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感国家的命运就是我们个人的命运。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为今天的中国感到骄傲，作为一名有着60多年党龄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对我的政治信仰终生不悔，作为新中国的科学家，我对科学的力量从不怀疑，我为自己一生所从事的科学工作感到欣慰。
——侯祥麟

“我的一生无不打上深刻的时代烙印”
站在高山之巅观日出，才能领略到拥抱太阳的满腔豪情；走近伟大科学家的人生，才能真正感受到科学与创造的力量、奉献与付出的辉煌。
公元2005年6月3日。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50周年之际。“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之路”院士座谈会，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一位慈祥的老者，精神矍铄，面带微笑，端坐在胡锦涛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志的身旁。他炯炯有神的目光，专注地凝视着前方。他就是93岁高龄的科学泰斗———侯祥麟。胡锦涛总书记希望大家自觉肩负起引领科技创新的重任，承担起培养科技新人的使命，为推动国家科技事业的不断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总书记的讲话在侯祥麟内心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他的眼前浮现出历史的画面。沧海桑田，他与民族的振兴唇齿相依；时光荏苒，他与国家的兴旺风雨同行……
1912年4月，侯祥麟出生于广东汕头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侯乙初是一位中学教员。他上小学的时候，每年5月，学校都要举行“国耻日”纪念活动。老师带着他们上街游行。反帝爱国、救亡图存的种子播洒在他的心田。
1931年，19岁的侯祥麟考入燕京大学化学系。他天真地想，若能掌握原子中的能量，就不怕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当时，他还以为释放原子能量工作是属于化学领域，这样他决心要学化学。侯祥麟一步入化学的殿堂，立即被更神奇的化学变化陶醉了。他暗下决心，立志要创造新的化学明珠，让她照亮黑暗的旧中国。
救国———自从中国社会进入近代，尤其是19世纪末甲午战争以来，救国就成为中国几代知识分子最强烈的心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同的先进分子，寻找着、摸索着、开创着不同的救国道路：变法救国、民主救国、革命救国、实业救国、启蒙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技术救国……
侯祥麟也许还没有意识到，当时对于中国，更需要的是来一次社会意义的“化学革命”，而这化学反应的“催化剂”则是马列主义。在燕京大学化学系4年中，侯祥麟刻苦学习，不但掌握了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而且还阅读了大量的英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追求革命真理的信念更加坚定不移。
上海沦陷，他到长沙，参加湖南省文化界抗日后援会的工作。在上海时，他就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侯祥麟再次庄严提出申请。终于，1938年4月，也就是抗战爆发之后的第一个春天，侯祥麟秘密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最早的红色科学家之一。
他渴望到延安去，也曾争取奔赴抗日战争的前线冲锋陷阵，可他毅然服从党派他到国民党部队工作的决定，成为化学兵部队干训班教官。从湖南桃源到四川泸州，又从泸州到纳溪，一直辗转迁徙至大西南。以教化学毒气等课程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重庆，他耳闻目睹了汽油、柴油等液体燃料奇缺的现实。为了抗战需要，他开始从事“一滴血一滴油”的石油炼制事业。
1944年早春。党中央预见到抗战胜利的曙光。为建立我们自己的科技干部队伍，周恩来同志指示派遣一批技术干部到国外深造。组织批准侯祥麟报考自费留学生。
到美国后，侯祥麟在匹兹堡卡乃基理工学院攻读化学工程学，同时在该校的煤炭研究室做研究工作。1949年，他受聘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工系燃料研究室任副研究员。同年，他和几个党员推动成立了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留美科协中有300多名科学家和学者先后回到祖国，其中不少成了新中国科学事业新学科的开创者。
他是红色科学家，他是人民科学家，他是战略科学家。越接近他人生的里程，就越能强烈感受到侯老从救国救民到强国富民、矢志不渝人生主旋律的高亢激扬；越倾听他心灵的呼唤，就越能真切体味到这位老共产党员崇高的信仰与博大的胸怀；越阅读他九十多年的人生画卷，就越能触摸到他成长为民族脊梁、时代先锋的人生追求……

“技术难关不攻破，我们责任重大”

共和国不会忘记。在战鹰展翅飞翔中，在罗布泊上空升起的第一朵蘑菇云里，在中国第一颗导弹成功的试验中，在遨游太空的人造卫星和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上，无不凝结着侯祥麟和战友们的心血。
解放初期，我国仅有玉门等几个小油矿，全国每年仅产十几万吨石油。西方国家一直对中国实行禁运，国内使用的大量石油产品缺口较大。特别是航空汽油、航空煤油、航空润滑油等完全依赖前苏联进口。国防建设发展高科技项目如航天、导弹、原子弹等急需的油品更是一片空白。航空煤油已成为制约国防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解决航空煤油国产化迫在眉睫。1956年，侯祥麟担任石油工业部技术司副司长，主抓我国炼油科技工作。面对国内国际形势，他深感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
侯祥麟着手组织科技人员参加了利用玉门原油研制航空煤油，进行发动机台架试验。巨大的轰鸣声震撼着他们的心弦，数百吨煤油被耗。从测定的数据看燃烧性能很好。但是，当他们满怀喜悦的心情做进一步检查时，却发现9个合金钢燃烧筒的内壁被烧蚀得坑坑洼洼。再试验，仍然如此。是玉门油有问题，还是国产的合金钢燃烧筒不合格？为了弄清原因，攻克难关，1957年，玉门喷气燃料的使用性能研究课题组成立。1958年，他们用苏制的燃烧筒作试验，仍然是同样的结果。于是，他们把样品拿到前苏联军工研究所做试验，整整一年的分析研究，也没有找出引起烧蚀的原因，提出的方法也无济于事。
屋漏偏逢连阴雨。1959年，中苏关系紧张，从前苏联进口的石油产品尤其是军用油品数量锐减，出现了全国性的“油荒”，许多汽车使用煤气做燃料，车顶背上了大气包。部队执勤训练也因缺油而受到影响。一旦航空煤油被卡脖子，我国空军机群将陷入无法起飞的境地，这将意味着我国的国防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国家领导人急在心头，石油部长更是心急如焚。
时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的余秋里冲着侯祥麟说：“你再不给我把航空煤油搞出来，我就把你研究院的牌子倒过来挂!”余秋里挥舞着他的手臂，那严肃的话语无疑是在给侯祥麟下达军令状。军令如山!此时，侯祥麟已担任石油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负责炼油技术工作。航空煤油不过关，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然而，科学攻关需要严格的实验，还需要实践的检验，这一切都需要时间，时间!但是，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时间关系着国家的安全；时间，就是人民的生命!侯祥麟，这位具有强烈爱国心的知识分子，始终把祖国的需要置于一切之上。抗日战争时期，他看到后方缺油，抗战前线需要油，汽车、飞机像张着大口呼唤着油。油，烧灼着这位年轻科学家的心。这一切，更坚定了他从事石油化工的信心。他从植物油中炼柴油，用煤低温干馏炼油，把酒精掺入汽油作燃料，他恨不得把自己的血液都变成油，输送给贫油的祖国。
京城华灯齐放，万家团聚。1961年除夕之夜，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在京郊的石油研究院一座平房里，异常紧张的气氛弥漫着整个空间。侯祥麟坐镇指挥着一次经精制的玉门航空煤油的小单管燃烧试验。
这是一次胸有成竹抑或孤注一掷的试验。在历时一年多的时间里，石油工业部几次发出《关于采取多种方法试制航空煤油的通知》。国务院领导也再次指示，必须加快航空煤油的研制工作。石油科学院、中科院有关科研所、兰州炼油厂、玉门炼油厂、三机部、解放军总后勤部、空军等20多个单位联合攻关。这次试验是联合攻关的重大举措。
实验现场，一位中年妇女显得异常激动。她中等身材，梳着齐耳短发，俊俏的脸颊，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她叫李秀珍，是试验组负责人之一。也许有丈夫侯祥麟在身边，更有了主心骨。尽管疲劳和困倦不时袭上脸庞，仍无法掩盖她那坚毅和充满自信的神情。他们1955年结婚，俩人相濡以沫，为了攻克炼油的道道难关，夫唱妇随。
这些年，为了油，丈夫吃不好，睡不香，作为妻子，同时也作为攻关项目负责人，她没能替丈夫多分担忧虑而常感不安。但他们都竭尽全力了。为了尽快让祖国的战鹰吃饱喝足飞上蓝天，李秀珍和项目组的同志们在噪音高达100分贝的环境下工作，用分液漏斗精制出近千公斤的油样，用小釜蒸馏出几千公斤的试验油样。一次，他们在夜班做化学试验时，突然停电，只好手动搅拌，直到几小时的反应周期完成。漫长的试验，失败，再试验，再失败，也许等待的时间太久太久，失败的痛苦太多太多了，此时，李秀珍突然有种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阵痛与欢乐。想到这儿，她猛地记起家里的两个孩子。姐妹俩才三四岁，可别出现什么意外啊!然而不容得她多想，试验就要开始了。
小单管试验开始，巨大的轰鸣声伴随着他们怦怦的心跳声，伴随着新春的钟声，报捷的锣鼓即将敲响，报捷的喜报即将写好，等待着那激动时刻的到来!然而，仿佛迎头一棒，击得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合金钢燃烧筒丝毫没有怜悯这群痴情的人，被烧蚀成麻点的火焰筒作为春节“礼物”无情呈现在他们面前。
大年初一凌晨，侯祥麟夫妻俩拖着沉重的脚步奔回家，奔向孩子们。他们紧紧地搂着睡梦中的女儿。庆幸没有出事，后悔不该放保姆回家过年。正在担心之时，一大早，恰巧侯祥麟的外甥来拜年，侯祥麟说：“你来得正好，替我们看孩子吧!”说着夫妻俩又返回了试验现场。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明代于谦的诗句代表了此时此刻侯祥麟的心情。经历无数次失败和挫折之后，侯祥麟开始全方位清理自己的思路：我们搞航空煤油就是将它精炼再精炼，提纯再提纯，与前苏联的油一比较，似乎太“纯洁”了，难道是物极必反的原因？那么，反其道而行之，往油里加“杂质”。加什么？加硫磺？这不是引“狼”入室，引火烧身吗？硫磺被认为是最不好的腐蚀杂质，亏你想得出。不!任何事物都有两方面，好与坏都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好可以变坏，坏可以变好，这就是辩证法。由此，他推断对镍铬合金火焰筒的高温烧蚀可能是由于我国航空煤油含硫低所引起的，这是从未有人提出过的烧蚀机理。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加入硫化物后，高温烧蚀难关一举攻破，试验获得成功。人们震惊却没有欢呼雀跃，他们难以想象的是，这个困扰，折磨他们数年的竟是硫化物含量低的缘故!侯祥麟一语道破了其中的奥秘：我们被形而上学禁锢住了，走进了怪圈。这就好比一层窗户纸，捅破了，豁然开朗。此理也正符合科学的一条规律：越复杂的也是越简单的。
当然，这绝不是一种偶然或巧合，而是侯祥麟综合大量实验数据所得的结果。这在他的研究烧蚀机理论文《碳氢化合物对镍铬合金高温腐蚀的研究》中有精辟的论述。该文由于多种原因，20年后的1981年才发表在《石油学报》上。
好事多磨。高温烧蚀难关攻破了，但在试飞过程中，又出现了飞机发生喘震的问题。真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在改用新疆和大庆原油分别生产1号、2号航空煤油后，试飞成功了，获得了国家工业新产品一、二等奖，而侯祥麟却因四处奔波，在旅途中染上肝炎，住进了医院。
此时，一项更加艰巨的任务和神圣的使命又等待着侯祥麟和科技人员去完成，那就是航空航天工业所必需的各种润滑油脂。其中一项是核工业所需的耐氟润滑油。侯祥麟的心头为之一振，他聚集着精神能量，聚集着……这不正好像在圆一场梦吗？早在上海的圣约翰大学附中念高中的时候，他就幻想着当一名物理学家，像爱因斯坦那样。那时，化学老师不光讲元素、分子式、化合物，还讲原子能，讲爱因斯坦的质能理论，讲原子里边蕴藏着多么巨大的能量，如果释放出来将会怎么怎么不得了。E＝mc2(能量等于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爱因斯坦这优美简洁的质能公式简直魅力无穷，奇异的未知世界吸引了他的旺盛的想象力和好奇心。现在，一种巨大的精神能量正支撑着侯祥麟走向开创我国研制特殊润滑材料新领域。
国家科委和石油部向石油科学院下达研制3种用于核工业的耐氟润滑油时，只简单说明“能耐元素氟的腐蚀”，没有任何技术指标及有关性能方面的具体要求，也没有任何参考资料。外国专家们还把分离六氟化铀所需的润滑油都锁在保险柜里，派人守卫，根本不让外人接触。哪怕油滴在地上，也立即清除得不留蛛丝马迹。就是在这种严密的封锁下，侯祥麟组织领导科技人员，投入到试验之中。从组建队伍到建立实验室、中型试验装置，直至建设起小批量生产工厂的投产；从确定技术路线到审定试验方案，直至产品配方，试样的鉴定，他都亲临现场指导，率领着林风、卢成锹、高清岚等众多的同志，搞清了耐氟润滑油组分，攻克了一道道技术难关，及时提供了国防尖端武器所需的各种润滑材料。
那时，正值国家困难时期，农副产品供应十分缺乏，职工每人每月粮食定量减至10公斤。从事中型装置操作的重体力劳动的职工定量也不足20公斤。肉类供应基本没有。同志们没有怨言，咬紧牙关，坚持工作。上夜班的同志为了养精蓄锐，白天减少活动，避免消耗体力。粮票是最珍贵的，同志之间发扬友爱精神，送给更需要的人。出现了女同志支援男同志，饭量小的支援饭量大的，轻体力的支援重体力的感人场面。吃不饱肚子是小事，他们还要冒着生命危险进行研制。
由于氟毒性大，腐蚀性强，又极易爆炸，许多同志白血球大幅度减少，有人被烧伤，有人牙齿脱落，有人脚趾被烧断……为了掌握反应规律，寻找设备故障，大家不顾中毒和爆炸的危险，几十次拆卸电解槽和反应器。就这样，他们终于在1962年底制成了全氟润滑油及其他品种。1964年生产出合格产品，确保了原子弹的爆炸成功。这项新技术获得国家发明奖。后来，国家有关部门对3种氟油作了鉴定，认为“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在较短的时间内研制出了全氟碳油系列产品，并投入批量生产，使我国成为少数几个能生产全氟碳油的国家之一，满足了国家急需，为打破国外的核垄断，发展原子能工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为了进一步满足我国发展新型地地导弹的要求，侯祥麟和石油工业部生产技术司甘宁副司长与七机部有关领导商讨决定，由石油工业部承担润滑油脂研究和生产的全部工作，以满足新型号导弹急需的润滑油。同样，这又是一次攻坚战。由于这些导弹是我国自行设计的新型号导弹，一无参考资料，二无技术指标，只能根据使用单位制订一个初步数据，进行试制。经过科研人员的顽强拼搏，于1965年8月底完成试制，从而保证了新型号导弹第一次发射成功。
不久，他们又完成了5号远程导弹所需各类润滑油的研制任务。由于圆满地完成地地战略武器及运载火箭所需的专用油脂的任务，石油科学研究院在1987年6月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

“油炼不好，我们矮人半截”

人们怎么能不急啊!一位老部长曾经讲过：航空煤油搞不出来，我走在天安门前，个子像矮了半截。同样，走在大街上，看到汽车背着煤气包，像肺气肿病人喘着粗气的时候，他的心头像压着一块巨石，也喘不出来气啊!
上个世纪60年代初，国际政治的风云变化、国民经济举步维艰，诸多困难联袂在中国大地上肆虐。天灾人祸像两双巨手，突然扼住了年轻中国的发展进程。就在中国国民经济进入严重困难时期，东北松辽盆地绽现了曙光——亘古荒原上发现了大庆油田。大庆油田点燃了共和国经济崛起的希望之光。
但是如何尽快将松辽盆地的汩汩石油注入祖国的肌体，使国民经济的命脉充满生机，这是炼油工业面临的迫切任务。
大庆油田开发后，虽然原油产量突飞猛进，但大庆原油蜡含量高，难以得到低凝固点油料，因此只有发展先进的二次加工技术，才能有效地利用资源，生产出满足国家急需的优质油品。然而，我国当时炼油二次加工装置不足，技术落后，相当于国际二三十年代水平，各种催化剂和添加剂的开发和生产刚刚起步，如果不迅速开发炼油新工艺，我国炼油工业将无法适应国民经济的建设和国防建设的迫切需要。
1960年底，在石油工业部召开的石油炼制科研计划会议上，决定以军用油为纲，解决石油产品的品种问题；抓紧现有设备改造，开发新工艺，提高收率，抓好催化剂、添加剂和尖端技术产品的开发。此后，侯祥麟与科研人员经过多次论证，针对大庆原油的特性以及世界先进炼油技术的发展趋势等，认为应以提高二次加工深度、提高轻质油品数量和质量、扩大产品品种为主；要在学习吸收国外先进炼油技术的基础上，依靠国内自己的力量，尽快掌握流化催化裂化、铂重整、延迟焦化、尿素脱蜡以及有关的催化剂、添加剂等五个方面的工艺技术，并在工业生产上加以应用。真是无巧不成书，当时有部国产电影叫《五朵金花》，片中有五位勤劳、聪明、美丽的少数民族姑娘，名字都叫金花，很受人们喜爱。于是，这5项炼油工业新技术就被形象地称作“五朵金花”。
至今，侯老回忆起“五朵金花”时，还沉浸在无比激动和幸福之中。他说，在制订石油炼制专业1963年至1972年十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对天然原油加工、人造石油及炼油基础理论等16个科学技术问题的研究，作了全面的安排和部署，规定前5年重点攻关项目就是对“五朵金花”的研究、建设和投入生产。对此我们是胸有成竹、充满信心的。因为我们在“大跃进”时没有乱放“卫星”，而是作了几件实事，下了几步“闲棋”。
侯老在中学时代就是兴趣广泛的活跃分子，打球、游泳样样都会，桥牌、围棋更是爱不释手。围棋中讲究先下几个“闲子”，看似无意却是有心，看似无用却植下了希望的种子。如果将他的人生的这几步也看做几步“闲棋”的话，那么，他早就把振兴祖国炼油工业的“种子”深埋在心中了。
和许许多多留学海外的赤子一样，1950年6月，侯祥麟历尽艰辛和周折，从美国跨过太平洋扑向了祖国母亲的怀抱，映入眼帘的是战争的创伤和旧中国留下的烂摊子。
他一到北京，清华大学化工系主任就请他到新成立的燃料研究室工作。他在该室任研究员兼化工系教授。1952年，他到中国科学院大连石油研究所任研究员、代主任，1954年任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炼油处主任工程师。在前苏联和东欧的一些国家的炼油基地上、炼塔丛林中，都留下了侯祥麟的足迹。可是，我国的石油化工几乎是个空白，石油产品的90%以上依靠进口。新诞生的共和国到处在呼唤着维持生命的“血液”。毛泽东主席曾忧心忡忡地感叹道：“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没有石油是转不动的。”
中国的炼油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工业之一，它生产的各种产品用途非常广泛，涉及到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然而，没有石油，搞炼油也就无从谈起，于是，侯祥麟致力于人造石油的研究，他在参加恢复扩建老的人造石油厂的同时，四处奔波勘查，终于建起了新的人造石油基地———茂名油页岩公司。
“五朵金花”之一的催化重整是制取高辛烷值汽油组分和轻质芳烃的重要手段，它的产品既可作为高辛烷值车用汽油的组分，又可将其轻质芳烃抽提出来作为合成纤维、合成橡胶、合成塑料的原料或制造炸药的原料，所以，这项工艺在石化工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由于这项工艺需要金属铂，而铂比金子还贵重，中国无铂，全靠进口，所以，一些人认为搞这项研究不符合国情，没有必要。但是，具有科学预见的侯祥麟，从1952年开始就下了这步“闲棋”。
1956年，国外归来的博士武宝琛、林正仙、闵恩泽带领科技人员投入试验之中。没有厂房，借用北京石油学院(现中国石油大学前身)的几间平房进行催化剂制备的改进和放大试验。后来的试验就是在以前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很快取得了成功并投入了生产。
在培育“五朵金花”的日日夜夜里，侯祥麟在研究院、在试验室、在炼油厂之间奔波着。他急着、盼着，千方百计、争分夺秒让这些炼油新工艺早点开花结果。当年负责硅铝小球催化剂研制工作的闵恩泽院士回忆说：“侯院长大到科研方向、试验方案的制订，小到试验的每个环节都亲自抓，亲自过问。一次，兰州炼油厂的一份催化剂研制设计书需要修改，叫我们把有关资料寄去。侯院长听了很着急，说：‘不能寄，你立即乘飞机送去!’我对这件事印象极深，因为那次是我平生第一次乘飞机。由此可见，侯院长急到什么程度。”
侯老回忆起当年，情不自禁地说：“我们为了冲破外国封锁，发展我国自己的炼油技术，甘愿献出一切，这是为了祖国的振兴，为了使我国不受外国欺凌，这是爱国主义，不是排外主义。科学应为全人类造福，科技的发展很需要国际间的交流，但首先要有自己的科学成果，才有基础去交流，科技工作者是有祖国的，只有祖国的强盛，才有基础为人类谋幸福。”
最令侯祥麟欣慰和振奋的是，“五朵金花”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我国炼油工艺技术实现了重大飞跃，接近了国际先进水平。后来，这些成果还获得了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奖。“五朵金花”使我国的汽油、煤油、柴油、润滑油等四大类产品自给率达到100%，从此，结束了中国人使用“洋油”的历史。
和那个时代的许多科学家一样，侯祥麟也曾经身陷“文革”囹圄。1971年8月，他终于从湖北干校回到了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第一副院长领导岗上，后任院长。他如鱼得水，如虎添翼，积蓄了六七年的力量迸发出来。他倾注全部心血狠抓科技队伍和科研秩序的恢复，组织领导广大科技人员瞄准当时世界先进技术水平攻关，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顺丁橡胶和维生素发酵工业的改进，提升管催化裂化、渣油催化裂化、减黏、溶剂脱沥青等新工艺的开发，以及新型催化裂化重整加氢异构化催化剂等许多石油化工新产品的研制，使我国石油化工科学技术发展到了一个新水平。
“石油之花”绽开了中国石油工业的希望之花，浇灌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之花，也催旺了老一代科学家辉煌的人生之花!

“搞好能源战略，我要竭尽全力”

历史竟如此的相似。每当共和国遇到石油发展上的“困惑”之时，侯祥麟总是能站在党和人民期盼的目光前，毅然擎缨前行。这是历史的偶然，也是历史的必然。
1978年的春天，是科学的春天。
侯祥麟的命运，也同国家的命运一样，发生了重大转折和深刻的变化，66岁的他刚被任命为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就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政协委员和常委。此后他连续担任三届政协常委，历时15年。
作为石油工业部副部长的侯祥麟，主抓科技工作，兼管炼油生产。此时，正值全球性能源危机，油价直线上涨，炼油厂面临的形势尤为严峻。他审时度势，认清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开辟利用其他能源的途径，研究利用甲醇、乙醇代替汽油及其他研究采用各种提高燃烧效率、节约能源的技术等石油的节约、代用，这些仍将是各国的重大科技问题，石油加工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适应这种形势。
侯祥麟从节约能源入手，首先抓管理，培养典型，全面推广，进而推动技术进步，科研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1979年至1982年石油系统获国家发明奖的项目有二等奖6项，三等奖12项。炼油工业生产技术水平也有较大提高，节能成果尤为显著，能耗下降了大约40%。每炼一吨原油的综合能耗由1979年的105.5万大卡降到1984年的71万大卡。6年中共节约燃料折合原油930万吨，有些炼油厂原油蒸馏装置能耗标准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承载了越来越重的资源、能源压力。侯祥麟越来越关注节约能源的问题。2005年3月3日，他和33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光明日报上撰文，大声疾呼：建设节约型社会刻不容缓!侯祥麟说：“在我国人均资源相对贫乏而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要求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莫过于建立节约型社会。”现在，他看到建立节约型社会受到国家重视感到无比欣慰。
上个世纪80年代初，石油化工行业的体制严重制约了石油工业的发展。侯老敏锐地看到这种格局不打破，石油化工就不能有大的发展，他以中国石油学会理事长的名义，组织石油化工方面的专家，研究如何用好我国每年生产的一亿吨原油，并在中国科协的委托下，主持了100多人参加的论证会，起草了《关于合理利用一亿吨原油的若干建议》，上报国务院，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重视。此后，在康世恩副总理领导下，侯祥麟和有关专家一起酝酿将三个领域合为一体。1983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侯老兼任总公司技术经济顾问委员会首席顾问。
在政协常委这15年的岗位上，侯祥麟亲身参与了国家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和调查研究工作。他以战略科学家的高瞻远瞩来参政议政。如改革开放初期，国内急于更新设备，进行技术改造，不惜重金纷纷引进国外的技术设备，但由于消化吸收不够，盲目、重复引进。看到这种情况，侯老心急如焚。他与科学技术组的同志一道，于1986年写出了《关于技术引进问题的几点意见和建议》的报告，就技术引进方面产生的重大影响和主要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1988年，他作为第七届政协科技委员会副主任，一上手就抓科研体制改革的调研，他带领调研组深入北京、上海的科研院所和企业调研，1990年完成了《进一步完善和深化科技体制改革》，1992年又完成了《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步伐》，并提出了具体措施。这些调研报告都起到了推动作用。1992年，他就提出创新问题、营造创新的环境，呼吁建立创新的机制、防止人才流失、解决人才断层、创造人才勇于创新的环境问题等。
面对工程技术工作严重薄弱，束缚经济潜力发挥，侯祥麟建议党和国家领导人把工程技术工作放在整个科学技术范围中的特殊重要位置。针对技术科学没有受到足够重视，许多有成就的工程技术人员进不了科学院，阻碍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他在政协会议上多次呼吁成立中国工程院，同时，他和其他5名中科院院士作为发起人，给党中央、国务院写报告，提出这一建议。1994年6月3日，中国工程院终于成立，他成为主席团成员，参与了初创的所有工作。就在他90多岁高龄的时候，仍然为中国工程院的工作而奔波忙碌着。
1993年起，我国从石油净出口国变成净进口国，进口总量逐年增加，石油对外依存度不断提升。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石油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
2003年5月25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侯祥麟的家。石油资源开采、规划和储备等问题，是温家宝与侯祥麟十分关心的话题。温家宝认真听取侯祥麟的建议，并就一些技术问题与老人进行讨论。温家宝拉着侯老的手，亲切地说，随着我国经济的日益发展，石油消耗增长很快。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做出详尽的战略规划。他希望侯祥麟发挥自己的专长，在这方面多做贡献。从这次会见开始，年逾九旬的侯祥麟接受了总理的重托，担任中国工程院“中国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中去，为祖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能源安全而拼搏奉献着。
是巧合，也是必然。早在1957年，45岁的侯祥麟参加了周总理亲自主持的国务院《1956年-1967年国家科技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那是新中国科技事业奠基性的工程。作为规划中的石油项目完成者之一，他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此后的几十年里，侯祥麟领导完成了一系列重大炼油技术课题，成为我国炼油工业科技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为推动我国炼油工业技术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作出了突出贡献。
侯祥麟以强烈的责任感和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组织协调研究工作，历经一年多的调查研究，他们科学地分析了我国和世界油气资源的现状及供需发展趋势，提出了我国油气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指导原则、战略措施和政策建议。温家宝总理先后三次组织国务院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听取课题组汇报，并主持召开国务院专题学习讲座，研究制定国家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的有关问题。他对研究成果多次给予高度评价，指出：“这次研究集中和反映了科学家、政府部门和企业的意见，这种集成研究方式是一个创举，是科学民主决策方法的一种新的尝试，也是我国科研体制改革的一次重要实践。”
2004年6月25日上午，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主持国务院办公会议，听取中国工程院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咨询项目的汇报。
温总理侧身倾听，把亲切的目光转向侯祥麟院士。作为课题主要负责人，侯祥麟院士抖擞精神，支撑起瘦小的身体，字斟句酌，从前瞻性、战略性的高度，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我国油气可持续发展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受到了温总理和与会者的赞扬。“中国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咨询项目，已经成为我国“十一五”发展规划和我国实现小康社会发展决策的一项重要依据。
然而，人们没有想到，就在同一天下午，与侯祥麟院士共同工作、生活了近半个世纪的老伴李秀珍女士不幸与世长辞。李秀珍是他科技攻关道路上的战友，也是他患难与共的挚友，更是他生活中的良师益友。他没有在她的最后时刻陪伴她，可是，“中国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这一丰硕成果是侯祥麟对陪伴他一生的战友和妻子最珍贵的“纪念”。

“我的心境一片明朗宁静”

侯祥麟说：人生的风风雨雨都已过去，我的心境一片明朗和宁静。早在1945年，33岁的侯祥麟赴美留学，船驶入印度洋南行，跨越赤道的夜晚，在浩瀚的星空里，他突然看到了南十字星座。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情，更是他多少年的向往和追求啊!如今，93岁高龄的侯祥麟的心胸，比海洋更宽阔，比天空更晴朗。
侯祥麟是我国炼油工业科学技术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是著名的石油化工科学家，又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社会活动家。对此，侯老只是谦虚地说：“是社会服务家吧。”
他曾是石油部科技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主席团成员、国家科委发明评选委员会副主任和化学化工评选小组组长，全国发明展览会第二、三、四届评委会主任，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委员、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国科技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能源研究会顾问，现任中国石油学会名誉理事长、世界石油大会中国国家委员会荣誉主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高级顾问。对如此繁重的工作，他总是义不容辞，他说：“年轻时的动力来自爱国救国，想走科学救国的路。后来信仰马列主义，追求一个理想的社会。当然距离目标还很远，但要从点点滴滴的事情做起。虽然年龄大了，还要尽力而为。”
他是个社会服务家，驰骋在世界石油的舞台。1979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我国成立世界石油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委员会，石油部副部长侯祥麟担任中国国家委员会主任，同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第十届世界石油大会上正式加人世界石油大会组织，同时成为常任理事会成员。18年来，侯祥麟率团参加了第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世界石油大会，了解世界石油科技发展趋势，并向国内介绍，为发展我国石油科技做出了贡献，也为申办世界石油大会在中国举行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1993年4月23日，世界石油大会40个常任理事国通过秘密通讯方式，中国获得38张有效选票的24票，成为第十五届世界石油大会的主办国。1994年5月在挪威斯塔万格举行的第十四届世界石油大会上，侯祥麟庄严接过大会会旗。1997年10月12日，被誉为国际石油界“奥林匹克”盛会的第十五届世界石油大会在中国成功举行。他和同事们一起发起成立中国石油学会，并担任首届理事长，为构筑中外石油界合作与交流的平台作了开创性的工作。
他是社会服务家，为党的事业舍小家顾国家。他说喜欢做研究工作，对新的发现其乐无穷，而不善于处理人事。但是，这半个世纪中，他老是处在各种领导岗位上。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感到要从大局出发，服从分配，为科研人员创造条件，取得成果，对国家的贡献比其个人从事研究工作多得多。因此他放弃个人从事研究工作的念头，而尽其所能为科研人员安心工作创造条件，培育高素质科研队伍。
他是社会服务家，把科学的火种播撒在青年人的心田。侯老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第一届委员；1986年中国科协成立振华基金会(今中国科技发展基金会)，他是副理事长之一。他主持了多个专项基金：李成智国际象棋基金、中国科技馆发展基金、侯祥麟基金。1996年10月17日，侯老荣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获奖金100万港元。侯老捐出50万元，在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两大公司和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的支持下，设立了“侯祥麟基金”，旨在激励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炼油与石化专业的青年高层次人才尽快成长，早日为国家做出贡献。
他是社会服务家，以高尚的人格魅力感召着科技界。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我国学术界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学术浮躁现象是其中之一。作为社会公正与社会良知的反映，学术界的这种现象引起社会关注。随波逐流还是坚持操守，每个知识分子都面临价值观与人生观的严峻挑战。侯老的言行体现了老一代科学家的崇高人格与道德风范，为整个学术界树立了学习的典范。他不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保证对院士候选人的评价实事求是，不怕得罪人，受到人们的尊敬。他把老家的祖屋捐给了当地政府，把1986年7月8日获得的“马太依国际奖”的2.5万美元奖金全部捐献给国家。
“马太依国际奖”是享誉国际的大奖，奖杯是“征服空间”铜像。他高高举起的这座“铜像”，映衬出中国石油科技的灿烂辉煌。
侯老曾经深情地说：“我知道我所经历的人生道路，也是相当多的中国知识分子走过的路，我的一生无不打上深刻的时代烙印。”是的，他从学化学到搞石油化工，走的是一条科学报国之路；从参加抗战到加入中国共产党，走的又是一条革命救国之路；从参加新中国石油建设事业到参政议政，走的是兴国强国之路。
在他的身上，浓缩着我国从积贫积弱的落后国家到繁荣的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精华，他见证并亲身投入了中华民族争取民主与民族独立、争取富强与现代文明的伟大历史进程。他把个人的命运与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对共产主义充满必胜的信念。
侯祥麟，他用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与坚定信念点燃人生的圣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