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鲁迅进行文学革命的时代是东西方文化冲突最激烈、最血腥的时代。当时，西方文化通过军事的征服与经济的扩张在全球范围内表现着自己的优势。不可避免，中国也陷于西方国家政治干预与支配的局面并面临着亡国的巨大危险。中国的政治危机从本质上来说，其实是中国文化危机的表现。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大攻势，当时的一些中国文化人清醒而又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固有文化（传统文化）的软弱与无力。为了避免亡国的政治危机，这些文化人对中国政治背后的中国文化的本质进行了反思并表现出彻底摆脱固有文化（传统文化）束缚的强烈愿望。但是，通过深入的比较与分析，我发现这些文化人无论如何也摆脱不掉的又恰恰正是这个固有的文化（传统文化）。
　　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对于一个有着深厚传统的文化来说，彻底抛弃传统其实意味着自己固有文化的自杀和自己固有文明的终结。虽然这种意识在当时中国文化人的言论中并没有明确的表述，但我感觉到在他们的潜意识中是无时无刻不深切而痛苦的感受着的。因此，当时的中国文化人把挽救自己文化危机的悲情转化为挽救国家的政治危机的努力，其动机是不难理解的。这种努力的结果是政治的危机虽然暂时能够得以避免，但深层的文化的危机却依旧存在而并没有消失。其实，将一切文化现象都归结为政治活动的做法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中国儒家的政教合一的悠久传统。这种传统其实正是中国文化危机的根本原因，而完全抛弃这种传统又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杀与中华文明的终结，在这种两难选择中痛苦挣扎着的当时中国文化人的典型我以为非胡适与鲁迅莫属。
　　与鲁迅的只要解决了中国的政治危机也就解决了中国的文化危机的看法不同，胡适则主张要解决中国的政治危机就应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文化的危机。我认为鲁迅的真实想法并不在于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本质上存在着缺陷，只是中国的当权者个人道德素质的低下造成了中国政治的腐败，因此，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在改善腐败的政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可以使用一切手段包括暴力革命。而胡适则认为中国政治的腐败恰恰是由于中国文化在本质上存在着难以改造的缺陷，因而，挽救中国政治危机的根本方法就在于彻底抛弃旧的文化而代之以新的文化，然而，这种文化转型的新文化替代品，胡适开出的"药方"却是西方文化，即"全盘西化"。这种文化的横的移植的结果必然造成自己固有文化的死亡与终结，因而，胡适的"全盘西化"的主张为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所断然拒绝。矛盾的时代中难以解决的矛盾问题，正是当时中国文化人充满矛盾思维的一个最好的注脚。
　　鲁迅把文艺当作挽救中国政治危机的工具，并进而让文艺承担起挽救中国文化危机的重任,这显然是过分夸大了文艺或许有或许根本就不具备的功能。而1949年之后的中国官方又将鲁迅的文艺思想指定为正统的文艺思想，我们看到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古老的中国文学传统在中国毫无抵抗而又自然而然地得以全面回归。胡适艰难地要使文艺从政治的束缚中独立出来，并且，文学革命的发展也确实艰难但却坚定地朝着这一方向前进，然而，遗憾的是，脆弱的中国文艺根本无力摆脱政治铁腕的控制与掌握。因此，文学革命在一场政治事件后被终止，似乎这正表现了中国文艺与政治之间互相难以摆脱的宿命。这也正是中国文人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无论如何也难以互相摆脱的历史宿命的一个绝佳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