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工程与哲学有什么关系？工程哲学是一门新的哲学分支学科吗？”2002年，国内外第一本工程哲学专著《工程哲学引论：我造物故我在》的出版，不仅开拓性地解读了工程与哲学之间的奥秘，更是率先打开了工程哲学研究领域的大门。2021年10月，该书的英文版由国际著名学术性出版社Springer出版，成为Springer出版社“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系列丛书的第39卷，也是该丛书中唯一的译著，再一次掀起了学界对工程哲学的热烈讨论。时隔近二十年，为何这本书仍蕴含如此活力？工程与哲学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奥秘呢？

文字｜刘思彤 朱琳琳

李伯聪教授慢慢地推开门，轻轻挥手打了一个招呼，紧接着便摘下帽子。笔者这时才发现，帽子下的他已白发苍苍。简单地应着几声问候后，他便顺着位置坐下。李伯聪教授是中国科学院大学哲学博士点带头人、博士生导师、资深教授，他的表情通常都是非常严肃的，今天也不例外，直到他听到工程哲学四个字时，他才微笑着点点头，“我很想让更多人听到工程哲学的声音，也希望有更多人可以了解这个领域。”

科学、技术与工程

年过八十的李伯聪教授，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率先“以坐冷板凳的精神”开始研究工程哲学，大约过了20年才在2002年出版了国内外第一本工程哲学领域的系统性专著《工程哲学引论：我造物故我在》。该书明确提出“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认为科学活动的核心是“发现”，技术活动的核心是“发明”，工程活动的核心是“建造”；论证了“我造物故我在”这个工程哲学基本观点，进而系统分析了工程哲学的一系列基本范畴。

李伯聪教授说：“在日常生活中，不少人常常把科学、技术、工程混为一谈，这是不恰当的。其实，科学、技术、工程是三种不同的社会活动。”

“首先，三者的核心内涵不同。科学活动是以发现为核心的活动；技术是以发明为核心的活动；工程则是以建造为核心的活动。”

“其次，‘成果’有不同的性质和类型。科学活动成果的主要形式是科学理论，它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是‘公有的知识’；技术活动成果的主要形式是发明、专利、技术诀窍（当然也可能是技术文献和论文），它是‘私有的知识’，是有‘产权’的知识；工程活动成果的主要形式是物质产品、物质设施，一般来说，它是直接的物质财富本身。”

“第三，主体或主角不同。科学活动的主角是科学家；技术活动的主角是发明家；工程活动的主角是工程师、企业家和工人等组成的工程共同体。”李伯聪教授引用了著名航天工程学家冯·卡门的一句话来做解释，“就像他曾说的，科学家研究的是已经存在的世界，工程师是要创造世界上从未出现的东西。”

“第四，三者有着不同的任务、对象和思维方式。科学活动的任务是研究和发现带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技术活动的任务是发明带有普遍性和可重复性的‘特殊方法’，任何科学规律和技术方法都必须具有‘可重复性’，而不能是一次性的；工程活动就不是这样，任何工程项目都是一次性的、个体性的。”

李伯聪教授补充道，“强调科学、技术、工程有本质区别，绝不意味着否定它们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相反，这是认识和把握三者转化关系的逻辑前提。如果否认区别，认为它们‘一体化’了，那么联系与转化反而随之被‘取消’，就无从谈起了。”

工程与哲学的世纪对话

李伯聪教授对笔者说：“对于‘工程’和‘哲学’这两个概念，人们都不陌生，而且从理论上看，分别以科学、技术、工程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就可以形成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这三个‘并列’的‘兄弟学科’，但是在21世纪之前却没有形成工程哲学这个分支学科。”

是因为工程与哲学碰撞不出“绚丽的火花”吗？当然不是。

工程活动是现代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现代工程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面貌。李伯聪教授在2005年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郑剑的访谈中强调，“这里的工程不是在‘社会工程’含义上使用的‘工程’，而是指像三峡大坝、高速铁路、载人航天等这样的主要针对物质对象的‘工程’。”“世界各国现代化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进行各种类型现代工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现代工程’的活动方式，也涌现了‘工程师’‘企业家’‘现代技师’等新的社会角色和职业类型。虽然古代社会也有大规模的工程活动，比如我国的都江堰工程、秦始皇陵工程、大运河工程以及古埃及的金字塔工程等，但它们与现代工程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同。古代工程的基本生产方式是手工的、个体的，现代工程则是工程化的、产业化的……现代工程是既有现代科学理论指导又有现代技术方法支撑的社会活动方式。”

现代工程的飞速发展不仅带动了现代社会的经济增长，也引来了许多难题。工程的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程度越来越复杂，工程与工程、工程与自然、工程与经济社会之间以及工程自身内部都有许多极其复杂的关系和问题。“所以我们需要进行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需要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以哲学思维把握工程活动的本质和规律。工程哲学就是由此而产生的，其目的是为工程活动和工程建设提供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从而把各种工程搞得更好。”

那么哲学能够解答工程中的哪些问题呢？

“一般来说，工程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计划决策阶段、操作实施阶段、完工后的应用阶段。”李伯聪教授正是从哲学视角去研究和分析在这三个阶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从当前情况看，我们不但需要研究工程哲学的一般理论问题，更需要研究我国工程建设实践提出的各种哲学问题，特别是工程决策和战略的哲学问题，工程科学、工程技术和工程项目的关系和转化问题，工程建设和产业发展的关系问题，工程活动的制度建设和社会影响问题，等等。”在这个问题的落脚点上，他总结道，“工程直接关系经济社会的发展，关系民众的利益和社会的福祉。工程哲学研究不是象牙塔里的游戏，研究工程哲学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工程哲学发展的进程

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都是在欧美形成的，然后传入中国的。可是，在工程哲学开创过程中，中国没有落后，而是走在了国际同行的最前列。

工程哲学是关于工程的哲学。工程不但涉及科学和技术，而且涉及经济（资本）。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李伯聪教授在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方面下了许多功夫，那么在20世纪90年代，李伯聪教授就在经济哲学——特别是制度经济学方面——又下了许多功夫。这是研究工程哲学的又一个难关。在撰写《工程哲学引论》的过程中，他沉心研读了许多制度经济学的文章。

在工程哲学开创过程中，李伯聪教授遇到和思考了许多新的哲学问题。例如，科学是研究规律的，技术和工程是要遵循规则的，讲究标准的。于是，规则就成为了工程哲学研究中遇到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回顾2002年之前写作《工程哲学引论》引论的过程，他感慨万千地说：“这本著作是二十年‘坐冷板凳的产物’啊！”

在《工程哲学引论》出版时，由于这是一个开创新领域的理论性比较强的著作，李伯聪教授也做好了“没人看这本书的准备”，因为工程是实践，工程哲学是理论，有多少人愿意去了解这种对专业性要求很高且理论性极强的著作呢？

但出乎意料的是，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院士亲自为该书撰写了序言，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院士、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主任殷瑞钰院士等人都对该书非常感兴趣。尤其是，自2004年起，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连续立项研究工程哲学，先后出版了《工程哲学》（一、二、三版）、《工程演化论》、《工程方法论》和《工程知识论》，对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工程本体论、工程方法论、工程演化论、工程知识论等进行了新的开拓和研究。工程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可能在汉语里，‘工程’这个词，既包括英文中的‘项目（project）’之义，又包括‘工程（engineering）’之义，因此和国外学者相比，我们从实际情况出发，能够更加认可工程在我们国家发展的重要作用。”进入20世纪中叶，中国已逐渐成为国际上的工程大国，中国工程师们在这样的背景下得以不断实践，积累经验，工程哲学的内容也就不断有新发展和新开拓。

李伯聪教授指出，在开创工程哲学的过程中，中国和欧美的工程界和哲学界都开始逐步改变长期存在的“工程界不关心哲学、哲学界不关心工程”的固有传统，逐步树立“工程界学习和研究哲学，提高工程界的哲学觉悟”与“哲学界学习和研究工程，提高哲学界的工程觉悟”的新传统。而在工程哲学开创过程中，中国、美国、英国三国的工程院也都及时关注了工程哲学在本国兴起的趋势和意义，并且给予了不同方式的支持。特别是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已经成为组织中国工程师和哲学家合作研究工程哲学的强大引擎。

“没有这些工程师，中国工程哲学不会达到现在的地步。”李伯聪笑着说道。国内哲学界与工程界密切合作，殷瑞钰、汪应洛、傅志寰、王基铭、袁晴棠、栾恩杰、王礼恒、陆佑楣、朱高峰、王陇德等中国工程院院士不仅参与了工程哲学的理论研究，还分别主持了航天、钢铁、铁路、三峡工程、通信工程、石化、建筑、艾滋病防治等工程案例研究。李伯聪教授介绍说：“亲自参与工程项目领导与实施的企业家或工程师主持写作的案例研究也是很多的”，例如宝钢集团原副董事长、总经理谢企华主持了宝钢工程案例的研究，交通部原总工程师凤懋润主持了桥梁工程案例的研究，大庆油田原总地质师金毓荪主持了大庆油田案例的研究。这些案例研究内容丰富，使得对工程活动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和新的深度，具有内在的深刻性和灵动的启发性，把对工程哲学的理论认识和实践场景密切结合在一起，对工程哲学的理论发展和思想深化发挥了独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