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4年4月8日下午3时，“白求恩奖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呼吸学会主任委员钟南山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接受在线访谈并与网友交流，主题是“我的信仰与追求”，视频主持人是人民网记者孙娟。

   
 　 科学家等专业人士一旦成为社会的焦点，更容易被媒体和公众所关注。我希望能够尽量减少社会活动，能够给我更多的时间进行研究工作，当前重点要研究几个我们所创造的治疗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这些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进行。
　　医德不在于单纯对病人的态度和对病人的同情，医德最主要的核心是解决病人的问题，也就是说医德好最终体现在能够更有效地解决病人的问题，医德好的人他会想尽办法钻研业务。   
  

　　[主持人]：各位网友下午好！欢迎收看人民网今天的视频直播，在防治“非典”的战斗中，钟南山院士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呼吸病专家，钟南山以自己面对灾难时的勇气，给予处于迷茫和恐惧中的人们巨大的信心。在中央电视台2003年人物评选中，评选委员会提出的理由是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他以科学家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冷静应对灾难。今天我们欢迎钟南山院士做客强国论坛，就信仰与追求话题与各位网友在线交流。钟南山院士您好！

　　【钟南山】：各位网友，你们好！

　　[主持人]：我们从现在来回忆一下去年抗击“非典”的战争，人们将抗击“非典”的疫情称作是没有硝烟的战争，在和平的年代经历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每个人都有感触和收获，您能不能跟大家谈一谈您的收获？

　　【钟南山】：“战争”是一个广义的名词，人和人如果通过武力来解决问题，那是战争。战争一般是人祸，不管是正义还是非正义，都是人和人用武力解决问题。实际上战争也有人对自然、天灾、疾病的战争。当然，不管是针对天灾或者针对疾病，假如说是站在第一线的话，也都会有生与死的问题。在和平年代，我想跟一般的战争有些不同的地方：一个是我们面对的敌人是人类共同的敌人，也就是说不管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任何制度所遇到的敌人，比如说像SARS、像洪水、像天灾，那是人类共同的敌人，需要我们更广泛的团结才能赢得这次战斗。第二，我想在和平年代遇到的所谓没有硝烟的战争要更加讲究科学，减少死亡。比如说在衡阳发生的大火，有22个公安民警英勇牺牲了，做出非常大的努力，得到全国、全世界人民的尊重。但是，我们在总结的时候也要总结一下，如何减少牺牲，甚至是无谓的牺牲。同样，对待疾病也有这个问题，“非典”是急性传染病，所以也会死人，但是我们要更多地考虑如何减少死亡，依靠科学，这一点在和平年代更加重要。

　　[主持人]：因为战争能造就英雄。我在采访您之前问过我的一个同学，我说钟南山院士给你的印象是什么？他说在抗击“非典”的时候，您更像是武侠小说中的侠客。您的出现给予当时处于迷茫中的人们很大的信心。您是怎么评价自己在去年抗击“非典”中的表现？很多媒体称您是中国抗击“非典”的领军人物？您自己怎么评价？

　　【钟南山】：我从来没有把自己放在那个位置上。我想了一下，如果要说我自己做了一些什么？我想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可能我比较善于把群众的智慧集中起来，比如说大家对“非典”的诊断、治疗的经验，因为这是无章可循的，摸着石头过河，更多地听取大家的意见，把大家的意见提炼出来，提出一个看法，这个看法更加接近于实际。第二，在处理紧急事件的时候，常常遇到这么一个情况，一方面这个事情你没有完全的把握，但是另一方面需要你做出决策，这个时候往往需要有人来作出决策。这和一般的科学研究不太一样，科学研究往往是在反复的验证以后才能做出最后的判断，或者说来执行。但是在一个紧急的事件前，你慢慢研究，要是让这种病蔓延下去或者一次一次的发生，那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这个时候往往在你有些把握、有依据了，但是还没完全有把握的时候，需要你来做决定，我提出一个比较坚定的意见，比如说对病原学、对如何处理病人、对如何协作方面，作用就在这儿。

　　[主持人]：就是说您站出来说话？

　　【钟南山】：一方面是有点依据，但是这个依据不是很有把握，有点风险，但是这个时候总得有人站出来说话。

　　[强国顺民]：您觉得您当时的压力来自于哪方面？

　　【钟南山】：我最大的压力来自于所讲和所要求大家做的能不能够符合事实，因为符不符合事实不是一般学术上的争论，而是生与死的问题，假如说我是错的，那死的人更多。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压力比任何压力都大，所以，我觉得我的压力是来自于大量病人的前景。

　　[主持人]：通过SARS过去之后，在今年两会期间，我们在很多媒体上看到一张照片，就是您在人民大会堂前被记者团团包围。据我们了解，当时如果想单独采访您不是很容易，您是不是很不习惯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医生到现在这种类似于明星的节奏的转换？

　　【钟南山】：我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感觉到自己有什么变化，还是一个普通的医生，还是每天有时间就去查房、去会诊、去教学、去搞研究工作，所以确实不是很适应。而且我觉得最大的尴尬或者自己觉得最难以对待的事情是，往往媒体注意力太多地集中在我身上不太符合事实，因为很多工作都是我们一个集体做的，或者说我组织、协调、最后决策，但是总的来说是大家一块儿做的。如果把很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我的身上，我自己感觉到有可能时间长了会脱离群众，会跟大家有意无意地划了一个鸿沟，我最大的顾虑是这个。

　　[主持人]：我们今天谈的话题是信仰和追求，因为看了一些您的资料，您是出生在一个医生世家，父亲是著名的儿科专家，母亲是广东省肿瘤医院的创始人之一，父母在您从医道路上的帮助是非常大的，您能不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钟南山】：他们对我的影响是非常直观的，因为我在家里的时候刚刚解放，那时候我刚刚懂事。我父亲是儿科大夫，爸爸、妈妈经常带着有病的孩子到家里看病。我父亲给他们看病，当时也没有那么多的X光，根据临床的经验做一些诊断、做一些治疗，过几天还是远远哭哭啼啼来的，后来很高兴来了，蹦蹦跳跳，家长很高兴、孩子也很高兴。我父亲虽然不大爱说话，但是我从他的表情里看出来他是非常开心的，这很自然地影响到我学医的愿望。我想他对我的影响主要还是从日常生活和对待工作的影响比较多。我父亲很少说话，有时候吃一顿饭一句话都没说过，但是他本人以及他对病人的态度对我的影响是极大的。

　　[主持人]：当医生也是父母当时对您的期望？

　　【钟南山】：他们期望我当医生，但不见得是最大的期望，只看我是否喜欢，如果我选择当医生的话，他们会很高兴。

　　[主持人]：好象父亲对您的教育一直是比较严的，我记得在介绍您的书上说，父亲像很多严父一样很少表扬您，别人在赞扬您的时候，父亲还要给你很多建议。您是在什么年龄才意识到父亲的这种良苦用心的？

　　【钟南山】：在1980年，也就是说我已经40多岁才真正理解。因为以前我父亲对我的一些工作、对我取得的一些成绩或者是对我写的文章、翻译的东西，总是提出我存在的问题、缺点。有时候挺高兴地回家，带了一篇文章说老师表扬我这篇外文写得很好，他马上就给我指出有哪些错，当时我心里还有些抱怨，但是他指出的还真是错。我为什么说到八十年代的时候才真正体会到他对我的爱？1980年底到1981年的时候，我从英国做研究工作回来。我是第一批教育部送到英国去的，要回国了，我记得我的导师是丹尼，他主动写了一封信到驻英大使馆，里面有一段话说：“我跟国外很多学者共事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遇到一个学者像钟医生那么勤奋，那么能够跟我们协作得好，出那么多成果，我衷心的表示祝贺。”我把这封信寄到广州给父亲看，他这是第一次对我表示赞扬，他说得让外国人知道中国人还是能干点事儿，我当时流下眼泪，我想我父亲从来没有对我有特别的表扬，但是这次看到我真的为中国人争点气的时候，他表扬了我。所以，我才知道对我的良苦用心，他严格要求我，就是希望我能够成为真正的、受人尊重的、在国际上有威望的学者。

　　[主持人]：我注意到钟南山院士在说这段话的时候，眼眶里已经充满泪水。您在北医大毕业之后并没有直接做医生，有很长时间没有做临床医生，是因为不喜欢还是因为其他原因？

　　【钟南山】：在我们那个年代的人能够理解，你们大概不容易理解，因为那个年代我们第一要服从分配，也就是说大学还没毕业，就分配我们从事新的专业，当时我搞放射医学，组织上需要，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就去了。所以，你的兴趣是一回事儿，但是组织上需要也得做。

　　[主持人]：所以从36岁您才开始？

　　【钟南山】：当时搞宣传工作，但是时间并不太长，五六年，以后就是文化大革命，所有的东西全部打乱，所以在那段时间，1966年一直到1972年，我当过农民，当过宣传队员，当过锅炉工人，当过北医校报的编辑，什么都干过。我想刚才您的问题恐怕不是我自己想的，而是当时的形势造成的。但是，我并不觉得后悔，因为经过了差不多十多年的时间，我懂得了社会，也懂得了社会的酸甜苦辣，知道应该怎么对人，知道应该怎么珍惜自己的时间，知道应该怎么珍惜自己得到学习的机会。所以，这些不是很顺利地读书、工作的人所能体会到的。

　　[主持人]：这段经历对您今天能够面对困难、面对科研的治学态度是有很大帮助的。

　　【钟南山】：当一个人什么都干过，什么都遭遇过，社会上什么白眼都接触过，而且很多批评、看法都接受过，在这样的情况下，对现在遇到的一些困难，就觉得能够等闲视之了。

　　[主持人]：可以更好地坚持自我。

　　【钟南山】：那个时候成天说“这几年把我培养得刀枪不入”，也就是说对于很多的挫折，觉得比较容易，能够对待。

　　[主持人]：钟院士，您从36岁开始真正作为一名医生，在您最初行医阶段里是不是也不很顺利？您还记得第一天穿白大褂时候的感受吗？

　　【钟南山】：第一天穿白大褂的时候觉得自己不像一个大夫，那时候刚从文化大革命过来身体特别好，皮肤特别黑，一般人觉得我是体育老师的。更重要的是穿了白大褂，当医生却不太合格。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多月以后到了急诊室，到农村接触了一些大咳血病人，有个病人是结核大咳血，我把他送到医院，自己还挺高兴。第二天主任找我，说你昨天接的是什么病人，我说是结核大咳血的病人，他说你的诊断错了，那边医院说病人是呕血，胃部出血，后来检查发现是卡了一个鱼刺。这件事给我印象非常深，为什么？当个医生连咳血和呕血都分不清楚，教训是很大的，36岁当医生都不过关，从那儿以后我就比较刻苦地钻研基本功，也得到了更多的动力和责任。

　　[主持人]：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搞慢性支气管炎研究的呢？

　　【钟南山】：1972年3月份，那个时候我们的周总理号召全国搞慢性支气管炎的群防群治工作。说实在的，那个时候在医院里没有几个人想搞这个工作，因为慢性支气管炎没什么好搞的。革委会、居委会说钟南山你搞医疗什么都不太懂，就去吧，于是把我分配到慢性支气管炎防治小组工作，所以我对呼吸系统的防治研究是从1972年3月份开始的，现在已经32年了。

　　[主持人]：您既是有做临床的经验，同时也做研究，在面对很多问题的时候，您是不是因为有了这方面的经历，所以对问题能够提出很多的看法？

　　【钟南山】：我想是对的。不光是那段时间，而且大学毕业分配出来搞新专业的时候也搞了研究，这对我的帮助很大。在医疗里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愿意去深入地钻研，发现它的机制和原因，这对研究工作以及临床工作有互动的作用。

　　[主持人]：前不久我们在媒体上看到一篇文章，您提出如果再不采取措施的话，50年后食品安全将对人的生育产生很大的危害。这是您的忧虑，还是说一家之言？

　　【钟南山】：我从大气污染对肺癌的影响上提出这一观点的，因为大气污染会影响肺癌的发病率，食品的防腐剂还有食品结构的改变造成现在中国人肝癌、肠癌的发病率越来越高。同时，由于很多食物或者植物里加一些促生长的激素或者抗生素，其中有一些成份含有雌性激素，这些雌性激素对人会有比较大的影响。这当然是全世界的问题，但中国这个问题比较严重。所以，最近30多年，人类生殖能力比以前有很大的下降，以前是每毫升一亿精子为正常，后来改为五千万，现在降到三千万也是正常。实际上30年来人的精子数量比原来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我推测50年后人的生育能力就丧失了，这主要来自于我们对食物使用激素、抗生素、防腐剂的原因。所以，我强烈呼吁我们要建立一个食品安全法，就像国外一样建立非常严格的食品安全检验制度，使我们吃的东西能够有基本的保障。

　　[主持人]：为此您呼吁国家尽快制定《食品安全法》。

　　【钟南山】：《食品安全法》已经制定了，但是如何操作？目前这个机制是不完善的，也就是说现在没有一个很强有力的机制，商业部门搞商业部门的，农业部门搞农业部门的，卫生部门搞卫生部门的，必须有一个共同的措施，就像美国有个FBA食品药物管理部门，需要有一个很权威的机构，保证食品安全的检查、监督落到实处。

　　[主持人]：我们所做的很多工作都是因为我们经历过了，所以马上要采取一些措施，让以后不再发生。比如说“非典”，今年的禽流感疫情也来得凶猛，但是我们控制得比较好，您能不能简单地比较一下？

　　【钟南山】：SARS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控制得比较好，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在中国总共发生4例，这4例病情相对轻一些，传染性也不是很强，这跟病毒变异有关系，但是也跟我们的措施有关系。措施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我们国家提出了“四早”的方针，建立了一个很好、很健全的预警体系。“四早”就是“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实际上这4个病例里就体现了这个，4例里有3例是基层医生发现的，就说明基层医生都有了警觉性，一发现这个病人有些可疑，马上就隔离了，积极地做一些检查，检查以后就早报告。所以，我们这些措施比较及时地切断病毒在人和人之间的传播。第二个措施也很重要，现在发现“非典”很重要的传染源来自于动物，尤其是野生动物。在广州，果子狸这类食肉目猫科动物中体内含有很高浓度的SARS冠状病毒。野生动物在冬天比较兴旺，南方人在冬天吃野生动物比较多，所以在这个时候容易传染。我们今年发现的第一例病人是一个摄影记者，他分离出来SARS冠状病毒的片状和我们从深圳果子狸身上分理处的SARS冠军病毒片状有高度的同源性，所以我们采取了高度的措施，在五天之内就把果子狸养殖场封闭，包括禁止自养、禁止运输、禁止屠宰、禁止制作食物。由于采取了这么强有力的措施，我们今年没有发生大的疫情。大的疫情没有发生是不是说明这两个措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呢？我不敢完全这么说，但是我可以说这两个措施对保证今年没有发生大的疫情起了很大作用。因为对这样急性突发事件我们不能反复研究，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我们经不起疫情的爆发，所以我们要杜绝产生疫情的一切根源和传播途径。这是很重要的措施，制止今年的“非典”没有造成疫情。
　　至于你谈到禽流感，禽流感在中国去年年底、今年年初发生了大规模流行，现在的情况有两个方面：第一，我们国家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在疫区三公里之内全部家禽捕杀，五公里之内全部家禽免疫。这个措施初步看来很有成效，因为我们国家这么大，不可能像其他国家一样，一个地方发现，全部的家禽都捕杀。到目前为止，由于对禽类管理得好，到现在我们没有发现禽传人的病例。

　　[主持人]：您现在已经68岁了，按理说您早就过了退休的年龄，您还在卖力做工作，很多网友很关心您现在在做什么？

　　【钟南山】：因为这次非典里有我们关于治疗的几个措施，总结得不太够，我们现在正在和香港以及更广泛的地区共同来研究如何证实这些治疗方案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这是我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另外一个，在疫苗的研制方面和找传染源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当然我自己还在开展我的专项，就是哮喘和咳嗽的研究，这也花了很大的力量，我现在主要是做这些。

　　[主持人]：作为一个医生，您曾经说过搞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是最大的事情，您最后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谈一下，您如何认识一个知识分子、一个科研工作者在社会中的力量？

　　【钟南山】：以前在苏联经常有一句很有力量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我想这是有道理的。现在社会的发展，各方面是要靠科学技术的，科学技术里有自然科学、有社会科学，而掌握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人主要是知识分子。社会要发展，首先要经济发展，或者说真正体现“三个代表”首先要靠知识分子。所以，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的协调发展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我想知识分子做好本行的工作，也就是说这个领域里做好了以后，能够更好地体现“三个代表”。比如说我们看好了病以后，我们能够更好地保障人民的身体健康，实际上这是“三个代表”重要的内容，我是这么理解的。

　　[主持人]：在采访您之前，好多人认为是SARS让您成名，通过这次和您短短的30分钟面对面的交谈，我真正感觉到一个人的成功不是很偶然的或者靠运气的，您身上的人格魅力就在于您拼搏向上、对科学严谨的治学作风。很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剩下的时间我们将提问权交给网友。钟南山院士将继续在强国论坛和各位网友交谈，感谢大家的收看。

　　[网友]：您在多个场合下，说SARS危机不会再大规模爆发，请问您根据什么做出这样的判断？

　　【钟南山】：我想SARS危机不会再大规模爆发，我所说的不是SARS的病例不再出现，而是讲危机不会大规模爆发，就是说疫情不会大规模爆发。根据是什么呢？第一，SARS主要是来源于广东，在广东和中国采取两个非常得力的措施，第一是“四早”，意思是“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这个“四早”是防止人传人最有效的措施，这4例新发现的非典病人其中有3例是基层医生发现的，就说明我们防治非典的措施和做法已经深入人心。同时，没有发生更多的传染。第二个措施，根据目前SARS病毒很重要的传染源是野生动物，特别是果子狸，所以在广东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包括及时封闭了17个果子狸饲养场，及时的严格控制野生动物的市场，包括禁止自养、禁止转运、禁止屠宰、禁止食物的制作。所有的野生动物店都取消了对野味的供应，由于采取了这个措施，相信在制止动物传人的环节上会起到很大的作用。第三，今年SARS病毒可能会有一些变异，它的传染性会有所降低。根据这三个方面，我认为SARS疫情不会大规模的爆发。

　　[泉韵无声]：钟院士，据你研究，SARS是自然变异的还是人为制造的？我很想知道。谢谢

　　【钟南山】：去年5月18日我在西雅图做学术报告的时候，曾经看到美国报纸头版头条的一篇文章，认为SARS病毒是中国政府某一个制造生物制剂的单位制作的，不慎将SARS病毒漏了出来，造成自己遭殃。至今为止，我们没有任何人为制作SARS病毒的依据，要提出这样的看法只是政治上的需要。这个病毒可能是经过了若干年，与目前自然的变异有关系，其一是温度的变化，现在地球的温度增高，会有利于某一些微生物的传染；第二，由于近代的交通特别发达，全世界的交流越来越多，各种传染病交叉感染的机会有明显的增加。所以，我的看法是病毒变异以后和人的生态环境改变以后造成的，但是这个问题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我爱喝可口可乐 ]：今年“两会”期间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指出，3月中旬SARS在我国会得到全面控制，但后来就没有了下文，现在情况怎么样了？是否已得到“全面控制”？

　　【钟南山】：在“两会”期间，我曾经讲过3月中下旬SARS疫情有可能不会再来，我并没有提过是全面控制，我再一次提出，所有传染病少数的或者偶然发生的一些病例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关键是它的疫情会不会再来。我讲的意思是，假如我们各方面工作做得比较好，今年3月中下旬以后，SARS疫情不会再来。所以，现在不要提所谓全面控制，全面控制的意思是指没有一例发生，但是这不符合传染病的发展规律。

　　[网友]：“非典”疫苗的研制进展情况如何？有报道说，非典疫苗的研究已经进入了临床实验阶段，并称我国在SARS疫苗研究领域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您能否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钟南山】：据我了解，在中国非典疫苗的研制已通过了临床前阶段。所谓临床前阶段就是在大动物模型（恒河猴）研究上取得了成功，具体来说就是采用灭活的SARS冠状病毒疫苗给恒河猴注射，它可以有效的预防SARS冠状病毒引起的恒河猴肺炎的SARS病征。同时，也证明它是安全的。现在已在30例志愿者身上进行了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测试，所谓安全性就是看看它有没有副作用，有效性就是看注射了这种疫苗后会不会在血清里产生相应抗SARS的抗体。目前，这个工作正在进行。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在临床实验方面应该是走在世界前面的。但是，它能否通过一次实验就能取得成功，现在下结论为时过早，任何的疫苗都需要通过多次的实验，才能证实它的安全性。最后，如果遇到SARS疫情，这个疫苗的注射才能真正证实它的有效性。所以，不要在任何时候都提“我国在SARS疫苗研究领域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鱼缸里的鱼]：我国，科学家等专业人士一旦成为社会焦点，往往会无暇顾及自己的专业研究，对社会而言，您觉得这种现象是利大还是弊大呢？您觉得社会各界人士又该为此做些什么呢？

　　【钟南山】：这是我国的特点，当科学家等专业人士一旦成为社会的焦点，更容易被媒体和公众所关注，这样的话，他的时间就很难安排。所以，就我来说，我很难安排社会活动与个人研究的关系，我希望能够尽量减少社会活动，能够给我更多的时间进行研究工作，当前重点要研究几个我们所创造的治疗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这些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进行。所以，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希望通过媒体呼吁，减少科技工作者的社会活动。

　　[强国顺民]：钟院士，作为医生，医德当先。那么该如何建立机制，让有医德和技术的医生有好的收入？

　　【钟南山】：这个问题应该这么来理解，医德不在于单纯对病人的态度和对病人的同情，医德最主要的核心是解决病人的问题，也就是说医德好最终体现在能够更有效地解决病人的问题，医德好的人他会想尽办法钻研业务。所以医德好和医术好是一致的，一个医生不可能是医德好医术不好。目前来看，在许多地方医生不少，但合格的医生不多，这是因为当前一个很重要的机制没有健全，对于医生或者护士来说，需要有严格的考核制度，让合格的医生能够有更高的待遇和工资，不合格的医生早早离开这个队伍，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地建立起为公众服务的有效机制。

　　[论坛见习生]：钟院士：请问您觉得当院长和当医生哪一个更难一些？

　　【钟南山】：两个都很难，但是就我个人来说，当医生更难一些，因为当医生就要寻找更多的未知数，要做更多的钻研。当然，当院长也要寻找未知数，但是院长作为一名管理者来说，往往有更多的可以效仿和学习的地方，当院长很重要的是情商，能够做好协调工作、用干部的工作，而当医生更重要的是智商，智商有时候不太容易提高和解决。

　　[njhero]：钟先生你好，作为一位曾经工作在南京的科研人员请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南京留不住人才？巴金，袁隆平，钟南山，甚至女排新秀赵蕾蕾，都是离开后才成功的！还是南京目前暂时没有培养顶尖人才的土壤！？看看南京的电视节目，目前连一个科技创新节目都没有，不如安徽和河北，请问您还在南京的同学和校友现在的状况！谢谢！

　　【钟南山】：我并不是在南京学习和长大，我只是生在南京，之后就抗日开始了，随着家里到了内地，到了贵州，所以，这个问题我很难做回答。这种现象应该是一个偶然，我想不应该是有才能的人离开了才会成功，这要看具体的背景。

　　[网友]：您对于社会活动或媒体采访还是很注意控制的，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也拒绝过不少人或事吧，您觉得他们会在背后骂您“架子太大”或别的什么吗？您想对那些被您拒绝过的人或单位说些什么呢？

　　【钟南山】：有的，留下的是遗憾，因为我知道媒体和有一些单位，他们想采访我，他们也是为了工作，他们也是为了让读者或者听众能够了解更多的情况，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但是，由于我个人的精力和时间有限，我不可能全部满足，所以我想留下的是遗憾，我只能说对不起他们。

　　[戈壁滩]：我们今后应该如何面对世卫组织对我们的监督，甚至是指责、批评；如何面对社会组织对我们的监督，甚至是指责和批评？

　　【钟南山】：和世卫组织接触后，我有几个体会。第一，这些官员是很负责任的，他们急迫地希望能够把中国的情况搞清楚，共同来解决人类疾病的问题。但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他们对中国的国情有时不够了解，比如说这次4例新诊断的病人，他们也曾认为他们知道的比较晚，但实际情况是这些病人的症状不典型，他们没有传染性，我们进行了很多实验室的检查以后，还需要一些其他部门和国家还进一步证实。在这样的情况下，对诊断有一些托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隐瞒或者说有意拖延病情。第二，比如说在去年SARS流行阶段3月—4月份，我们实际上在3月初已经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了广东在2月底出现了不明原因的“非典”，但是并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直到3月份在香港和越南出现疫情的时候他们才注意。所以，就因此认为我们不及时报告，这样是不公正的。第二个体会，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有一些知识是很贫乏的，他们并不是专家，所以不要一概而论。有一些确实是很好的专家，有一些是一窍不通的，所以跟他们谈的时候，把他们当成专家有时候就会误导，在我们面对他们的时候也值得注意。

　　[戈壁滩]：你屡次在危机和大家对疫情缺乏把握的情况下大胆发言，对扭转局势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作为医生是什么使你敢医敢言，勇于承担责任，勇于担当重任，你对广大的医务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的希望是什么？

　　【钟南山】：在危机和大家对疫情缺乏把握的时候大胆发言，首先我所面对的问题不是一般的学术问题，而是生与死的问题，在生与死的问题上是不能含糊的。比如说对“非典”病原的问题，当时曾经提出是衣原体，但是衣原体是很容易治疗的，曾经认为采用足够的两周的治疗是能解决问题的，但是从我们的经验发现，假如对有一些病人拖延医疗，采用抗衣原体医疗拖两周，会导致更多的死亡，在这种生与死面前，作为医生是不能不保持沉默的。另外一个，大胆发言不是没有依据的，我主要是集中了多数人的看法和智慧才能够提出这样的看法。第三，大胆发言在于突发的传染病事件面前不可能犹豫，当你对一件事情有了一定的依据，但还没有充分把握而需要你表态的时候，就要敢于负责任，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犹犹豫豫，就会使很多的人不按我们的想法做，就会导致更多的死亡。

　　[吉安]：南国国手镇非典名贯全球，山风风采扬中医养怡九洲，今闻先生即日做客强国论坛，感先生为国为民造福之大智大德，为我中华之国医之博大精深，特作此对相赠送。

　　【钟南山】：吉安先生，谢谢你对我充满激情的鼓励，但是我想更多的是时世造英雄，也就是在当前神州大陆有很多很多像我这样普通的医务人员，当遇到真正的疫情当头的时候，他们都会站出来做出应有的回答和做法，不管是搞心脏研究的、搞神经研究的、搞胃肠研究的、搞肝脏的，当遇到急性突发事件的时候，这些领域的人都会有代表人物出来说话、出来坚持真理的。

　　[网友]：请钟院士谈谈中草药在“非典”期间所起到的作用以及西药在治疗“非典”时期所产生的副作用。

　　【钟南山】：中药在“非典”的治疗中起了很重要的辅助作用，特别在早期使用，已经证实能够缩短病程、减轻症状，特别是气促和乏力，可以使得病人的肺部浸润灶更早的消散，所以，更好地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是一个很有前途的治疗方法，而这个方法已经为国际上所肯定。西医的治疗是有副作用的，比如皮质激素，用过大的剂量会造成继发感染，有些会造成股骨头坏死。所以，应该针对病情，吸取中西医的特长来进行治疗。

　　[白身]：很敬佩钟院士长年累月的坚持锻炼身体，请问您有没有感到不想再练的时候，您又是怎么克服这种感觉的。

　　【钟南山】：我从小就喜欢锻炼身体，也是从五六年级开始一直到现在，现在还经常打篮球、游泳、打羽毛球、跑步。当然，现在时间少多了。我觉得锻炼身体和吃饭一样，吃饭不可不吃，身体锻炼也不可抛弃，这与我能够在SARS期间承担繁重任务有很大的关系，锻炼身体、参加体育比赛使我有三个最大的体会：第一，力争上游，也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不服输，不要落后，这个在我日常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力争上游是我的行动的准则；第二，是高效率，我在运动场锻炼一年两年就为了快零点几秒而努力，为什么在工作和学习中不珍惜那一分一秒呢？第三，团对精神，特别是打篮球、踢足球都是靠一个团队才取得成绩的，所以我们在事业上，在开展研究中，开展防治中也需要发挥团队精神，这是我在体育锻炼中得出的三个最重要的体会。

　　[雨曦晴]：钟院士，您已经68岁了，怎么看上去好年轻呀？请问您平常的养生之道是什么，能不能公布出来惠及全体国民？

　　【钟南山】：我的养生之道主要有三条：第一，喜欢运动，人体除了水分以外，肌肉占了80％，假如肌肉不运动的话，怎么能够改善新陈代谢呢？第二，万事不要埋在心中，而要表达出来，不管是喜怒哀乐，因为一个人压抑是最摧残身体的，只要把感情表达出来，就会对身体健康有好处。第三，不要吃得太饱，一般吃70％—80％就够了，如果酒足饭饱，对人的消化系统和代谢系统摧残是很大的。我用裘发祖教授的几个字概括我的精神境界，“做人三乐”，分别是知足长乐、自得其乐、助人为乐。知足长乐，虽然应有一个高要求，但是达不到也不要丧气；自得其乐，是自己做的一些工作，从中取得乐趣；助人为乐，就是说不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现在有一些研究证明，当你帮助人时，使人因为你的工作得到了裨益，当别人感到很开心感激的时候，你自己的心情也十分愉快，这个时候产生一种特殊的生物活素，能调整血压、调整精神，这不是唯心的，所以为什么当今世界很多护士、修女、和尚活得这么长，就是他会助人为乐。

　　[黎莘]：“白求恩奖章”对你的意义是什么？你的理想和追求是什么？现在距离你的理想还有多远？你打算如何实现你的理想和追求？你考虑过失败或失误吗？比如SARS期间，判断失误的后果你想过没有？

　　【钟南山】：毛主席提出来白求恩的精神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但是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当利益产生冲突时，考验一个人怎么对待。一个人精神高尚，首先是考虑集体的利益，在实现了集体利益之后，他才能够实现他个人的利益，这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含义。所以，我的体会是有一个大我，有一个小我，白求恩精神就是体现在先解决大我、小我也就能解决上。“白求恩奖章”里另外一条是对技术精益求精，我对此是非常推崇的。我再一次说，一个医生的医德好，最重要的是体现在解决病人的问题上，其关键就是能对技术精益求精，我只是向这方面努力，但你的问题是差距有多远，对我来说可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不周天]：钟先生，您去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国内科学家受到体制的制约，很多实验没办法做，结果让一些本可以由中国人首创的科技成果让外国人抢了先。现在一年多过去了，这种体制上的弊端是否有了改进，您是否在其中发挥了作用？

　　【钟南山】：我想的确是这样，我们国家的一个块块管理，会使得我们的研究工作受到很多制约，比如说对SARS，它涉及到病原学、流行病学、诊断治疗等方面，这些都需要搞基础研究、流行病研究、临床研究的人共同协作。但是，我们这方面一开始的协作并不好，有临床标本的人不会做病原学研究，会做病原学研究的人拿不到临床标本，这就大大制约了我们学科的发展。经过了一年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我们国家成立了“非典”防治科技攻关组，协调全国的资源。广东省也成立了“非典”防治领导小组，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应该说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另外，有一些科技成果让外国人抢了先，这也是体制不健全的弊病，但是我们的改进也是显著的。比如说《SARS期间冠状病毒的分子生物学演化》这篇有极高科学价值的文章，就是由包括北京、上海、广东、香港、芝加哥等地15个单位共同完成的，这就是大协作的结果；这篇文章能在上个月的《科学》杂志上全文发表，也是大协作的成果；比如说有关动物到人的传染源，也是由广东省和香港共同协作的成果。所以，应该说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山西好人]：科研经费的分配存在哪些缺陷，院士造假情况您如何评价？

　　【钟南山】：关于中国科研经费的分配，我的看法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国家一些重点的攻关项目，涉及到国计民生；另外一方面，有相当一部分有自由选择的项目，目前我们国家也有，但是我认为还不够，应该让这些有自由选择课题的有比较大的空间，这样的话会鼓励一些有创作灵感或者在科研工作中很有苗头的一些研究项目得到支持。我不认为院士造假是一个风气或者是一个严重问题，我不知道你所提的院士造假是指申请院士造假材料还是说院士本人的一些造假，据我在工程院了解医药卫生部的院士本人造假的情况极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比较多的是一些学术观点的问题，而不是说有意的造假。

　　[猪美人]：钟院士，你好！我是《人民日报》华南分社的记者张乐人，现在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在去年的抗“非典”战争中，您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帮助，在此再次表示感谢。现在我想向你提一个问题，对个别医务人员收受红包的问题，您觉得应采取哪些办法来根治，谢谢。

　　【钟南山】：收红包的现象的确存在，特别是比较基层的单位，这中间体现了老百姓或者病人希望对医疗工作有一个比较好的治疗和服务，他们采用这种方法来表达，这是占多数的，真正索取红包的是少数的。但是我有这么一个观点，假如说经常收受红包，那么思想会有变化，特别是对一些不给红包的人，就会有不同的态度。所以，收受红包本身是错误的。对收受红包的根治方法，我想很重要的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严格考核制度，对一些合格的医生，应该给予较高的待遇，比如在很多国家，一个医学院毕业的医生和普通工学院以及其他学科毕业的，在毕业后待遇就有不同，比一般大学毕业的待遇高三分之一以上，有了高待遇就起了高薪养廉的作用，也就是说对不合格的医生，就应该淘汰，这样保持数量少，但是质量很高的医生，对他们给予高待遇。第二个方面，要建立严格的收受红包的检查和处理制度，在这方面，据我所知在英国和美国，甚至在台湾地区，一旦发现收受红包，其处理是极为严格的，或者是降级或者是开除公职，这方面我们也应该学习。

　　[网友]：最近一年，您获奖甚多，包括这次来北京也是领“白求恩奖章”，您怎么看待名利与科研的关系。这些荣誉是不是都是“非典”带给你的？

　　【钟南山】：你说的对，最近这一年获奖很多，包括精神上和物质上的，但首先一条，这些奖不是我去要的，而是社会给我的，给我的奖越多，我的负担就越大，包括这一次到北京接受白求恩奖。科研工作是需要有名利驱动的，科研工作我们要为中国争名，我们要为我们的团队争取更多的经费，这都是名和利。但是，假如更多的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那就会脱离群众。此外，这些荣誉有一些是“非典”带来的，并不是全部。

　　[网友]：得知您是全国政协第八、九、十届委员，您在参政议政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了，请问今年的“两会”，您重点提出了哪方面的提案？

　　【钟南山】：今年“两会”我重点关注的问题是：第一，关于国家对医疗保健的投资问题，这次温家宝总理所谈到的科学发展观，其中提到了非典疫情集中反映了我们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协调问题，我非常同意。我们很重要的议论课题是，作为国家如何把群众最关注的社会问题更好地重视起来和增加更多的投资，我们国家卫生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在全世界194个国家中排188位，这就说明卫生资源的配置是很不平衡的，而且卫生的投资是很少的，这样我们很多大的医院、有名的医院基本上是属于国有民营式的，换句话说，医院是国家的，但是医院的生存要靠自己经营，国家所给予的支持只能够维持一个多月，其他的要靠自己去经营，讲经营，就要使很多医院采用企业式的经营方式，就需要有利润，就需要有商品经济，这样造成了很多现象，造成了看病贵的现象、大撒网的检查和不必要的治疗。我们很多医院院长主要的精力是防在如何维持和提高医院的收入，而不是主要放在如何提高医疗质量和改善医疗态度上，这是体制造成的。所以，目前所讲的所谓的医疗腐败现象正是混淆了我们的体制不合理和医德、医风存在问题两个方面，把所有的看病贵都归罪于医德医风低下是不正确的。所以，我重点的提案以及建议是关于如何合理的配置资源，在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指导下更多地给予卫生保健以扶持。第二个谈得比较多的是医学教育问题，特别是高等医学教育，现在对大学生的扩招比较多，但是由于设备、条件、师资跟不上，所以扩招带来了明显的医科学生质量的下降。我的指导思想是与其培养大量的不合格的医生，不如培养少数思想好、业务好的医生，所以我对医学院的大量扩招是有所保留的。

　　[网友]：钟院士，比照美国人处理MonKEYPOX时，CDC率先声明，本病临床无法治愈和我国对SARS可防可治，您个人有什么看法。

　　【钟南山】：我没有遇到过猴痘的病例，我没有什么发言权，但是，在我没有对某一个没见过的病进行诊断和治疗之前，我从来就不相信这个疾病是不可能治疗的，事先给予它不可治疗的判断未免过于武断，我的看法是，对很多危重病人的抢救从来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换句话说，除非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抢救，不成功我才放弃，否则的话，我从来不会说什么疾病是不可治愈的。

　　[强国广告代理]：请问钟院士，同SARS比，艾滋病在我国的传播已非一朝一夕，而且正从特定人群向一般人群蔓延，为什么不能借鉴防治SARS的经验，发动一场剿灭艾滋病的全民战争？

　　【钟南山】：艾滋病的发病人数远远比SARS高得多，死亡病人也多得多，我完全相信通过对“非典”的防治，很多经验是可以应用到艾滋病的防治上去的。我们现在正在打一场剿灭艾滋病的全面战争。昨天，由国务院牵头召开了一个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会，我看对一个传染病以国务院的名义召开会议，这是空前的，也看出了政府对这种危害人民健康的传染病急性病的重视。所以，你的问题是对的，我们完全可以借鉴防治SARS的经验，对艾滋病的防治采取更多的措施，特别从政府的层次来采取措施。

　　【钟南山】：这是我第一次和网友们见面并促膝交谈，我觉得这个方式很好，能够把我的思想和看法比较真实的反映给网友们，而不需要做什么修饰。在这次访谈中，我注意到网友们通过SARS这个急性、突发性疾病，谈到了很多有关社会问题、道德问题，当然也涉及到一些技术问题和对疾病防治的问题，我的体会是，的确对这类突发性的疾病不是一个单纯卫生系统的问题，而是涉及到全国人民各个行业方面的问题，也涉及到我们国家是否把老百姓的疾苦放在第一位的问题。我对人民网强国论坛的交谈形式十分感兴趣，我也相信这是老百姓关心国家大事以及反映你们心声的一个重要的桥梁和武器，希望能够更多的与你们交谈。各位网友，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