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78年，谈家桢在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做遗传工程学术报告。2008年11月1日7时18分，我国著名遗传学家、中国现代遗传科学的奠基人之一谈家桢先生在上海逝世，享年100岁。 　　　　　　　　　　　　　　　　　　　　　　　　

他是国际著名遗传学家、我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之一、杰出的科学家和教育家。他第一次将“基因”一词带入中文，创办我国第一个遗传学专业，建立我国第一个遗传学研究所，组建我国第一个生命科学学院。

如今，这位跨过百岁的老人，已静静离去，而以他名字命名的“谈家桢星”依然在天际闪耀，他终身为之奋斗的学科早已在中华大地生根开花、硕果累累，一代代优秀学子正接过他的“接力棒”，为祖国遗传学理论的发展和应用奉献力量。

谈家桢一生与遗传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早年，抱着“科学救国”的志向，谈家桢远涉重洋，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师从现代遗传学奠基人摩尔根及助手杜布赞斯基攻读博士学位。由于成绩突出，导师盛情邀请他留下继续从事遗传学的研究，但是谈家桢先生放弃了定居国外的机会，强烈的爱国意识和发展中国遗传学的事业心，促使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归国之后，谈家桢以一颗赤子之心，培育了我国遗传学最初的萌芽，同时也聚拢了诸多优秀人才，为我国遗传学科的发展组建了一支生力军。

复旦大学副校长金力教授，是谈先生10多年前到美国请回来的专家。1994年冬天，86岁高龄的谈先生专程到美国斯坦福大学拜访金力，畅谈发展生命科学的想法，真诚地邀请他到复旦大学遗传所工作。“对我来说，谈先生是学术巨人，而我虽然有了点成绩，但仍是个晚辈。”金力告诉记者，“当时我想到先生当年毅然回国，只手撑起中国遗传学的教学和研究；想到先生遭受挫折时依然坚持真理，为遗传学在中国留下绵绵一脉，我忍不住落下了眼泪。先生以他的亲身经历让我明白一个道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而我属于中国。直到现在，一想到这一幕，我的眼眶总是湿的。如果没有当年那刻骨铭心的一幕，我可能没那么快回到祖国。”

随后，国际著名发育生物学家许田也在谈先生的召唤下回国效力，1999年成立了发育生物学和分子医学研究所。此后贺福初、赵国屏、熊跃等知名专家，也陆续回到祖国，为祖国的学术事业奉献自己的智慧和汗水。

作为学者的谈家桢早年就显示出了过人天赋。1934年开始，谈家桢在摩尔根和杜布赞斯基的指导下，从事果蝇不同种染色体遗传结构和遗传图的研究，27岁那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与此同时，他开始陆续发表以亚洲瓢虫为实验材料进行经典性群体遗传学的研究成果。

1944年，谈家桢发现了异色瓢虫色斑遗传的嵌镶显性现象，于1946年进行理论概括并正式发表，这一创新性研究成果，至今仍被列为教科书的经典内容。这些成果引起国际遗传学界的巨大反响，被认为丰富和发展了摩尔根遗传学说。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谈家桢确定了当时在国际上首创的以猕猴为实验材料从事辐射细胞遗传学的研究课题，为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实际应用等方面提供了科学依据。到了70年代，这项研究进一步延伸，他和他的学生在国内首先从事环境化合物的毒理测试和有关环境诱变剂的研究。他指出，对人类有害环境因子能使生物遗传性发生诱变，以及致癌和致畸。

美国科学院院士詹姆斯对谈家桢先生的治学精神十分敬佩，他说，谈先生直到1979年70岁时，才得以重新开始遗传学研究，那时遗传学正朝一个新的方向发展，可他却迅速成为这方面的领导者。他注视着分子生物学技术，还写过许多评论和综述，内容涉及遗传学、进化和先进技术带来的变化。他是构建人类基因组文库的早期倡导者，他指导了关于水稻基因的各种研究，他用线粒体DNA来研究人类的变异性……

谈家桢先生的贡献不仅在于这一系列卓著的研究成果，更在于推动了祖国的遗传学科的发展。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贺福初先生回忆说：“1978年3月18日的全国科学大会，让全社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在谈老等专家的大力推动下，遗传／基因工程被列入重点发展的八大工程之一。我们后来知道，遗传／基因工程在上世纪70年代才诞生，那时，国际上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科技发达国家将其明确地列入国家重点发展的战略性领域。由此可见谈老对科技前沿与发展大势的敏锐性、前瞻性。可以说，中国的生物工程是从遗传／基因工程起步的，而没有谈老当初的鼓与呼，就不会有后来中国遗传／基因工程的大发展，自然也就难有中国生物工程的今天！”

“如果没有谈先生的大力推动，我国基因组研究的发展也许没有那么顺利。”卫生部部长陈竺院士曾这样说。谈先生1997年写信给中央，建议保护我国遗传资源，成立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很快得到中央领导批示，并由此在我国南北成立了两大基因组研究中心。

正是在谈先生的努力下，我国创建了第一个遗传学研究所，组建了第一个生命科学院，培养出一代又一代遗传学优秀人才……

谈先生生前在为复旦大学百年校庆致海内外校友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吾平生无所追求，终生之计在于树人，希求我的学生以他们的学识服务于社会，贡献于人类。在我古稀之年，眼见我的学生，不论在国内或海外，个个脱颖而出，在各自领域里出类拔萃，不少人并以他们的创新精神走在生命科学的最前沿，做出了为世人所公认的成就，我为之感到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