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战略科学家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中国的战略科学家们究竟有多“牛”？

他们就是最好的例证——

钱学森是我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是中国近代力学和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奠基人和倡导人。

1956年初，钱学森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同年，钱学森受命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

钱学森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了中国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发展建立了我国的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学等学科……

在钱学森的努力带领下，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李四光是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李四光先后在太行山、九华山、天目山、庐山、黄山、扬子江流域等地发现了大量遗迹，用科学事实推翻了外国人“中国没有第四纪冰川”的错误结论。

李四光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以力学的观点研究地壳运动现象，探索地质运动与矿产分布规律、新华夏构造体系的特点，分析了我国的地质条件，证明中国的陆地一定有石油，从理论上推翻了“中国贫油”的结论，肯定中国具有良好的储油条件。1956年，他亲自主持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在很短时间里，先后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华北、江汉等油田，为我国甩掉“贫油”帽子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黄大年是著名地球物理学家，在航空地球物理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填补了多项国内技术空白，为我国深地资源探测和国防安全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只要国家需要，我就干！没什么好说的。”

归国七年，黄大年带着团队突破了一个个技术难点。在航空移动平台探测技术装备项目上，用5年时间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20多年走过的路程。在尖端装备重力梯度仪的研制上，就数据获取的能力和精度，我国与国际的研发速度相比至少缩短了10年，而在算法上，则达到了与国际持平的水平。

黄大年去世4年多来，按照他生前设计的战略规划，黄大年团队不忘使命、刻苦钻研，努力完成其未竟的事业：移动平台探测中心团队围绕国家深海、深空、深地战略计划，在智能化重载荷物探专用无人机搭载平台研发与集成，航空重力梯度仪研制、移动平台综合地球物理一体化数据软件平台研发等多个方向开展攻关研究，获得了可喜的阶段性成果。

袁隆平是我国研究与发展杂交水稻的开创者，一生致力于杂交水稻技术的研究、应用与推广，发明了“三系法”籼型杂交水稻，成功研究出“两系法”杂交水稻，创建了超级杂交稻技术体系，为我国粮食安全、农业科学发展和世界粮食供给作出杰出贡献，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1966年，袁隆平发表了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这篇论文，拉开了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序幕。1970年，他在海南发现的一株花粉败育野生稻，让杂交水稻研究打开了突破口。

1986年，袁隆平正式提出杂交水稻育种战略：由三系法向两系法，再到一系法，即在程序上朝着由繁到简但效率更高的方向发展。经过多年努力，两系法获得成功，它保证了我国在杂交水稻研究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

1979年4月，杂交水稻国际学术会议上，袁隆平宣读了自己的论文《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中国第一次将杂交水稻研究的成功经验传递给世界。

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袁隆平和他的团队通过开办杂交水稻技术培训国际班，已经为近80多个发展中国家培训了14000多名杂交水稻的技术人才。目前，全球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杂交水稻的大面积种植，并在当地不断创造出高产纪录。全球杂交水稻每年种植面积达到700万公顷，普遍比当地水稻增产20%以上。

2021年9月5日，在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草坝镇的袁隆平超级杂交水稻蒙自示范基地里，第二代杂交稻“超优千号”开始现场测产验收，最终测产结果为百亩片平均亩产1107.5千克，实现连续四年百亩片平均亩产超1100千克。

孙家栋是我国人造卫星技术和深空探测技术的开拓者之一，担任月球探测一期工程总设计师，为我国突破卫星基本技术、卫星返回技术、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发射和定点技术、导航卫星组网技术和深空探测基本技术作出了卓越贡献。

孙家栋是我国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遥感探测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是中国通信卫星、气象卫星、资源探测卫星、北斗导航卫星等第二代应用卫星的总工程师。

从学习飞机设计专业到研制导弹武器再到开创卫星事业，孙家栋把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国家需要，我就去做”的报国之志投身于航天大军，始终不渝地把航天事业作为报效祖国的舞台。他特别强调要坚持自主创新：“在一穷二白的时候，我们没有专家可以依靠，没有技术可以借鉴，我们只能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今天搞航天的年轻人更要有自主创新的理念，要掌握核心技术的话语权。”

刘永坦是我国对海新体制雷达的奠基人，执着于对海新体制雷达研究近40年，填补了我国在这项领域的空白，让中国海域监控面积从不足20%到全覆盖。

从20世纪80年代起，刘永坦坚持自主研发新体制雷达，带领团队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为祖国海疆雷达打造“火眼金睛”。

1989年，新体制雷达实验系统建成，中国人用8年时间，赶完了西方国家二三十年的路。

2011年，具有全天时、全天候、远距离探测能力的新体制雷达研制成功并投入实际应用，攻克了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的核心技术。我国也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该技术的国家之一。

面向国家未来远海战略需求，耄耋之年的刘永坦依然活跃在科研前线，继续带领团队规划实施对海远程探测体系化研究，逐步开展分布式、小型化等前瞻技术的自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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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战略科学家既是国家发展的宝贵财富，也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个体呈现，乃“国之重器”，不可或缺、无可替代。

“坚持长远眼光，有意识地发现和培养更多具有战略科学家潜质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形成战略科学家成长梯队。”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