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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忆我国一流学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回忆我国一流学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 作者:丁则民    转贴自:原文载于《探究美国》,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点击数:37    更新时间:2024-02-24    文章录入:admin ]

 

1 西南联合大学建立的简况 

19377月,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卢沟桥事变后,平、津相继沦陷。8月,国民党教育部决定,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在长沙合组临时大学,由三校原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任常务委员,主持校务,1937111日开始上课。该年底,南京沦陷,武汉震动。19382月,临时大学从长沙迁往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该年底才开始上课。抗日战争胜利后,西南联大于19465月开始北迁复员,该校遂告结束。 

19378月至19467月,西南联大仅存在9年,但在出人才、出成果方面,成绩非常突出,因而在中国高等教育历史上是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在国内外教育界都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国外有的学者赞扬说:“西南联大的历史将为举世学术界追忆与推崇……联大的传统,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可继承的一宗遗产。”

【注:转引自朱光亚“在西南联合大学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1997427日),载《清华校友通讯》,复36期(199711月),第129页。】

2 西南联大的学习和生活 

西南联大校舍非常简陋,除了修建一些简易的平房作为教室、实验室和学生宿舍外,主要都是借用当地中学的空闲校舍(因日本侵略者飞机空袭频繁,当地中学都已迁往外县或郊区)以及会馆、庙宇的房舍。 

那时联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都非常艰苦,住的宿舍是简陋而又拥挤的茅草房。在一间长方形的茅草房里,摆列两趟共30张双层木床,一般要住上30多名同学。实际上,那只是个睡觉的地方,因为宿舍内没有桌椅,根本没法看书写字。全校一千多学生,只有一座大阅览室,最多容纳200多人,所以课后同学去阅览室占位子、抢椅子的现象比现在一些大学严重多了。课后没地方学习,只得结伙去学校附近的茶馆,花上一两毛钱泡碗茶,便在那里坐一段时间,夜晚只能靠茶馆里一盏暗淡的油捻灯念点书。1939年至1940年期间,日本侵略者的飞机经常成群来轰炸昆明,造成巨大的破坏,不仅许多建筑、工厂和学校被炸毁,还造成断水断电,简直无法正常学习和生活。有一次,我住的新校舍区学生宿舍被日机投弹炸中,整个宿舍被炸成一个大坑,木床和学生仅有的衣物都被埋到坑里,同舍同学由于夜间没有住处,只得结伙点蜡烛去刨弹坑,直到午夜才刨出一些已被炸烂的被褥,经过缝缝连连,它们还可勉强供夜间睡眠御寒之用。 

那时,联大许多同学都来自沦陷区,由于邮、汇都已中断,得不到家中任何接济和资助。国民党政府发给的贷金起初还勉强够伙食费,后来物价不断上涨,伙食的质量每况愈下。很多同学都不得不靠半工半读来维持生活,充当家庭教师,去中学兼课,还有少数同学组织起来,借(租)用小学校舍,办暑期补习学校,给学生补习语文、数学和英语等主科。这些工作我都干过,有时我还写些稿或翻译一些西方国家的时论文章,投往报刊,赚些稿费贴补零用。后来,昆明物价飞涨,日用必需品早晚市价都不一样,好不容易赚点零用钱也因法币不断贬值难以买到必需品,更谈不上买书了。 

联大教授和老师的生活也很清苦,特别是家中未成年子女多的教授生活更是艰辛了。单凭工薪连个人生活都难以维持,更不用说养活家小了,所以不得不去兼差,甚至要兼好几个差,在当时物价暴涨的情况下,就是这样也难以维持。那时昆明社会有一套嗑说:“教授教授,越教越瘦。”情况确实如此。 

闻一多教授的子女较多,养家负担很重。当时闻教授除在昆华中学兼教语文课外,还在报纸上登广告公开治印,因为他擅长刻番章,隶书、篆书都能刻,慕名而来求治印者很多,闻教授后来就靠这个专长来维持家庭生活。这既是自食其力的雅事,又可业余从事,但也很费工夫。为了按期交付印章,有时闻教授得夜间加工。那时,我也在昆华中学教书,与闻教授都住在该校职工宿舍,正好是楼上楼下,有时半夜醒来,常听见闻教授在楼上刻印章发出的声音。 

尽管生活条件很艰苦,但联大始终弦歌不辍,许多师生都是抱着爱国和救国的志向来教书和学习的,因此他们都具有很强的敬业精神和求知精神,这种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是可贵的,是特别值得怀念的。 

现在谈谈我在联大学习的感受。 

联大专业思想教育的方式是新颖的,而且效果良好。各系对入学新生似乎都没有进行过巩固专业思想教育,而是鼓励新生(当然也包括老生)去参加专业报告会或辩论会,启发他们对所学专业的兴趣和爱好。校园内经常贴出各种报告会的海报,欢迎师生自由参加。专题报告讲完后,常安排短时间的自由讨论,在讨论时,学生可以自由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质疑,有时教授之间也展开辩论。我印象最深的是1939年历史系举行“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之比较”的学术讨论会,由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和雷海宗两位教授主辩。双方都认为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分别是东西方灿烂文化发展的高峰,但经过蛮族入侵(日耳曼蛮族入侵罗马帝国,中国则经历五胡乱华)后,两个帝国的境况却迥然不同:罗马帝国灭亡了,整个欧洲进入黑暗时代;秦汉帝国虽然消逝了,但中华文化却没有中断,仍在持续发展,到唐朝又出现太平盛世。为何会有这样的不同,确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当时钱穆教授把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的不同结局,做了一个非常生动、形象之比较,令人终生难忘。他比喻说,这两个帝国就像两个灯火辉煌的大厅,厅内都装饰得富丽堂皇,非常耀眼;两个大厅中央各悬挂一只光芒四射的巨大吊灯,不同的是前者四周墙壁上都装有许多盏暗藏的壁灯,而后者却没有这种装置。因此,两个大厅的大吊灯被打碎后,后者就一片漆黑了,而前者虽没有先前那么亮堂,但仍有亮光,始终没有熄灭。这便是两者不同。这次辩论会使我们新生受到了启迪,对历史学更有兴趣了。 

联大实行学分制,学生选课自由度较大,每个学生修满132个学分即可毕业。历史系必修课共有90多个学分,剩下30多个学分就可任选其他系的课程。当时,我主要选修两类课程。一类是外语课,除选了钱钟书教授开的大二英文外,还选修德语和法语,因为我想侧重攻读西洋史,而阅读西洋史原著就必须提高外语水平。学习两年德语后,也能借助字典,勉强读点有关专业书籍。另一类是选修其他系名教授的课程,如贺麟教授的哲学概论、潘光旦教授的优生学和陈岱孙教授的经济学概论等。再有时间,也偶尔去旁听其他名教授的课程:如陈寅恪教授的隋唐史,冯友兰教授的中国哲学史以及刘文典教授的庄子等课程。这里应特别提及的是旁听陈寅恪教授课程的感受。陈教授身体虚弱、怕风,课前学生要把门窗都关好,他坐着讲课,声音很小,有时也站起来在黑板上写几个字。前两排听课的大半是研究生和他的得意弟子,旁听生都坐在最后一排。陈教授讲到重要或精彩之处,前两排学生中有的就像听京戏似的,听得津津有味,不断点头,但是我们后排的旁听生却听不见,也听不大懂。陈教授家学渊博,学贯中西。听说他早年留学许多国家,掌握英、法、德、意、日等国语言,甚至还懂得一些已不通用的死文字。据称,有一位考古学家在中亚地下发掘出一块古碑,看不懂上面刻写的碑文,请教许多专家都不认得。后来一位日本学者建议他到中国找陈寅恪教授,果然陈教授给他翻译出来了。 

联大许多教授,特别一些名教授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令人敬佩。那时,由于日本飞机空袭频繁,不少名教授如周培源、吴大猷、潘光旦和罗常培等都移居郊区,远离学校十余里,甚至数十里,但是他们为了同学学习效果好,从不采取连续数小时讲授的方式,而是按每次一学时每周三次来校授课。他们就是这样不辞辛劳,在郊区与学校之间奔波,并且视为理所当然。有一段时期,日机常来昆明进行疲劳轰炸,白天根本无法正常上课。为了少耽误课程和保证学习进度,有的教授(如社会系陈达教授)就事先与同学商量好,约定空袭时间在郊区某个山沟里或山坡上树林里讲课,而且坚持了相当一段时间。有些教授不仅在专业上有很高的造诣,而且学术思想也很活跃,常结合教学阐发自己的独到见解,从而启发了同学的学习积极性。在这方面,个人感受最深的是听雷海宗教授的课程。他是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讲授中国古代史课程时,从不带片纸只字,但却能出口成章,讲得娓娓动听而且记忆力——特别是记忆历史年代的能力——非常强。他在讲授历史事件时,不仅能随口说出它发生的时间——即中国各朝帝王年号和年代,而且还附加上以公元为主的西历年代。每堂课,他都要说出许多有关历史事件的年代,有时达十几个之多。有的同学对他顺口说出的这些中、西年代是否都准确,多少有些疑问,在课后将笔记记下的年代逐个与中、西历史年表之类的工具书对照,结果表明他所说出的中西历史年代完全准确无误,令人叫绝。 

联大对基础课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各课学习成绩不及格者没有补考制度,如果一门课期末考试成绩在60分以下,那么这门课的学分就算丢了,若是必修课,就得来年重修。有些系还规定,一年级学生所修各课虽然及格,但某一两门基础课,成绩达不到某个标准(70分或65分不等)就不能读该系二年级。这时,系主任会劝你转系,如本人一定不愿意转,那只有来年重读,成绩达到标准时再来该系读二年级。在联大,各科考试比较频繁,要求也较严格。每次期末考试后,总有一部分学生的成绩不及格,听说理科各系课程考试的要求更为严格,往往一门主课有三分之一不及格,结果学生不是重修,就是转系,再不然就是休学不念了。 

联大不仅在学术上兼容并蓄,而且政治上也是民主自由的。学校里,左、中、右三派学生都有,校方不加限制。校园内张贴各种各样的壁报,有学术性的、文艺性的,也有政治性的,由不同的学生团体主办。政治性壁报主要有三种:一是三民主义青年团主办的“青年壁报”,一是左派学生团体主办的“群声壁报”,再一是倡导中间路线学生团体主办的“自由论坛”。前者使用的纸张质量好,版面和装潢也较讲究,但很少人看,因为它的论述与官方报纸一个调子,没什么看头。后两者的纸张和装潢虽然都不及前者,但内容充实,论点新颖,与官方报纸的调子迥然不同,所以看的人较多,有时读者还在壁报前进行议论。每逢国内外发生大事,这三种壁报的报道和论述各不相同,孰是孰非,由读者自行判断。在这种自由讨论的气氛中,学生逐渐养成听取不同意见的习惯,而且也有助于他们提高思考、辨别的能力。 

在这种学习和政治环境中,联大在培养人才方面可说是成绩斐然,先后在校学习的学生约有8000人,其中正式毕业的约有2500人,抗战期间,投笔从戎或充当盟军的译员的有1000多人,1946年复员时,有1600多人分别转入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继续学习。联大培养的这几千名学生,后来大部分在各自岗位上工作得很出色,其中不少人已成为我国教育、科技、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和领导干部,在我国“四化”建设中,起着带头人或骨干作用。联大培养了许多方面的出色人才,现就我所知,列举一些如下。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1942),李政道(1946);两弹元勋:邓稼先(1945);核物理学家:朱光亚(1945);半导体专家:黄昆(1944研究生);数学理论家:王浩(1943)。文科也培养了不少的杰出人才:中国语文方面有王瑶(1943)和朱德熙(1946);外国语文方面有王佐良(1939,著有《英国诗史》)和许国璋(1939,编写各大学使用的英语教科书);历史学方面有何炳棣(1938,曾任美国芝加哥大学讲座教授,著有《东方的摇篮》等)、刘广京(1943,未毕业,曾任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著有英国剑桥《中国史》)和汪篯(1938,隋唐史专家)等等。 

在抗日战争八年期间,西南联大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是非常困难的。为何在那样艰难的条件下,联大能取得如此突出的成绩,培养出那么多杰出的人才?这是国内外学者都感兴趣的问题,并且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和见解。对这一问题做出全面、符合实际的解答,还有待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最近北大出版社出版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一书,就提供了不少宝贵的资料,对研究这一课题有很大的帮助。现在,根据自己亲身的体验和看到的一些有关论文和资料,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西南联大继承和发扬了“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的爱国、民主和科学的传统,坚持了追求真理的精神。抗日战争开始后,联大师生都怀着一个共同信念,那就是同仇敌忾、抗战必胜的信念。许多老师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因陋就简为国家培养人才尽心尽力;学生们则立志为胜利后建设国家而努力学习。这种认识和信念就是师生克服种种困难的动力,也是在强敌深入、风雨如晦的日子里,弦歌不辍的思想基础。在联大师生中,由于爱国、民主和科学的思想深入人心,爱国民主活动又有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插图],加上中共地下组织的正确领导以及民盟、民青发挥的重要作用,西南联大遂成为中国著名的“民主堡垒”。抗战胜利后,联大师生对时局的发展忧心忡忡,在中共领导下,掀起了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斗争,并使联大成为这一斗争的先锋,闻一多教授和潘琰等四位烈士为此而英勇献身。 

二、名师出高徒以及许多教授、老师的敬业精神。清华梅贻琦校长有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西南联大虽无大楼,但有许多学贯中西、博大精深的大师。当时,联大师资阵容冠于全国,可谓大师云集,群星灿烂。各院系都有一些学术造诣精深的名教授,如:历史系的陈寅恪和雷海宗、哲学系的冯友兰和汤用彤、中文系的闻一多和朱自清、外语系的吴宓和叶公超、经济系的陈岱孙和周炳琳、社会学系的潘光旦和陈达。理科各系中仅以物理系为例,就有吴有训、周培源、吴大猷等大师,他们既爱才,又有敬业精神,所以能培养出像杨振宁、李政道这样高水平的学生。后来,杨振宁说,那时他从周培源、吴大猷二位老师处学到的物理学问已能达到当时世界水平。比如说,“我那时念的场论比后来我在芝加哥大学念的场论要高深,而当时美国最好的物理系就在芝加哥大学。”他又说:“周先生是中国广义相对论研究的带头人;吴先生则是量子力学在中国的带头人,量子力学是20世纪物理最重要的革命性的新发展。没有量子力学,就没有今日的半导体元件,也没有今日的计算机。”这表明,这些大师的学术造诣是一流的,而且在培养学生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夫,所以才造就了一些出类拔萃的人才。听说爱因斯坦见到杨振宁时,说他三十多年来从未遇到过这样好的学生。 

同时,联大还有一批从外国学成归来的和学术上很有造诣的年轻教授,他们是外语系的钱钟书和袁家骅、历史系的邵循正和吴晗、物理系的孟照英和王竹溪、生物系的沈同和吴素萱等。他们都活跃在各自专业的科学研究前沿,使联大一些课程的教学内容与当时国际文化、科学技术最新的发展紧密结合,从而提高了教学质量。他们的敬业精神也是有口皆碑的。记得我曾上过钱钟书教授的大二英文,他对学生的英文作文不仅批改认真,而且针对作文中出现的问题,分析讲解也很细致、深入,每次听了都很受益。 

第三是学术民主讨论风气。当时,校内各系和研究机构都经常举行学术讲座、专题报告会、座谈会和辩论会等,会前张贴海报,欢迎师生参加。有的大家感兴趣的报告会,往往是座无虚席,不少同学只得站在大教室外边听讲。在报告结束后,经常留一段时间进行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学生比较自由地提出自己的意见或质疑,有时教授之间也进行辩论和交锋。像前面介绍的钱穆与雷海宗两教授的辩论会,其他系也有类似的活动,通过这些学术活动,不仅扩大了学生的视野,活跃了学术思想,而且还逐渐养成了民主讨论的学风,习惯于听取不同的学术见解,这对多角度、多层次考虑问题和促进学术发展都是非常有益的。 

 

(原文载于《探究美国》,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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