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是近现代国家间竞争的重要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政治是技术问题的本质。有人不同意这种将技术问题与国家间政治问题联系起来的观点，认为技术问题本质上是财富增长问题，但历史的逻辑是：国家强盛的主要动力并不是技术和财富的增长，而是技术和财富在国家政治中的有效运用。

古代中国不仅是当时世界财富而且是世界技术增长中心，且不说对世界进步发生重大影响的“四大发明”原创于中国，即使是在科学理论上，中国也在许多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那时候中国的财富是非常丰裕的，中国的工匠技艺也巧夺天工。但那时富裕的中国人讲究的是养生和“玩”消费：玩鸟，赏古玩，店内写“莫谈国事”，当时中国所缺的就是国家意志。这些并未保证中国财富和技术能力的持续增长，这些财富和技术能力随西方暴力侵入而丧失。

相反，在西方，战略产业的兼并重组与国际竞争从来不是市场调节的自发行为，其后都有政府和军方的人为扶持和支持背景。有研究显示，世界最大的100家企业的成长与政府扶持有很深的关系。其中，至少有20家是或者曾是国有企业，或者是由政府直接出面组建的部分国有企业。至少有23家直接从事与国家安全和国际政治紧密相连的石油工业，至少有11家靠曾经由国家垄断的通讯产业起家。至少有75家的成长直接受益于历次战争中的政府订货，至少有20家企业，曾经被政府从破产或被兼并的边缘挽救过来。

民族特质是科技大国形成的基础

历史同样表明，在拥有同等的军事力量的条件下，只有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都保留其民族特质的大国，才能赢得和较久地保持世界科技增长的中心地位。独立完整的主权、统一的民族市场和有独立研发能力的国家战略产业，则是支撑国家的民族特质的三大支柱。国家主权是技术产权的政治保证；民族市场是孵化和实验技术，尤其是国家战略性技术的基地；独立的研发能力是保持国家科技，尤其是战略性科技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的最基本的前提。

全球化的进程，同时也是资本国家化和国家资本化分裂式并进的过程，前者是欧美国家走的国家主宰资本的自主道路，后者是拉美国家走的资本主宰国家的依附道路；前者是“融”入全球化，后者则被全球化所“溶”入，一字之差，命运却判若云泥。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悖论就是：通过民族国家道路崛起并成为资本中心的国家，在其资本扩张中总试图削弱资本外围国家的民族特质；而外围国家也正是通过强化其国家民族性而崛起并强力挤入资本中心。19世纪上半叶，法国科学技术水平赶上英国，19世纪后半叶，德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又赶上法国，20世纪后半叶，美国又取代德国成为世界科学技术的增长中心。而造成技术增长中心连环移位的关键原因，并不在于法、德、美等国的“全面开放”，而在于其政治经济在开放中保留其民族特质。

以美国为例，18世纪的独立战争和19世纪的南北战争为美国争得了独立主权和统一的民族市场，为美国未来的世界科学技术中心地位奠定了基础。华盛顿在就职的当天，特意穿着国产布料制成的服装，这“使一切后继者，一切后来人的立法者，获得一次深刻的教训，告诉他们怎样才能够促进这个国家的福利”。1820年到1902年，美国制造业产品平均关税税率从40%猛增到73%，这远远高于当时其他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优势地位确立后，美国关税税率才大幅下调到44%。如果美国人没有勇气建国，继而没有勇气在反对英国的霸权中强力保护本国的民族产业，而是走今天的拉美道路，依附于英国资本，那么，20世纪的世界科技及其利用中心的地位绝不可能降落到美国。

高投入不代表高竞争力

目前在科技研发中我们比较多地强调科技投入，一些西方学者提出统计数据，以说明“研发经费投入过低”是我国科技落后的重要原因。但我们恰恰忘记了科技产品交易中还存在着的制度成本因素。在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度中，长期形成的产权制度使其交易费用占据了科技产品价格的重要部分。换言之，不同的产权制度下，其知识产权会有不同的成本和价格；产权私有化程度越高，其科技产品的交易成本就越高。然而，有一点我们必须看到，高成本的科技产品往往是缺乏竞争力的。

在建国的头几十年，中国在资金投入远不如西方的条件下，科学技术却获得了难以想像的大发展。在基本没有私有产权交易的条件下，中国不仅将许许多多像钱学森这样流散在海外的优秀科学家感召回国，而且国家在建设之初就获得了科学技术大规模利用的条件。也正是因为中国另辟蹊径，中国才以西方国家不曾有过的速度，建成了由一系列战略产业为支柱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与中国相反，印度独立之初保留私有制度，结果造成国家现代化因其成本尤其是其中的产权交易成本过高而步履维艰，其发展速度落后中国二三十年。

随着中国步入独立自主的国家发展道路并由此崛起后，西方发达国家又引导中国等国家遵守连他们自己也不能绝对遵守的规则，要求你用几乎是天价的成本进入种种“国际经济组织”，按所谓“国际化标准”自我约束。而另一方面，他们却不按自由贸易的原则兼并和整合本国战略产业，降低本国交易费用以提高竞争力。因此，我们脑海里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不仅要看到发展与科技投入的关系，更要看到科技投入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关系。在鼓励科技进步的过程中，中国应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制度体系。

中国不能做西方的技术“奶牛”

科技资源的利用要为国家利益服务，同时也要靠国家利益，尤其是国家战略利益来拉动。正如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科技成果虽多却只是为西方大国服务的科技“奶牛”一样，如果没有民族战略产业吸收，我们每年统计的“专利申请量”等数据，只能是一些昙花一现的果实而不是树木本身。这里所说的“树木”指的就是以国家战略产业为核心和依托的原生性生产力，而不是靠吃外来“补药”长出的表面浮财。

科技战略的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以中国之“实事”，研究中国科技发展之“是”，应是我们研究中国科技利用战略问题的基本方法。研究全球科技资源的利用，不能不结合中国科技需求的特殊性质，不能泛泛地谈论世界科技需求的一般趋势，而不谈中国科技需求的特殊趋势。

在笔者看来，近中期中国科学技术资源的研发和利用，按轻重缓急，将受国防、能源和生态三大领域的需求拉动。首先，国防工业属于战略产业中最核心、最具政治性而非商业性，因此也难以通过贸易完成的部分。更重要的事，台湾问题形势逼人，把我们逼到非自主和快速发展国防工业则不能有效制止“台独”的关口；同时，中国经济对海外市场和资源的依存度的日益提高，又把我们逼到非提速推进军事，尤其是海军的现代化则不能保卫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的地步。

其次，近些年的快速发展给中国带来的另一急迫问题是资源，尤其是其中的能源安全问题。中国能源需求对外依存度迅速扩大的原因不在于中国能源总量不足，而在于石油、天然气等清洁高效能源的严重短缺。而国际油气资源进口上游地区，基本又为美国等西方海权大国所控制，这种控制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又进一步强化为经济垄断。在资源问题上西方走的是一条海军保障进口的道路，对目前海军较弱的中国而言，大概在近中期内只能走一条技术增长逐步替代能源进口增长的道路。最后，生态技术也十分关键，说到底生态技术是关于协调生命与环境关系的技术。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后果如果成为毁坏本国人民利益，尤其是本国人民的健康利益的原因，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及相关的科技发展就是失败的。在这方面，中国面临的威胁亟待缓解。