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在国民的一片欢呼中，接受劝进，宣布废除共和，复辟帝制，改1916年为洪宪元年。

他只做了83天皇帝，然而正是这83天，毁掉了其一世英名。

李大钊曾言：“一世怪杰的袁世凯以符合民意而再起者，卒以伪造民意而亡。”

如果没有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实行帝制，他很可能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人。

当然，袁世凯复辟帝制最终失败了，他的失败也证明了，辛亥之后，用“复辟帝制”作为手段进行集权是走不通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袁世凯确实是中国最后一个敢于实践“皇帝梦”的野心家。

袁世凯是个古代人

袁世凯是一个很矛盾的人。

从他对女人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一二。他在做直隶总督时，就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女子教育机构，让女性能接受现代教育；他甚至还请女教师，给自己的女儿和夫人们上课。

是的，夫人们。袁世凯共有十位夫人，可以说，妻妾成群。袁世凯觉得，有本事的人，才会三妻四妾。

孙中山与其会面后，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说，袁世凯“思想甚亦新；不过做事手腕，稍涉于旧”。

这就是理解袁世凯，不得不正视的一个现实。

他虽然接受了一些现代思想的边角料，但骨子里还是一个古代人。比如，古人迷信，袁世凯本人也很迷信。

从曾国藩开始，湘军、淮军领袖都爱用“相术”观察人，分析人。袁世凯也不例外。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担任大总统，有一天，其亲信梁士诒向他举荐颇有才干的吴鼎昌。

梁士诒的面子，袁世凯当然要给。他接见了吴鼎昌，两人相谈甚欢。就连吴鼎昌都认为袁世凯肯定会用自己。

没想到，一连好几天，会面结束后，袁世凯那边毫无音讯。

梁士诒觉得奇怪，去问袁世凯。袁世凯表示：“吴某人已见过，谈得也很好。但是，此人我不敢用。”

梁士诒追问，为什么？

袁世凯说：“此人嗓哑无音，脑后见腮，系反骨相，所以不敢用。”

梁士诒觉得这太荒唐，再三请求，最后袁世凯抹不过梁士诒面子，但又不想让吴鼎昌这种有反骨的人留在自己身边，于是就委派他担任天津造币厂监督一职。

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一书里提到，袁世凯之所以要称帝，是因为袁世凯家族有一个魔咒，家里男丁寿命都不长，最长寿的袁甲三只活了57岁。袁家这个短寿的传统给做了总统的袁世凯也带来很大压力。

在五十五、六岁的时候（与国民党和日本斗争最激烈之时），袁世凯就怕自己余日无多。这个时候“太子”袁克定正好利用了袁世凯的恐惧，告诉袁世凯，只有做皇帝做“真命天子”才能突破袁氏家族传统里的生死大关。

唐德刚认为，袁世凯显然是听信了袁克定的胡说八道，堕入圈套才决心称帝。

这当然不是袁世凯称帝的唯一因素，但也是众多因素中的一个。它强化了袁世凯称帝的野心。

而且，袁世凯“做事手腕，稍涉于旧”的表象，不只是迷信这一说，在政治问题上，他的底层思想其实并非共和，甚至也不是君主立宪，而是君主掌握绝对权力的开明专制。

开明专制拥护者

1912年3月10日下午3点，袁世凯在北京的外务部迎宾馆，向南而立，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的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他在就职仪式上说：“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

可是，几个月后，他仍没弄清楚，自己参与其中的共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他曾郑重地向23岁的青年秘书顾维钧询问：“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像中国这样的情况，实现共和意味着什么？”

这个问题在当今看来，已经算是常识问题。可在刚刚告别帝制、1910年代的中国，确实是一个真问题。

英国作家道格拉斯·亚当斯曾经说过一段名言：“任何在我15到35岁之间诞生的科技都是将会改变世界的革命性产物；任何在我35岁之后诞生的科技都是违反自然规律要遭天谴的。”

对袁世凯来说，“共和”就是他“35岁之后诞生的科技”。

袁世凯因为长期在朝鲜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交锋，因此，他最了解的外国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而当时的日本长时间处于一种开明专制状态——思想上，允许民众有一定自由权利和私有产权，但人民要绝对服从于君主命令及法律。

作为第一线外交人员，袁世凯是当时清朝最能感受到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依靠开明专制而使得国力蒸蒸日上的人。

所以，在甲午战争后，袁世凯第一个上书军机大臣鼓吹变法革新，认为“日本变法，雄称东亚，缅、越守旧，渐就澌减，近世之效，彰彰甚明”，“然目今中国形势，舍自强不足以图存，舍变法不足以自强”。

可以说，在国家层面，袁世凯最反感的是日本，但从改革层面而言，袁世凯真正了解的，真正想效仿的也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

袁世凯在晚清最后十年改革中，虽极力鼓吹君主立宪，但究其实质，也是为了在责任内阁中获得总理职务，得以大权独揽。

当时，御史赵炳麟就曾批评袁世凯鼓吹责任内阁的目的，是 为了方便他个人独揽大权：“中国现在一时难以成立下议院”，责任内阁没有下议院监督，便成了“二三大臣专权”。“内外皆知有二三大臣，不知有天子”，这不是君主立宪体制，而是“大臣专制政体也”。

这才是袁世凯最深层的想法，不是“君主立宪”，更遑论民主与共和——他既理解不了，也没有理解的兴趣。

内外支持

原本就对共和体制不感冒也不理解的袁世凯，当了总统后，很快发现了一个很困惑的现象——自己作为总统，要召集总理和各部长们开会，总是很难准时召齐人。比如说好9点开会，结果10点都来不了。

一问才知道，通宵打麻将，起不来。袁世凯很生气，但也没有太多办法。从临时参议会开始，就在许多重大事件中暴露出不成熟，而第一届责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在许多事情上不仅抵制袁世凯作为大总统的合理命令，甚至在许多事情上唐绍仪考虑更多的是同盟会的利益。

正因为“议会政治”在民国严重水土不服，使得许多有识之士开始反思“议会政治”究竟适不适合中国。

而在日本“二十一条”事件后，全国都在要求中央振作，要求卧薪尝胆，换言之，就是要求“救亡”。但在当时来看，要想恢复秩序与稳定，同样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一个可以让地方俯首帖耳的中央。

苦于权力受限的袁世凯，也是这么想的。

对长期浸淫于清朝官场，在传统帝王思想中塑造其自己价值观的袁世凯来说，能够有效集权的最好经验就是称帝。

总而言之，袁世凯复辟帝制真正原因，总结归纳就是四个字“路径依赖”。近代中国真正的主旋律是“救亡压倒启蒙”，而要想成功“救亡”，必须要有强有力之中央，袁世凯作为大总统权力虽然大，但是袁世凯接手的是一个非常弱势的中央，袁世凯不仅不能完全控制南方地方派系掌握的省份，就连北洋系担任督军的省份，他也越来越掌握不住。

所以，真正了解日本明治维新开明专制内情的“清朝人”袁世凯，为了重塑中央权威，也为了给他个人“冲喜”，他最终选择了称帝这条路。

袁世凯可能从来没有想到，复辟帝制不但让他彻底失去了所有的权力合法性，也摧毁了他此前所有的政治威望与历史声誉。

同时，他也用自己的失败，向世人宣告了，中国已经彻底走出帝制，再无回退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