不合作立场，以至影响到君权的存亡。就北朝统治者的本意来说，在儒、释、道三家学说中，他们最不愿反的就是来自胡地的佛教，据此可与文明水平高于胡人的汉人儒家学说相抗衡。如果说北魏太武帝只是看到长安寺中僧人匿藏的兵器，那北周武帝看到的可是不久前目睹的梁武帝因贬儒佞佛致使国祚速移的教训。

比较起来，为了统治的需要，这两位英主打破族域偏见，罢黜佛道、首尊儒家的选择，都是当年汉武帝吸取文景二帝以奉道家无为之术放纵意识形态而召致“吴楚七国之乱”遂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经验和思路的重演。

黑格尔将国家提到“神”的高度，他说：“神自身在地上的行进，这就是国家。”[14]黑格尔这句话与中国儒学所要表达的意思是相通的，通俗地说就是：神不是别的，它就是国家。

[1]“秦取天下多暴，成功大。”﹝西汉﹞司马迁著：《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8页。

[2]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2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22页。

[3]《论语•先进》：“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刘俊田、林松、禹克坤：《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8页。

[4]《论语·述而》：“吾闻君子不党。” ﹝汉﹞孔安国注：“相助匿非曰党。”﹝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79页。

[5]《论语•卫灵公》，刘俊田、林松、禹克坤：《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84页。

[6]“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论语•卫灵公》）刘俊田、林松、禹克坤：《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2、288页。

[7]“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教矣。’”“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里仁》）刘俊田、林松、禹克坤：《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5、126页。

[8]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36页。

[9]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33页。

[10]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39页。

[11]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35页。

[12]《孟子•尽心下》，刘俊田、林松、禹克坤：《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40页。

[13]《孟子•尽心上》，刘俊田、林松、禹克坤：《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31页。

[14]［德］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2009版，第2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