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认为邓小平同志的跨世纪发展战略与近代中华民族英雄们所设计的种种宏观蓝图既有一定的历史联系，又有本质的不同，关键在于它有严密的科学依据。文章从三个方面论述了邓小平同志的跨世纪发展战略的科学依据：（1）通过世界发展不平衡性原理、 不同文明交替超越论和政府主导作用的论述，从理论上证明象中国这样一个新发展国家，只要认真吸取早发展国家和迟发展国家的经验教训，战略得当，措施得力，就能够成功的实现跨世纪发展战略；（2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十几年来的改革与发展，我国已基本具备了实施跨世纪发展战略的各种社会历史条件；（3）新技术革命的到来， 冷战结束后和平环境的强化和发展主题的进一步凸现，为我们实施跨世纪发展战略提供了良机。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的最大梦想就是实现民族的振兴，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无数的志士仁人不仅为此前仆后继，流血牺牲，而且设计了一个又一个宏伟蓝图。然而无情的是，这些蓝图就象肥皂泡一样一个个破灭了。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归根结蒂，还是因为这些发展蓝图和战略设计停留于理想阶段，缺乏科学的现实依据。今天，我国人民根据邓小平同志跨世纪发展战略思想再一次制定了一个宏大的跨世纪发展蓝图。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构想，中国的现代化将实行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的第一步和第二步战略设想已经提前实现。在此基础上，根据世纪之交所提供的历史机遇，中共中央又提出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迈向21世纪的宏伟纲领，从而使邓小平同志的跨世纪发展战略思想更加具体化、明晰化。
　　通观邓小平同志的跨世纪发展战略与中共中央根据这一战略思想所制定的跨世纪发展蓝图，我们感到，它既与近代以来民族英雄们的不懈追求有一定的历史联系，又与以前的历次强国梦想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不仅具有充分的理论根据，而且是根据国内、国际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现实条件所提供的时代机遇作出的科学选择。
　　　　　　一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实施的跨世纪发展战略将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所实施的最庞大的发展计划。中国跨世纪发展战略如果能够实现，必将从根本上改变在19世纪末期形成的当今世界格局，打破少数几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统世界的局面。这样一个庞大的发展战略是否可行？有没有充足的理论依据？这是我们必须要首先弄清楚的重大问题。我们认为，根据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原理、不同文明交替超越论和政府主导作用论，中国实施的跨世纪发展战略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既包括静态的不平衡，也包括动态的不平衡。静态的不平衡反映了世界各国发展的现实差距，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动态的不平衡主要指发展速度的不平衡，它反映了世界各国发展差距的变动性和暂时性，也预示着后进国家具有赶上发达国家的可能性。在世界发展不平衡性问题上，过去我们过多地注意到静态的不平衡，用一种平衡增长的错误理论看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认为世界各国的发展是一种平衡增长关系和过程，各国发展速度大致相同，落后国家在奋力追赶，发达国家也不会停步。因此，世界各国的发展差距主要是由发展起步时间决定的，起步早的国家永远领先于起步迟的国家，起步不同的国家之间的相对差距将长期保持不变。还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当代世界发展是一种加速度，越是发达的国家发展越快，这样，起步迟的发展中国家永远也无法赶上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但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事实表明，这些观点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无论从世界历史上各文明国家的兴衰史来看，还是从近代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相对地位的变动来看，没有永远先进的民族，也没有永远不变的世界格局，先进变落后，落后变先进的事例举不胜举。世界上最早进入现代化进程的国家是英国，英国也确实曾经成为世界最强大的日不落帝国，但到本世纪，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利用自己的优势先后赶上和超过了英国，使大英帝国风光不再。16年前，当中国刚刚开始进行改革之时，有人断言，中国300年也赶不上美国， 可是仅仅过去十几年时间，世界却在谈论中国将很快成为世界第一还是第二的问题。这种议论虽然有着不同的动机，但它确又反映了一个事实：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缩小。这说明，我国制定的跨世纪发展战略在理论上是行得通的，只要我们自己的战略得当，措施得力，我们就能够一跃而起，成为世界强国的。
　　所谓不同文明交替超越论，是一个尚待建立的理论，这里笔者姑妄言之。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人们发现，马克思当年预言的社会主义将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胜利的情况并没有出现，相反，它却在一些相对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历史发展并不遵循简单的线性一维性规律。其实，我们在世界历史上，曾经多次看到这种“奇特”的现象：古希腊发达的奴隶制度并没有发育出发达的封建社会，中国发达的封建社会也没有发育出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恰恰相反，每种新的社会制度和新的文明总是在原有制度和原有文明的薄弱环节产生与发展起来。笔者认为，这种不同文明的交替超越现象，不是历史的偶然与错位，而是一种必然和规律。其内在根据在于：第一，一种文明越是发达、成熟，越是在当时世界上居领先地位，就越不容易超越自己；第二，在一个文明体系相对落后的地方，越容易滋生出求变的动力，越容易催生出新的文明；第三，在一个文明最薄弱的环节，旧的文明体系和各种制度最容易被打破。在当今西方文明面临着一系列深刻危机的情况下，突破保持了几百年优势的西方现代文明框架的后来者，更有可能来自具有古老文明的东方文化。中国作为东方文化的中心，具有五千年东方文明的源头活水，中国文化所特有的整体性、辩证性和包容性，使我们有足够的智慧处理当今世界面临的种种难题，因而更有可能突破现有国际格局，成功实现自己的跨世纪发展战略，迎头赶上时代的先进水平，成为新世纪的弄潮儿。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但这一过程决不是一个纯自然的过程，人的主体作用始终参与其中。随着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人作为历史主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在当代各国发展过程中，这种主体作用集中表现为政府在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这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大特点。不仅发展中国家政府在本国的现代化发展中起着主导性作用，而且发达国家的政府也从“守夜人”的角色转变为“大管家”。这种政府的主导作用是人类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越来越清楚的表现，也是当代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日趋一体化和国际竞争日益整体化的客观要求。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府的主导作用还体现在如何正确处理后发展效应问题。一般认为，迟发展国家在发展过程中要受到一系列不利因素的制约，主要有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发达国家的示范效应造成人们对政府的期望值过高和“消费早熟”以及社会利益多元化给政府造成的巨大压力；人口与外债重负，环境污染与资源短缺等等。因此，“迟发展效应”将困扰广大发展中国家，使它们无法赶上发达国家，实现本国的现代化。但是这只是迟发展的负面效应，理论和实践证明，“迟发展效应”并不都是消极作用，它也有一系列后发优势：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可以加速文化交流与融合，形成文化创新优势；可以直接利用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优秀人才和管理经验等等。作为迟发展国家，如何充分发挥后发优势，最大限度地克服后发劣势，就看各国政府在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了。因此，各国政府的领导能力如何，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把握和对发展战略和发展道路的选择，就直接影响着各国的发展进程。正因为政府在各国现代化过程中具有如此巨大的作用，才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变后进为先进的历史机会。
　　中国当前政治稳定、社会安定，有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全力从事经济建设和有丰富经验的中央政府，有4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特别是18年的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因此，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和足够的智慧与能力，来改变中国在当今世界体系中的落后局面。我国当前实施的跨世纪发展战略正体现出我国政府出色的战略决策能力，必将显示出巨大的战略价值。
　　　　　　二
　　理论依据只是告诉我们，相对落后的国家如果采取适当的发展战略，具有赶上先进国家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性。我国跨世纪发展战略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经济的全面起飞，把我国从一个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为人均收入达到中等发达水平、综合国力位居世界前列、在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国和强国。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有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决心和勇气，而且要具备进行全面现代化建设的社会历史条件，包括产业基础、社会体制、意识形态、领导能力、国民素质等等。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我国已经具备了实现经济腾飞、民族振兴的历史与现实条件。
　　第一，中华民族的历史证明，中国人具有强烈地民族兴亡意识，有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顽强奋斗、自强不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自强不息、不甘落后的民族。在华夏历史上，我们既有过千年辉煌，也有过百年耻辱，辉煌与耻辱并没有随时间的流逝成为过去，而是以其特有的方式沉淀在中国人的文化“血液”中，使中国的文化根基更为深厚。只要看看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就知道中国人的智慧力量犹在，奋斗精神尚存，决不会满足于跟在世界诸民族之后蹒跚而行，更不会长期任人宰割欺凌。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面临被西方列强瓜分豆剖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形势危如累卵，华夏民族第一次真正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然而中国社会的各界精英奋起抗争，百年未见停顿，真是慷慨悲壮、英雄无悔。虽然大多数都失败了，但又都没有完全失败，每一次的失败都为后来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帮助后来人作出更正确、更符合国情的历史选择。洋务运动、戊戍维新、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近代中华民族追求现代化、追求民族复兴的长长链条。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又进行了各种加速现代化的实验，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在为国家和民族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这种在历经坎坷终不悔的艰难探索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精神，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施跨世纪发展战略的最宝贵、最伟大的精神力量。
　　第二，经过半个世纪的探索与发展，我们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
　　中国在取得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革命的划时代的伟大胜利以后，一直在探索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50年代，毛泽东同志就在思考中国如何以苏联为借鉴，总结我国已有的经验，寻找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自己的建设路线”、“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思想。但由于“左”的干扰，这些重要的思想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贯彻与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充分发挥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智慧，在对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沉痛教训进行历史反思的基础上，全面总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逐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十四大对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科学的概括和评价，郑重地把这一理论写到自己的旗帜上。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党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和政策，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洋溢着鲜明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是我们党在新时期各项工作的根本指针，是中华民族振兴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也是我们实施跨世纪发展战略的最重要的理论保证。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只要路线对头，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但正确的路线从哪里来，只能来自科学的理论。有了正确的理论，就能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毛泽东同志正是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才能在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为中国革命制定出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按照邓小平同志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我们也一定能够制定出全面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确保我国跨世纪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
　　第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仅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飞速发展，使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而且使我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必须的社会凝聚力和社会创新力。
　　社会凝聚力代表着一个民族最深刻的社会整合能力，它反映了一个国家和社会对自己的文化、制度、价值观念和各种规范的认同程度。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可以在整个民族、国家和社会内部产生出强烈的归属感、向心力和一致行动的能力。它既能成为整个国家和社会团结的坚实基础，最大限度地消除社会机体内部的各种隔阂和离心因素，减少许多不必要的内耗与磨擦，又能充分发挥国家和社会的各种潜在能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使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能量朝着一个目标和方向释放，从而使民族文化资源得到最充分地利用。社会凝聚力是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极为重要而难得的社会资源。
　　社会凝聚力的形成取决于民族文化、社会制度、国家目标、社会利益配置等等一系列因素。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凝聚力，但近代以来，由于国势衰落，社会矛盾激化，人心涣散，民族和社会的凝聚力大大降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曾经使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凝聚力得到极大的增强，可惜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很快又使这一宝贵的民族文化资源遭到巨大破坏。1978年以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由于长达几十年的自我封闭，使我们在开放初期一度处于不适应状况，许多人突然面对一个新奇复杂的外部世界，面对中国与世界发展先进水平的巨大差异，民族自心信与自尊心受到严重损伤。但是，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经济持续而迅速地发展，特别是在反复比较和艰难探索中逐步形成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使我国的社会凝聚力又得到恢复和提高。在当前的发展机遇、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上，举国上下取得了空前的共识，认为这是中华民族本世纪面临的最大一次机遇，只要我们抓住这次机遇，就能实现我们的跨世纪发展战略，实现中华民族的重新振兴。可以说，跨世纪发展战略与社会凝聚力之间有一种互相支持、互相促进的关系，强大的社会凝聚力是实现跨世纪发展战略的重要精神力量，一个现实可行的国家振兴战略本身又大大增强了整个民族、国家和社会的凝聚力。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力之所在。没有超乎他人的社会创新力，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世界先进民族。在世界近现代史上曾经领先的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都在不同时期明显地表现出自己的创新优势。江泽民同志说得好：“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先进民族之林。”应该说，通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和建立，我国的社会创新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这种创新能力的具体表现是多方面的，包括观念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组织创新、目标创新、战略创新等等。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相比，我们这个民族在创新方面简直就象变成了另外一个民族。恩格斯曾经指出过，英国在工业化过程中，整个民族好象变成了另外一个民族。今天的中国仿佛出现了同样的情形。想前人所未想，干前人所未干，毛泽东同志曾经极为欣赏过的敢想敢说敢干的局面，终于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形成，这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一种新气象。正是由于整个民族的社会创新机制的全面形成与创新能力的极大提高，各种新的科技发明专利、新的改革方案、新的发展模式、新的发展战略、新的组织制度、新的管理机制、新的评价体系应运而生。这种强大的社会创新力是我们实施跨世纪发展战略的最可宝贵的支撑与促进力量。
　　第四，经过建国以来近半个世纪的努力，特别是改革以来我国经济连续十几年的迅速发展，我们已经具备了实施跨世纪发展战略的各种具体条件。
　　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跃迁过程，这个过程从宏观来看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全面准备阶段，主要是通过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社会改革，为整个社会经济的全面起飞创造条件；第二个阶段是全面起飞阶段，通过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实现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从传统的经济“平原”向发达的经济“高原”升迁；第三阶段是全面发展与持续增长阶段，主要是将持续快速增长的经济成果转化为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整个社会结构的根本转型。中国目前已进入现代化过程的第二个阶段。经过建国以来的长期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我国已经具备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起飞所必须的各项经济条件。比较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比较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广阔的国内市场和国民较高的储蓄率，都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实现了10多年的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
　　不少学者注意到，本世纪60年代初，中国与日本在经济上旗鼓相当，但日本正是在此时开始经济起飞的。经过近20年的持续发展，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而中国却一滞再滞，延误了大好发展时机。有人把它完全归结为“左”的干扰，我以为未免过于简单了，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即使中国没有左的干扰，也不可能出现经济起飞。但是今天，这种历史条件已经具备。
　　首先，我们已经放弃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正在建立和即将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是唯一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现代经济体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必将大大优化我国的资源配置，增强经济活力，从而有力地推动着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向前发展，为实施跨世纪发展战略提供了经济体制保证。
　　其次，我们在干部的年轻化、革命化、专业化、知识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整个干部队伍已经完成了从“马上江山”到“马下治国”的历史性转变。战争年代特殊环境成长起来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主动将祖国现代化建设的重任交给年轻一代。新一代各级干部在文化程度、知识结构、思想观念等各个方面都更好地适应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完全能够担当起时代赋予的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历史性跨越的重任。
　　最重要的一点是，经过长期不懈地努力，我国的国民教育在发展中国家居领先水平，国民素质有了很大提高，拥有极为丰富的进行全面现代化建设所必须的人力资源。据估计，中国目前农业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比重仍高达58％，约有2.5—3.5亿农村劳动力仍停留在农业部门。丰富、廉价、优质的人力资源使中国可以在现代化的最重要阶段，以极低廉的价格获得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资源，以确保跨世纪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
　　当然，中国的国情也还有许多与现代化不相称的地方，但没有一个国家是在所有条件都具备了才进行现代化的。恰恰相反，现代化既要一定的前提条件，同时它本身又是现代化的一所大学校，在现代化过程中，正是现代化实践本身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全面现代化。
　　　　　　三
　　从国际条件看，我国的跨世纪发展战略也有科学的依据。就当前的世界发展大势来看，我们正面临着极为难得的历史机遇。这种机遇主要指两点：
　　第一，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发展的主题更加突出。这样一个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次重要的历史机遇。
　　世界主题的转换首先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太穷，要发展自己，只有在和平的环境里才有可能。”〔1〕现在世界正在发生大转折， “国际形势看来会有个比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即不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环境。”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为难得的国际环境。本世纪前半期，世界的主题一直是战争与革命，军备竞争轮番升级，严重阻碍着各国经济的发展。世界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以后，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已成为一种世界性潮流，军备竞争的烈度大为降低，我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和睦局面，这就大大减轻了我们的军备压力，使我们可以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进入一个多极化时代。美、欧、日等原来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内部矛盾的加深，使今后一个较长时间内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更为减少，也使旧的世界战略格局处于重新分化组合之中。虽然少数国家仍然在搞霸权主义，总是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但已经不可能再象冷战时代那样可以为所欲为了。这种多极化时代有利于我们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推动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形成，为我们实施跨世纪发展战略创造必要的国际条件。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2〕
　　和平是我们发展所必须的国际条件，发展则是我们进行全面现代化，实施跨世纪发展战略的重要动力。在这样一个以发展为最大主题的时代，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也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在谋求更快的发展。它是一场涉及到各国在未来21世纪的世界经济、政治舞台上能否站稳脚跟，能否处于有利地位的大角逐，是两种社会制度在优越性和生存权问题上的严重较量。这样一个时代，对我们来说，当然是一场严重的考验，它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发展、发展、再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3 〕因此，这种全球性大发展的时代特点，既是我们制定跨世纪发展战略的重要时代背景，又是我们实施跨世纪发展战略的重要推动力。
　　第二，当今世界方兴未艾的新技术革命，是我国实施跨世纪发展战略所面临的极为重要的国际条件。
　　二次大战结束以后，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特别是70年代以后，一个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空间技术、海洋开发技术为主的新科技群，日益渗透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极大地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人类的社会生活，成为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最活跃因素。新技术革命带动产业革命，不仅带来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而且诱发经济与社会的巨大变迁，从而为相对落后国家改变自己在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中的不利地位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
　　世界新技术革命引发出三股经济浪潮。一是传统产业对外转移浪潮。发达国家普遍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失去原有的优势，处于产业生产周期的衰落阶段；资本密集型产业由于市场趋于饱和，产业扩张弹性明显减弱，这些产业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纷纷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二是对外投资浪潮。伴随着传统产业的海外转移，必然带来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由于对外直接投资可以绕过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有助于东道国结成利益共同体，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就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普遍欢迎的一种形式。三是高技术产业开发浪潮。发达国家正在全力以赴地开发主导未来的高新产业。今后国际经济主角地位的争夺，就取决于对高技术产业的开发竞争。
　　新技术革命所引发的三大浪潮，对于中国来说都是一次极为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国是人力资源大国，又是全球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市场，正好可以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大力发展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中国正处于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活跃的东亚地区的中心地带，可以利用自己的最佳世界“摊位”大力吸引海外投资。世界高技术开发浪潮也起步不久，只要我们坚持“从长远发展的利益着眼”，坚持科教兴国的战略，采取有力措施，就可以迎头赶上，“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4〕 总之，我们要充分利用难得的历史机遇，以空间替代时间，同时完成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到资本密集型产业再到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变。日本用不到30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一过程，一跃而成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强国。亚洲“四小龙”也是抓住了机遇，把外国的资本和先进的技术与本国的人力资源相结全，很快地占领了发达国家因产业结构调整而出现的市场空缺，创造了“70年代的经济奇迹”，跻身于世界中上等收入国家和地区的行列。只要我们抓住这世纪之交的最后机遇，也能够创造出一个新的经济奇迹。
　　应该说，要实施这样一个庞大的跨世纪发展战略，仅仅靠一定的历史机遇还不够，还必须注意另外一个重要条件。当今世界是一个不公平的世界，整个世界的经济政治秩序往往被少数几个西方大国所操纵。在这样一个不公平、不合理的世界秩序中，发展中国家要想改变自己在世界上落后的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必然要遭到各个大国的打压与抑制。从战后世界发展史来看，发展中国家几十年奋斗的结果，不仅没有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这种差距反而拉大了。发达国家与低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的比例从战后的20倍扩大到80年代后期的46倍，即使是中等收入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在扩大，由7 倍扩大到9倍， 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收入的增长主要是低收入国家所占比重下降的结果。
　　况且，日本也好，亚洲四小龙也好，都属于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特别是在冷战时代，他们的发展都受到美国的支持与保护。对于中国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中国不仅是发展中国家而且由于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这种不公平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中，必然要遭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更多的阻挠甚至遏制。因此，中国能否实现跨世纪发展战略，不仅要看我们是否能够抓住机遇，而且还要看我们是否能够反制这种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是否对不公平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有足够的制约手段。
　　我们认为，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和不懈努力，中国已经具备了反制当今世界不公平的经济政治秩序的能力和手段。
　　在政治上，中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有所不同，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国际舞台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代表，是制衡发达国家和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一支重要国际政治力量。发达国家要取得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合作与配合，就不能公开奉行遏制中国的政策。象鸦片战争后的一个半世纪里那样任人欺凌、宰割的历史再也不会在中国重演了。崇高的国际威望和政治大国地位有利于中国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实施自己的跨世纪发展战略。
　　在经济上，整个世界的经济重心正在向亚太地区转移，中国正处于亚太地区的中心地位，随着21世纪的到来，中国和整个东亚地区将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亚太地区的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一方面打破了300年来的世界经济构图， 使亚太地区成为与西方并驾齐驱的新经济力量。另一方面，也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周边环境。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近年来经济的持续而快速的发展，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也是最有吸引力的国际市场，这就使我国有了与发达国家进行周旋的最重要的经济资源，有了反制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与政治秩序的重要手段。同时，中国是一个人口、资源和地域大国，有足够的国内回旋余地和生存空间，在不合理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完全有能力抵御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发达国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危机转嫁活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坚持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今天世界上，社会主义运动进入前所未有的低谷期。由于中国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必然会遭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更多制约。但另一方面，正因为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又增加了中国反制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能力。中国既实行社会主义，又实行市场经济，坚持对外开放，这就使中国既能够充分利用国际上一切有利于我的因素，为我服务，又能够抵制各种不利于我的国际因素，排除干扰，自主发展。邓小平同志曾说，社会主义有许多优越性，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大事不应该仅仅指工程项目建设，更应该指集中力量维护国家的政治独立和经济利益。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我们就能够团结全国民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集中全国的力量，抵御来自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各种伤害，确保我国跨世纪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
　　总之，今天中国的跨世纪发展战略不仅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而且无论从国内还是从国际环境来看，都具有现实可行的条件。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5 〕这就是我国实施跨世纪发展战略的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